序

2018年9月30日，我和黃桂田校長一起來到山西大學工作。傍晚我們在校園散步，直覺這所百年老校的學術氣息不濃，因為看到的布告欄上基本上貼滿了報考研究生和公務員輔導班的信息，既說明學生們的好學求進，也說明學校難以留住優(yōu)質的本科生生源。

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名言。其實誰都知道大師對于一所大學意味著什么。大師代表著學校整體的學術水平，大師代表著學生培養(yǎng)的雄厚基礎。但是大師何來？經(jīng)費和空間固然是需要的，但不是首要的。一所大師云集的大學，一定要有良好的學術氛圍，具有精神的感召力。說：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F(xiàn)在中國的大學普遍缺少一種精氣神。西南聯(lián)大的校訓是剛毅堅卓，民族危亡之際，西南聯(lián)大的教授甚至要擺攤補充生計，這所窮的大學卻成就了中國教育史上難以企及的珠穆朗瑪峰。現(xiàn)在的大學為了招攬人才，紛紛競出高價，給出優(yōu)渥的待遇，這樣的狀況發(fā)展下去，廣大的中西部地區(qū)的教育勢必越來越落后。

大學是社會的良心所在。我理解的大學，首重其精神。

山西大學創(chuàng)辦于1902年，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輝煌。但是，現(xiàn)在的山西大學既不是985、211，也還正在利用部省合建的契機，全力爭取成為雙一流高校。面對山西大學的現(xiàn)狀怎么辦？窮應思變，變是要從點點滴滴做起的。

學校教育重在學生培養(yǎng)。如何能夠讓山西大學的學生得到優(yōu)質的學術資源，有機會學習到高水平的課程？現(xiàn)有的課程設置不能夠輕易變動，于是我想到了利用講座的形式豐富同學們的學習內容�，F(xiàn)在的學術講座很多，不過成系統(tǒng)的講座少。提到考古學的系統(tǒng)講座，自然會想起1984年秋張光直先生在北京大學考古系所做的九次演講。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起與西方學科交往基本隔絕，而六七十年代西方在考古理論和技術上都有許多變化，因此，張光直先生的講座在當時引起很大的轟動，結集出版的《考古學專題六講》隨之風靡全國，成為當時國內為流行的考古學讀物，至今也不斷再版。這本書張光直先生稱其為一籃子大雜拌，組成雜拌的各種原料，其實都是張光直先生對相關問題的系統(tǒng)思考，可以說是他對中國考古學的總體認識。我想對于山西大學的本科生來說，不僅僅是聽一些講座，見一些考古學界的名人，學生們更需要有相關學科的系統(tǒng)知識，于是就有了山西大學中國考古學六講的計劃。我設想的這個系列講座，至少要在時間上涵蓋從舊石器時代到宋遼金元明清，也就是通常說的考古學的幾大段，有可能再進行青銅、陶瓷、玉器、科技考古等專題講座。在內容上，通過六講把前沿的研究、系統(tǒng)的知識傳授給山西大學的師生。

山西大學的考古專業(yè)創(chuàng)辦于1978年。但是，山西大學的考古課程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就已經(jīng)開設。1952年，為適應新中國文化事業(yè)快速發(fā)展的需求，中央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聯(lián)合在北京大學舉辦了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山西大學歷史系派康秋泉先生前去學習，康先生在結業(yè)后擔任全系的考古學通論課程教學，并在教學之余為系里征集了不少文物，為以后的文物陳列室奠定了基礎。1978年山西大學考古專業(yè)開始招生的時候，李壯偉、傅淑敏、王鴻玲、康秋泉、李裕民諸先生均在北大學習過，可以說山西大學的考古專業(yè)從創(chuàng)辦之初，就與北京大學有不解之緣。我希望通過六講系列能夠讓山西大學的學子接觸到考古學界各方面的優(yōu)秀學者，但是，萬事開頭難。我是在部省合建山西大學的大背景下來到山西工作的，所以延請授課老師，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大學，并且很快確定了請劉緒教授來講講。網(wǎng)上有一篇文章，題目是劉緒：北京大學考古系的好人。劉緒老師是山西人，1983年就任教于北京大學考古專業(yè)，長期在山西曲沃的天馬-曲村從事田野發(fā)掘，與山西有很深的情緣。由他來講講是不二的人選。我在調回北大工作的時候，他還擔任學院的黨委書記，我當院長之后，面臨著許多困難，因此很希望劉緒老師能夠退而不休，我對劉緒老師說，您是定海神針，有您在，我就不怕。劉緒老師也真是退而不休，承擔起整理蘇秉琦先生日記等繁重的工作，每次看見他瘦削的身影，我都能夠體會到什么是精神的魅力。

于是有了這個系列的講座，有了這個書系。感謝山西人民出版社在資金和出版上給予的支持，相信在大家的支持和我們的努力之下，山西大學的考古專業(yè)一定能夠有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