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十五軍的長征
　　程子華
　　從瑞金到鄂豫皖
　　我在“紅大”學習不久，鄂豫皖省委派宣傳部長成仿吾經上海到瑞金，向中央匯報工作，并要求派軍事干部到鄂豫皖去。中央決定派我去。1934年6月，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和我談話，他說：當前在鄂豫皖地區(qū)，敵人用碉堡、封鎖線，以“駐剿”和“追剿”部隊對我交替地攻擊、堵擊、追擊，把我根據地壓縮分割成小塊。根據地縮小了，紅軍不斷傷亡，難以得到人力、物力的補充。如果繼續(xù)削弱，以至被消滅，那么根據地也就沒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他說：中央決定紅軍主力要作戰(zhàn)略轉移，建立新的根據地。這樣，部隊才能得到發(fā)展。把敵軍主力引走了，減輕鄂豫皖根據地的壓力，留下的部分武裝就能長期堅持，也就能夠保存老根據地。周副主席講如何建立新區(qū)時指出：根據地要選擇在敵人力量較為薄弱的地方；我黨在群眾中有較大的革命影響，或者是那里的群眾容易爭��；地形要便于我軍作戰(zhàn)；另外，還應該有比較豐足的糧食和其他物質條件。周副主席考察分析形勢和前途是這樣的清晰，他對鄂豫皖根據地人民和紅軍的深切關心，他對黨和革命極端負責的精神，成為催我前進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在他對鄂豫皖根據地和紅軍的戰(zhàn)略指導下，紅二十五軍實行戰(zhàn)略轉移并取得了勝利。這是周副主席領導我們反對消極、被動、單純防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光輝范例。
　　寫到這里，我想插一段往事。1975年，我在中央黨校讀書班結業(yè)后，住在那里等候分配工作。這時成仿吾是黨校顧問，就住在附近。有一次我倆談起1934年那段事情，他講道，1933年夏，他從鄂豫皖到了上海后，找不到黨的關系。他想起了魯迅先生，估計他可能是黨員，就到北四川路內山書店去找內山完造。內山完造與魯迅關系很深。他找到內山完造后，就說有要緊事情必須見魯迅先生。內山完造說：你過兩天來聽信吧。兩天后內山完造告訴他說：明天下午你到四川路咖啡館去，魯迅在那里等你。仿吾按時到了那家咖啡館，見魯迅和茅盾一起在那里喝咖啡。仿吾坦率地講了自己從鄂豫皖蘇區(qū)到上海，有要緊事通過上海黨找黨中央，問魯迅能不能幫助聯系。魯迅說可以。這樣仿吾才找到了黨的關系。我為什么要寫這一段呢？因為不少人看魯迅的《而已集》、《三閑集》，只知仿吾、魯迅筆戰(zhàn)激烈，關系不好。上述事情可看出，他二人雖有筆墨之爭，但在有關黨的利益之時，仿吾毅然找魯迅，魯迅先生也毅然幫仿吾接上黨的關系。這種以大局為重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1934年5月中旬，敵人已占領廣昌。我離開瑞金，由交通員帶路，離開蘇區(qū)。因敵情嚴重，在白區(qū)我們已不能在白天趕路，夜間也只能走山路小道，避開村莊，白天在山上草棚里睡覺、吃飯，比以前那次我從上海進蘇區(qū)艱苦多了。我們到大埔縣后，坐小火輪到潮州，再坐火車到汕頭，又乘船到上海。由鄂豫皖省委派在上海的交通員石健民同志帶路，乘船到漢口。我在報上看到參加大冶兵暴的郭子明，當時任湘鄂贛部隊參謀長，作戰(zhàn)犧牲，劉振山任鄂東南獨立三師師長，在木石港作戰(zhàn)犧牲了。我們一塊在國民黨軍隊做兵運工作，一塊參加大冶兵暴，使我感到分外悲痛。我在報紙上還看到在紅軍大學和我同班學習的龔楚和孔荷寵叛變投敵的消息。我痛恨他們在革命遇到挫折時的無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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