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中的“異鄉(xiāng)”:近代四川的文化、社會與地方認同》：
　　然而，“實”若不能保，“名”也可能隨之流失。一般情形下，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國家之名是由中央“壟斷”的。然國家既由地方合成，在中央無實力“專斷”的情況下，由于物質資源控制在地方手中，反而使得地方比中央更有實力運用“國家”這一象征資源。更重要的是，這種“僭越”行為卻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民間的贊同和中央政府的“容忍”，在在表明那一時期“國家”在人們的認知和實踐中的多歧性。就我們的論題而言，最能表現這一點的，是國立成都大學的興辦。
　　成都大學這個名稱，原系1924年起接任高師校長的傅振烈（1893—1972）提出，其意圖是借此將高師升格為大學。高師升大本來是高師學生和四川地方社會所歡迎的，但問題是，傅振烈的建議是要把高師變成一所普通大學，而不是很多人所期望的師范大學，這樣一來，等于斬斷了高師系統(tǒng)，使得原本在四川教育界占有極大勢力的“高師幫”無所依存，因此，它遭到了不少學生和畢業(yè)生的反對。
　　此議提出不久，傅氏即因其背后的支持者楊森敗出成都而被迫離職。繼楊森之后控制成都的四川善后督辦劉湘卻對成大的牌子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26年初，在他召集的四川善后會議上，通過了成立國立成都大學，年撥國稅鹽余60萬元作為經費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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