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美國以獨特的國家特性處理世界政治，這種國家特性反映了國家間體系、美國地理位置及其豐富的自然資源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要求。歷史分析表明，持久的文化價值觀及其對國家認同、敵友界定的影響如何進一步改變著美國的對外政策。作為“不同意義的歷史傳播模式”，政治文化往往體現在民眾的國家認同感中。這些觀念有自己的作用，無法還原為物質利益與制度架構。
　　美國政治文化深深地根植于其建國的時間與地域，總是塑造著其對外事務觀。17 世紀初歐洲人開始在北美定居，致使信奉“新世界”宏愿的領導者擺脫了歐洲的政治與精神外衣。美洲殖民地的最初的發(fā)展恰逢強調理性、經驗主義與個體自由的啟蒙時代。新獨立的美國與歐亞大國之間遙遠的距離也有助于貫穿于美國歷史的國家“例外論”的形成。
　　這些社會力量界定著美國對外政策的路徑。這一“國家特性”的關鍵在于，無政府狀態(tài)且易于沖突的國際體系與美國人所廣為信奉的規(guī)范性價值觀（如個體自由、代議制政府、自由市場、民族自決）之間的張力。由于這些價值觀的塑造，美國對外政策演變?yōu)橐粓龅赖逻\動，不僅為了保護美國利益，更為了挽救正在自我毀滅的國家間體系。兩個目標往往被視為是相關的：一個更加民主的世界將會更和平，而且美國只有在這樣的世界中才會真正地得到安全。這種道德觀集中體現為托馬斯· 杰斐遜所信奉的美國“自由帝國”、1917 年伍德羅· 威爾遜讓世界“因民主而安全”的誓言、1983 年羅納德·里根對蘇聯集團“邪惡帝國”的描述。2001 年恐怖襲擊使美國更將世界政治視為善惡的沖突。
　　美國對外政策觀的獨特性也體現在另一種沖動中，即美國領導人使美國超脫于全球外交，按照美國人的意象重塑世界。這種語境中的超脫并不等同于孤立。孤立一詞意味著與外部世界的分離，往往（而且錯誤地）用以定義美國早期的對外政策。相反，超脫（detachment）意指一種普遍存在的感覺，即美國應該積極參與全球商業(yè)，但要與其他國家保持“盡可能少的政治聯系”。這是喬治· 華盛頓總統(tǒng)在其《告別演說》中所建議的立場。近年來，這種超脫呈現出幾種形式，包括20 世紀90 年代末美國國會對聯合國的抵制、小布什政府的單邊行動、對國際法選擇性尊重的偏好。在公民社會中，這種超脫感反映在忽視世界歷史與地理的小學教育體系、長期以來公眾對全球性問題的錯覺以及商業(yè)媒體新聞中。甚至當美國在冷戰(zhàn)后獲得史無前例的地位時，新聞媒體減少了對全球問題的報道。
　　民主理論認為，公民在對外事務中有發(fā)言權，對此他們也完全知情。然而，大多數美國人似乎沒有準備好肩負起這種責任。公共輿論調查表明，僅少數美國人能夠叫出國會議員的名字、了解世界地圖上的重要國家或認出對外政策重要決策者。他們對當前事件的錯覺抗拒著正確的新信息——例如，2004 年8 月，半數美國人認為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 侯賽因“向基地組織提供了實質性支持”，然而，3個月后“9·11”事件委員會正式反駁了這一聲明。這些調查的結果證實了超脫感深深地根植于美國政治文化。
　　與此同時，美國對外政策決策者從歷史上證明了美國的進取精神源于其所信奉的“例外論”。美國的西進運動被視為其“天命”的例證，這后來推動美國進入了東亞。西奧多· 羅斯福宣稱，美國是“國際警察”，維系著拉美的和平。二戰(zhàn)后，美國政府尋求通過新建的聯合國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使其政治與經濟價值觀全球化。冷戰(zhàn)的勝利迫使比爾· 克林頓總統(tǒng)將民主“擴展”視為其國家安全戰(zhàn)略的關鍵。從超脫到融入全球事務，這種怪異行為對世界超級大國而言似乎是與眾不同的。但是，這種行為模式與美國對外政策特性完全相一致。
　　當今美國所面臨的許多問題不可避免地挑戰(zhàn)著這種國家特性。最根本的是，美國必須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不是在經濟產值或軍費開支方面而是在價值觀方面。如政治學家塞繆爾· 亨廷頓在很久前所觀察到的，自由、平等、個人主義、民主與法治，“美國信條”的這些核心要素難以適應復雜的現代國家，更不用說處于全球首要地位的國家。當領導人未能遵守這些價值觀時，“教義激情”的時期隨之而來，特征往往是公眾憤世嫉俗、國會兩極化以及改革者竭盡全力“回歸到基本原則”。這種激情在越戰(zhàn)時爆發(fā)了，當時“美國人開始針對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防開支、海外武力使用、軍工聯合企業(yè)以及至高無上的總統(tǒng)職權進行改革”。不可避免的是，當下這個時 期也是如此。
　　人們往往認為，美國的首要地位是獨特的，因為到二戰(zhàn)結束時美國才發(fā)現自己是一個“受邀的帝國”。由此觀之，如果有區(qū)別的話，那就是在19 世紀，美國并不愿崛起以反對大國政治，以及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很久之后才選擇介入。由于美國民主政治理念的推動，美國在這些沖突中獲勝了，致使美國處于全球均勢的頂端。然而，并不像其他霸權國，美國以一如既往的領導回應著國際社會的訴求。大多數外國領導人信奉美國政治與社會價值觀，期望美國的物質支持，因而“追隨” 而不是制衡美國。美國采取自由國際主義，接受了這種高度的責任，作為世界“不可或缺”的力量既服務于自身的利益，也滿足了志趣相投的伙伴國的需求。
　　無論美國是否是并不情愿地崛起，隨著冷戰(zhàn)開始，美國自由國際主義實踐呈現出數種形式。這一政策沿著兩條路徑前行。其一注重建設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各項制度，如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第二條路徑意在積極地推進其他國家的民主改革——即“拓展”民主統(tǒng)治范圍而不是“深化”全球治理架構。我們的歷史分析表明了冷戰(zhàn)結束之后美國自由國際主義的變化。1994 年以來，美國從全球治理轉向單邊行動，積極推進其他國家的民主改革。在這個意義上，克林頓在沒有聯合國支持的情況下干預科索沃，很大程度上成為小布什單邊侵襲伊拉克的前奏。美國在這些冒險活動中有何收獲，這是一個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答案就是美國凌駕于于國際社會之上，從而放棄了之前兩代人所確立的東西。
　　奧巴馬政府實施自己的對外政策目標，信奉軟權力。軟權力意指“按照自己的想法改變他者偏好的能力”。與此同時，國務卿希拉里· 克林頓呼吁“多伙伴”的世界，期望更多的志趣相投的政府擔負起一個和平、穩(wěn)定與民主的世界秩序。然而，中國、俄羅斯及其他潛在的世界大國反對這種論述，它們“并不將自己視為美國的伙伴”。中國經濟快速發(fā)展吸引著許多發(fā)展中國家。俄羅斯領導人也以經濟福祉的名義阻撓新聞報道與大眾異見。與此同時，在阿拉伯世界新的選舉促成了伊斯蘭政權的建立，然而，伊斯蘭政權并不接受美國文化價值觀與全球利益。
　　今日，美國面對著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顯然意識到在海內外要實現自己目標，能力有限。因此，對美國對外政策研習者而言至關重要的是，理解美國所面臨的約束以及在世界舞臺上重塑政治、經濟、軍事領導的機會。這些經驗教訓極大地考驗著美國道德領導的耐力，將會進一步說明美國“例外論”是真實、合理的，還是僅僅是個“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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