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前身——“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在戰(zhàn)爭陰云密布的緊張局勢之下成立了。今天，我們在燦爛的陽光之下舉辦紀念活動。80年間，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翻天覆地的變化，又豈是一句“滄海桑田”的感慨所能概括？由大而小，我們在文物保護理念、保護制度、保護類型和范圍、保護價值認知、技術干預手段和方法等方面發(fā)生的幾次大的階段性變化和調整，倒是可以從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發(fā)展歷程，甚至前后6次機構名稱的變更之中，得到生動而具體的反映。
　　作為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設置并管理的第一家文物保護機構，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創(chuàng)建了我國古建筑和石窟調查、維修等業(yè)務工作的范式，首創(chuàng)山西永樂宮文物建筑群整體異地保護技術，承擔了河北隆興寺大型古建筑維修工程、云岡石窟搶險加固工程、河北安濟橋修繕工程、敦煌莫高窟保護和壁畫修復等一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工程，并舉辦系列全國古建筑培訓班，為中的文物保護培養(yǎng)了一大批干部。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以國家重大文物保護工程為主，通過承擔北京明十三陵——昭陵保護維修工程等深化實踐文物保護領域的勘察、設計、施工一體化工作模式，主持了我國文物保護史上的工程規(guī)模和經費額度史無前例的西藏布達拉宮一期和二期保護維修工程。同時在國內率先拓展了壁畫、彩繪、石質文物等科技保護空間和手段，對各類工程實踐的技術需求把握更為準確，帶動了中國文物保護在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科技背景下的重要實踐。
　　近十年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始終將文物保護科學研究作為立院之本。在國家文物局的領導和關懷下，堅持“實際需求導向、重點領域突破”的科研基本原則，以解決文物保護與發(fā)展實踐中遇到的現(xiàn)實問題為出發(fā)點，組織實施科研工作，探索和建立“以項目產生課題，以課題帶動研究，結合文物工作和文物保護實際需求開展科研工作”的應用性科研模式，逐步形成文化遺產價值認知、文物保護技術研發(fā)與應用、技術培訓與推廣有機結合的公益性科研體系，培養(yǎng)造就了一批優(yōu)秀科研人才和創(chuàng)新團隊，逐步形成學術研究和工程實踐一體化的應用創(chuàng)新型與綜合性的科研機構特色。在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jiān)測和申遺文本編制、大型線性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大型古建筑結構監(jiān)測、潮濕環(huán)境墓葬壁畫保護、石質文物保護、南方潮濕環(huán)境貼金彩繪與巖畫保護、海洋出水文物保護、遺址保護管理與展示等方向取得了一批開創(chuàng)性成果，形成了較為明顯的領先優(yōu)勢，代表了當今我國在這些領域的先進水平�！笆濉逼陂g，我們率先在文博系統(tǒng)整合文物政策與理論研究、考古等方面研究團隊，以應用性、綜合性的政策與理論研究為重點，完成了《中國文物法制研究報告》、《文物工作研究——聚焦2012》、《大遺址保護行動跟蹤研究》等具有一定學術質量的研究成果，文物政策與理論研究的智庫作用初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