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在遠方？
1926年的深秋，北京大學年僅十九歲的學生王凡西離開了北京，對政治實踐充滿了激情的他，對于北京“理論學習上的苦悶，學生運動的單調（和南方的火熱斗爭相比）”再也無法忍受。在北洋軍閥治下的革命青年，對于那個激情燃燒的充滿火與劍的南方革命的中心——廣州產生了無限的向往，就像昆德拉的小說《生活在別處》寓意的那樣，此時此地的生活總是無聊而倦怠的，而別處的生活卻是詩意而浪漫的。其時北伐在進行之中，革命勝利似乎在望，而后方的革命圣地卻已經彌漫著“分田分地真忙”的世俗氣味。這讓滿懷赤子之心的王凡西深感失望。這是一幅怎樣令人沮喪的“后革命情景”：
憑我這雙帶點清教徒色彩的眼睛看，這兒的革命者不夠革命。他們沒有那份嚴肅氣，無警覺心，更沒有悲憤情懷。享福與貪歡心情很普遍，生活相當隨便。對我有似至寶的革命書報，這兒認真閱讀的人卻仿佛很少；年輕人聚在一起，女人問題談得比政治問題起勁得多；孫中山的那兩句有名口號，這兒已被普遍地改為“戀愛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革命及其理論問題永遠不會聽人提及。酒食征逐與方城作戰(zhàn)成了干部們假日和工余的主要功課。惲代英的艱苦作風雖為人樂道，然從而效之者卻少而又少�！藗儗⒏锩ぷ骺闯蔀楣俾�，因之將革命的參加者看成簡單謀差使的人。
在革命動員中充滿神圣感的政治，居然如此迅速落潮為充斥著世俗欲望的此岸狂歡，革命成了一種謀生的職業(yè)和現(xiàn)世的交易，這在理想主義者王凡西看來無疑是在降格革命和矮化革命者。
這自然并非偶發(fā)的現(xiàn)象，而確實是那個天地玄黃的大時代一種讓人驚異的革命景觀，革命既解放身心，又在鍛造一種新的鎖鏈，革命既是浪漫主義的慷慨悲歌，又是理性的精心計算，革命既是對世俗生活響亮的拒絕，可同時又在追逐一種新的生活秩序。在這樣一個大熔爐中，一個懷抱真誠的革命者就像被置入煉獄之中一般，身心俱疲。張國燾曾經說，1925年的廣州，是一個奇特的地方，各種新舊事物奇妙地交織在一起。在街面上，一方面可以看到煙賭館林立——作為軍隊財政和稅收的主要來源，少數(shù)私人汽車為軍人所有，載著軍人和軍眷在馬路上疾馳，舊式文學和黃色書刊占據(jù)出版物多數(shù)；另一方面，街頭巷尾又隨處可見五顏六色的革命標語，十字街頭往往橫掛大紅字書寫在白布條上的動人口號，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走著系紅領帶的黃埔軍人和穿中山裝的革命者，工會和民眾機構的門前，裝飾得色彩繽紛，如繁花綻放。
武漢是20世紀20年代北伐革命的另外一個中心，作家黃白薇曾經飽含深情地追憶武漢的革命時代：“那個可追憶的黃金時代喲！每個青年的熱血在沸騰，青年的血充實在偉大的中國的命脈里，活潑，生動，發(fā)光……歡喜的靈魂在跳躍，國魂也在跳躍。整個武漢的民氣都瘋狂了，醉著澎湃熱烈的革命高潮�！蔽錆h城里的革命青年男女手牽著手，走在長江河畔，迎著夏夜的微風，一起唱著情歌。他們熱烈地談著國家的未來，他們開懷大笑，他們相互取笑，他們正在戀愛�！叭巳硕贾肋@是革命，革命啊，革命的賜福，革命的享受呵！”革命高潮中的武漢軍校，從上千名女知識青年中選拔了兩百名，編成女兵隊。女兵們身穿灰色的學兵服，跟男兵一樣訓練，剪發(fā)、背槍、列隊走在武漢三鎮(zhèn)的大街上，唱革命歌曲，喊反帝、反封建、反蔣口號，刷標語，散傳單，作演講，演話劇，進工廠宣傳，政治給凡庸的日常生活注入了一股歇斯底里的興奮劑，多年之后，她們當中的成員仍然自豪地說：“我們每個人，每天都處在興奮之中，根本不理睬社會上對我們的非議。”
這些女生還發(fā)動過一個“打倒封建墻”運動。因為武漢軍校設在武昌兩湖書院，女生隊駐在原育杰中學舊址，中間隔著一道墻，女生們便說這是封建墻，要打倒，并開始動手拆除隔墻。校方只好解釋說，隔墻只是隔隊，男生隊彼此間也有隔墻，不是封建，男女有別并非男女不平等，并答應在被推倒的墻缺處開一個小門，白天派一個衛(wèi)兵，晚上再鎖。但是過了些時候，衛(wèi)兵也沒有了，干脆是門雖設而常開。更奇特的是，這些女兵還曾經成立過一個“接吻隊”，專門跟罷工工友接吻，而該隊的隊長，原本還是南洋一位富商的大小姐。在漢口，曾經有男工在總工會本部門前集體示威，高呼打倒婦女協(xié)會，宣稱自從國民黨到此地以來，宣傳婦女解放，戀愛自由，以致他們的妻子都不再回家住宿，徹夜在外流連。武漢還發(fā)生過兩次婦女裸體游行，第一次只有兩個人，第二次就增加到八個人，一律裸體，唯肩頭披一件薄紗籠罩全身，并且喊出了“打倒羞恥”的口號。這無疑是將政治革命與生活革命做了最夸張的結合，即此也可以管窺其后中國革命在私人生活領域翻天覆地之由來。
后來成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對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這種革命文化及其內蘊的革命精神的兩歧性，有著深切的洞察：
那大浪漫時代的形態(tài)卻不是如此，所以那內在的忘我的志氣之錘煉根本就是非道德的。那是道德的影子，那忘我無私的貌似圣人而實非圣人，也只是圣人的影子。這就是神魔混雜的忘我。我因我當時的那開擴解放向上的感覺，我了解了這神魔混雜的貌似圣人的境界。《水滸傳》里面那些好漢也是這種境界。這當然也是一種開擴解放向上，但卻是向下墮的向上，封閉的開擴，窒悶的解放，最后是一個全體的物化，臭屎一堆，那也有一種風力與風姿，卻是陽焰迷鹿趨向混沌的風力與風姿。
這話雖說有點刻薄，卻也揭示了革命政治的某種實質，可惜更多的革命者沒有這份旁觀者的清醒，或者根本不愿意面對這份尖銳的真實，而讓自我沉溺在個人解放與民族解放的宏大敘事之中。
民國報人的風骨
在20世紀30年代前期的中國，位于天津的《大公報》和立足上海的《申報》一南一北，環(huán)視全國，形成輿論呼應之勢。兩份報紙在內容與風格上存在顯著的差異，前者穩(wěn)重大方，言論相對理性溫和，后者充滿了摩登上海的商業(yè)氣息，報紙上花哨的各類情色廣告，很容易讓初讀者將之誤作市井小報。前者的文藝副刊和言論的作者群體主要來自北平的知識界和文藝界，而后者大多來自上海灘亭子間的各類文人。撇開這些差異，兩者卻有著很多的相似性，比如都是創(chuàng)辦人從他人手中購買，獨立經營的，在辦報宗旨上都堅持言論的獨立性，都可以視為社會精英辦大報的價值取向。史量才1912年從席子佩等人手中購得《申報》后，即明言其“無黨無偏，言論自由，為民喉舌”之定位，而1926年后的新記《大公報》更是以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位創(chuàng)辦人所公共議定的“四不方針”（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而聲名鵲起于報界。
如果說史量才是《申報》的大腦，指揮著這份發(fā)行量只有幾千的小報迅速地攀升為具有廣泛影響力（20世紀30年代發(fā)行量一度達到15萬份）的全國大報，那么張季鸞就是《大公報》的靈魂，他在該報所發(fā)表的政論，犀利尖銳而不失洞見，總覽全局而大氣磅礴，《大公報》成為輿論重鎮(zhèn)，張可謂建首功之人。從兩人的生平與志趣來看，史脫胎于民國時期最富有現(xiàn)代氣息的上海，出入于金融家、實業(yè)家等地方精英所構筑的社會網絡之中，游刃有余地打造其報業(yè)帝國，并創(chuàng)辦“《申報》流通圖書館”等實體。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窺見獨立于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中間勢力”的崛起，而其所夸耀于時人的是其處心積慮經營的《申報》。后者則具有傳統(tǒng)士大夫的流風余韻，雖然早年亦曾留學日本，但其思想的根底在傳統(tǒng)儒家以清議與讜論匡護公共價值與正義之準則。他先后參與過多家報紙的創(chuàng)辦與經營，但其一生所著力的是文人論政，依靠《大公報》的公共平臺，在全國造成理性而健全的輿論，進而影響最高當局的決策。張的一生以筆耕為主，甚少廁身于實業(yè)之經營。他的人生哲學就是報恩主義，報國家、人民與故土之恩，他人格偉岸，個性耿直而隨和，在知識界與政府當局之間游走，扮演了民情上達的中介角色。曾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的陶希圣在追憶張季鸞的文章中對此有評說：“北方的書生論政，政治當局重視北方的政論，互相呼應，很少隔膜，《大公報》盡了一番力�！�
張可謂憂國憂民的傳統(tǒng)士人，被蔣介石以“國士”視之，其一生與蔣結下不解之緣。據(jù)說蔣介石連其轄下的《中央日報》都不閱覽，遑論《新華日報》等左翼報紙。他只讀《大公報》，通過它了解時事與言論的動態(tài)。重要新聞政策往往通過《大公報》轉達于全國報刊界�？箲�(zhàn)后《大公報》內遷到陪都重慶，張身染沉疴，蔣介石親往探視，并與重病中的張握手閑談。張去世后，蔣在致《大公報》的唁電中發(fā)出“握手猶溫”之感慨，公務繁忙的蔣介石多次主持或參與悼念張的公共活動。而張也是秉持“士為知己者死”之文化傳統(tǒng)，其諸多言論往往發(fā)時人所未能發(fā)，而表蔣介石欲表達而未能明言之意，為蔣造成有利的輿論氛圍。例如“九一八事變”后，《大公報》反復申述抗戰(zhàn)之長期性與艱巨性，呼吁全國民眾作持久抵抗，不以意氣而草率交戰(zhàn)致民族巨痛，而此時胡適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北平政論刊物《獨立評論》上，也發(fā)表諸多號召長期抵抗的政論，兩者雖遭到激進民族主義者的懷疑與痛罵，卻很長時間內不改論調，這與蔣介石的籌劃不謀而合，自然是通過輿論為蔣“減壓”。西安事變發(fā)生后，張痛感張學良、楊虎城之魯莽與全國局勢之危殆，高瞻遠矚，寫出《西安事變之善后》，提出此事的善后措施。當時，《大公報》幾乎每日都刊載張所撰寫的時評，后來張所寫的評論《給西安軍界的一封公開信》，被宋美齡用飛機運載數(shù)萬份運到西安上空廣為傳發(fā)，創(chuàng)造了“航空發(fā)行”的中國報史首例。
但張也并非蔣介石的“御用文人”，作為深受傳統(tǒng)價值影響的報人，他深知道統(tǒng)與政統(tǒng)之間的張力，“道尊于勢”自然是其原則。當蔣介石的某些行為違背他所認為的民族大義時，張就毫不留情地批評。最為人所樂道的例子就是1927年12月2日（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的次日），張在《大公報》發(fā)表《蔣介石之人生觀》，斥責蔣“離妻再娶，棄妾新婚”的私人道德之糜爛，又慨嘆“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點”，并痛斥蔣介石“不學無術，為人之禍”�？捎^其一生，雖與蔣介石時有芥蒂，卻并未影響到其作為一個“報人”與蔣作為一個“政治家”之間的情誼。這份張與蔣之間“惺惺相惜”的“私誼”，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大公報》“公論”的獨立與自主。盡管《大公報》時有犯禁之評論與新聞報道，卻屢屢化險為夷，脫離嚴峻懲罰，不能不說與這份特殊關系有關。而當張去世后，《大公報》筆政由具有一定左翼傾向的王蕓生主持，雖言論仍襲該報一貫的風格與尺度，卻頻頻遭到蔣氏政權的打壓。
反觀史量才與蔣介石的關系，則從未有如此般其樂融融，史與蔣介石也很少私下密切接觸。相對于張季鸞的文人論政，史量才更具有實業(yè)家的氣象，他不僅僅是關注言論力量，更關切報業(yè)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實體力量的發(fā)展。正是依托于這樣的思路，史并不滿足于《申報》自身，他在上海積極地兼并和創(chuàng)辦新報，并開設很多依附于《申報》的社會實體�；蛟S緣于20世紀30年代上海資本家的支持，以及獨立于政治統(tǒng)治的“地方社會”的發(fā)達，雄才大略的史在上�？v橫捭闔，先后出任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與上海臨時參議會的主要負責人，甚至在南京開會面對政治勢力以“百萬雄師”相“武力威脅”時，兼具實業(yè)家、報人與社會活動家等多重身份的史量才毫無畏懼之態(tài)，反而揚言其手下有百萬讀者，足以糾集民意與輿論抗衡獨裁之政府。當蔣介石20世紀30年代初內外交困而被迫宣布下野時，史量才居然膽敢在《申報》上刊發(fā)題名為《歡送》的時評，并呼喚一個政治革新的后蔣新時代的來臨。而《申報》對于時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挪用救災款的辛辣批評，更是激起了朱的憤慨。1932年7月15日，朱在給正焦頭爛額地忙于第四次圍剿紅軍的蔣介石去信：“上海報閥史量才利用他的報業(yè)權威，勾結上海的一班無聊文人，專做危害黨國的工作。例如《申報》的《剿匪評論》，對于南京中央大學學潮的記載和評議，《申報?自由談》和《申報月刊》登載陶行知等的文章，黃炎培做《申報》的設計部長，都是不利于黨國的。”蔣閱后暴跳如雷，命令禁止郵遞《申報》，于是從7月16日到8月21日長達三十五天的時間內，《申報》無從在蔣控制的區(qū)域內與讀者見面。后經多方斡旋，才獲恢復郵遞。
《申報》批評蔣介石的圍剿行動，實際上不是在消滅“共匪”，而是在制造更多的無家可歸而只能被逼上梁山的“共匪”，直言這種現(xiàn)象產生的根由不在于共產主義和共產黨，而根植于持續(xù)的鴉片種植、不斷攀升的苛捐雜稅、地方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國民黨軍隊對鄉(xiāng)村的破壞，換言之，造成中國貧弱的根源在于專制橫暴的國民黨政權自身。針對民權保障同盟會總干事楊杏佛被蔣刺殺，以及更早的第三黨領袖鄧演達的被刺等，史量才積極參與了由宋慶齡等發(fā)起的反蔣社會活動。
1931年12月20日，《申報》全文刊登了《宋慶齡之宣言》，宋在文中憤慨地指出：“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它早已喪失革命集團的地位，名譽掃地，遭到全國人民的厭棄和痛恨。”史量才無疑并不僅僅滿足于做一個像張季鸞那樣的謀士或國士，他是有政治抱負與政治行動力的�！熬乓话恕焙�，國民黨提出“ 攘外必先安內”的一味妥協(xié)政策而大失民心，以及蔣不斷從江浙滬資本家那里榨取錢財與共產黨打內戰(zhàn)而導致與這個群體離心離德，都仿佛讓史量才感覺到了上海民族資產階級重建中國政治社會的可能。而他這種跑馬圈地的大規(guī)模擴張行為，以及《申報》的巨大影響力，自然讓依靠上海等地財閥支持發(fā)家的蔣介石視其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安。蔣對于史初出之以“胡蘿卜加”的政策，威逼利誘兼而用之，一方面安排一些閑職予史量才以安撫，同時卻逼著史量才辭退《申報?自由談》的主編黎烈文，事實上是對于主張革新的黎大量刊發(fā)左翼作家魯迅、茅盾、郁達夫、老舍等針砭時弊，尤其是痛斥國民黨黨治文化的雜文的不滿。在這一切都未達到其預期目標時，蔣的本相畢露。于是中國新聞史上最無恥的一幕發(fā)生了，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與其夫人沈秋水及兒子等六人在由杭返滬的路上，被戴笠布置的六七個特務攔堵刺殺。史在杭州的手跡“山中歲月無古今，世外風煙空往來”成為絕筆。之后，《申報》的情勢急轉直下，被國民黨委派的潘公展所控制，幾乎再也無法發(fā)出不偏不倚的獨立言論了。
張季鸞與史量才，同為民國報界奇才，與蔣介石的私人關系大相徑庭，一得善終，死后哀榮備至；一竟被暗殺，雖然大張旗鼓查兇，最終不了了之，史只能含冤九泉。同為政客與報人的關系，對于張季鸞，蔣介石能夠以犯顏直諫的“國士”待之，多有寬容和褒獎，自然與蔣自身也認同傳統(tǒng)價值有關，并且與張始終堅守書生議政，而并無由議政而進一步干政之野心多有關聯(lián)。而蔣對于史量才，則從未簡單視之為手無寸鐵之書生，對于其挾《申報》自重，領袖群倫于上海市主流社會，并與國民黨左翼，甚至上海市黑社會或明修棧道或暗度陳倉，都多有忌憚與仇視。多次拉攏不成之后，便使出其慣有之消除政敵（史充其量只能算一個潛在政敵）的暗殺手段了�？蓢@張、史身后的《大公報》和《申報》竟然都未能庚續(xù)他們主政時之浩然氣勢，后者甚至淪為黨報附庸。由此可見，中國輿論之發(fā)達與報業(yè)之壯大，與主持報紙者是否具備領袖風范與政治智慧關系甚大，政治生活中所謂人亡政息之規(guī)律也見諸報界。而輿論之獨立也并非僅有訴諸西方社會所言第四權力之一途，張季鸞借助其與蔣介石的私誼，而讓《大公報》最大程度上實現(xiàn)了“四不方針”的辦報宗旨，也讓今天的傳媒人能夠獲得一些歷史的啟示。換言之，史量才式的立足于社會力量與政治權力的拓展輿論空間，與張季鸞式的從權力內部爭取支持來獲取言論的不受干涉，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共同合力打造出一個相對獨立的公共輿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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