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所有著作一樣，本書反映了作者自己的思想軌跡。在此，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或者至少筆者認為需要闡明的是提請關注筆者分析性取向（analytical orientation）的諸多方面。這些分析性取向為本書的主要觀點提供了背景。筆者的觀點特別受到三個并不是特別時興的因素的影響：國家安全的經(jīng)濟學（the economics of national security）專業(yè)背景、歷史的作用以及凱恩斯著作中的一些觀點。
　　筆者最初主修經(jīng)濟學，后來在研究生階段轉攻政治科學。作為一名國際關系領域的專家，筆者一直積極關注宏觀經(jīng)濟學。更具體地說，筆者始終著迷于經(jīng)濟因素在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諸多問題。那時，國際關系領域的學術研究被嚴格劃分為安全研究和國際政治經(jīng)濟學兩個部分，這是冷戰(zhàn)的學術遺跡。然而，筆者曾經(jīng)錯誤地預測這種情況在后冷戰(zhàn)時代是難以為繼的。1不過，當金融危機發(fā)生之時，筆者被如下問題深深地吸引，即金融危機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作為經(jīng)濟學和國際政治的研習者，筆者一直重視歷史的作用。實際上，秉承歷史至關重要這一觀點意味著兩件事情：（1）若歷史事件被有見地置于語境之中，那么它們會為當下提供分析性教訓；（2）行為體的選擇受其自身歷史經(jīng)驗和他們對以往教訓的詮釋的影響。對于不少，但并非很多的非專業(yè)讀者來說，這些似乎是陳詞濫調(diào)。但是，對于專業(yè)學者來說，這些觀點越來越不合時宜。經(jīng)濟學家?guī)缀跬耆�不理會歷史學家，成績優(yōu)秀的博士生極少選擇經(jīng)濟史方面的課程。雖然政治學久負盛名，但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政治學越來越遠離自己的學科史，不再信奉如下觀點，即熟知歷史對學科的發(fā)展上沒有任何價值（一位頂尖期刊的編輯曾經(jīng)告訴筆者，他的愿望是為一個不必訴諸正式名稱的政治科學而奮斗）。
　　筆者特別重視過去的價值。這意味著，經(jīng)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其中最有目共睹的但并非唯一的一位對筆者的思想和分析性取向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2出于與這些經(jīng)濟史學家相同的興趣，特別是受到曾經(jīng)與同事爭論宏觀經(jīng)濟學的啟發(fā)，筆者對凱恩斯以及凱恩斯原著中的巨大寶庫產(chǎn)生了極大的好奇。那時，凱恩斯非常不招人待見（更不要說他的那些有獨到見解、很大程度上未被人讀過的著作了）。在當今的政治語境下，有必要做一些說明或至少先灌輸下凱恩斯對本書的影響。筆者從來沒有聽到任何人對金德爾伯格有什么不敬之詞，但是相比之下，一些人對凱恩斯卻非常生氣。
　　凱恩斯就像一個避雷針，并非因其著作，而是因當代凱恩斯主義實踐所表現(xiàn)出的政治選擇（這些與凱恩斯的獨到見解大相徑庭）、其思想與美國羅斯福新政及其偉大社會構想和社會保險與醫(yī)療等項目的關聯(lián)性。在這些措施形成之初，一些人對自由市場的社會主義干預予以強烈的反對。但是，凱恩斯是一個備受誤解的學者。3在此，厘清這一歷史與主題無關：對于那些惡意反對凱恩斯的人來說，筆者想要指出的是，本書的觀點僅關注凱恩斯著作中的兩個或三個洞見不確定性、資本管制以及某種程度上的經(jīng)濟主義。這些并非凱恩斯所特有的，這些也并非戰(zhàn)后凱恩斯主義實踐的要素。4盡管如此，筆者清楚地知道像凱恩斯、金德爾伯格這樣的思想家使筆者極其警惕未經(jīng)監(jiān)管的金融部門的固有風險。20世紀90年代，這些因素使筆者關注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the Glass Steagall Act）等金融自由化措施，進而解讀亞洲金融危機。反過來，這種趨勢又改變了筆者對全球金融危機的解讀。但是，正如筆者在書中所強調(diào)的那樣，讀者無需因贊成筆者關于金融危機對美國權力和世界政治影響的觀點而認同筆者對金融危機的解讀。
　　最后，筆者以一句話評價這些觀點：本書解釋了過去，使我們可能預知未來的政治發(fā)展。但是，正如筆者在第八章詳述的那樣，歷史軌跡是不確定的、視情況而定的，根本上是不可知的。對于國際政治的研習者來說，預測未來的做法就像打沒有任何把握的牌一樣。甚至，這場游戲根本不值得嘗試：真正值得做的是解釋、說明與展望。因此，本書不強調(diào)預測的準確性，而是突出其分析的切題性和論證的邏輯性，從而使我們沿著歷史發(fā)展進而展望特定的路徑。
　　本書的大部分內(nèi)容是筆者在普林斯頓大學國際與地區(qū)研究院做世界政治訪問學者期間撰寫的。筆者非常感謝世界政治編委會的支持，感謝馬克貝辛格（Mark Beissinger）、蘇珊賓迪格（Susan Bindig）和普林斯頓大學國際與地區(qū)研究院人員的盛情善待。在項目研究過程中，筆者曾經(jīng)在康奈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羅格斯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院、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得克薩斯州農(nóng)工大學、諾貝爾研究院舉辦的研討會上以及托比可持續(xù)國家安全戰(zhàn)略項目主辦的兩次活動中提交過部分研究成果，也受益于研討會參加者所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筆者也要感謝瑪麗亞斯佩蘭黛（Maria Sperandei）和溫迪樂特（Wendy Leutert）所提供的寶貴學術支持（再次感謝溫迪為翻譯做出的全部努力）。
　　筆者特別感謝艾儒蔚（Rawi Abdelal）、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伯特戴蒙德（Burt Diamond）、艾琳格拉貝爾（Ilene Grabel）、羅杰海登（Roger Haydon）、埃里克赫萊納（Eric Helleiner）、彼得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人的仔細品讀、批判性眼光和不可或缺的支持。一些不知名的讀者也提供了大量有益建議。筆者最感激的是埃斯蒂（Esty）、伊利（Elie）和阿里（Ari）。她們承擔了大量工作，才使本書得以問世。她們?nèi)绱颂┤蛔匀簦�但這本可以注意到她們的辛苦工作，事實并非如此。

　　注釋
　　1.Jonathan Kirshner,Political Economy in Security Studies after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5：1（Spring 1998）： 6491.
　　2.參見Charles Kindleberger， Economic Laws and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 Jonathan Kirshner， Leadership，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 Influence of Charles Kindleberger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rshon International Review 41：2（1997）。
　　3.對凱恩斯最誤用的引用之一往往被當作他短視思維的證據(jù)，例如，長期來看，我們難逃一死。這一句引自凱恩斯的著作《貨幣改革論》（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旨在嚴厲批評那些在分析中忽視短期發(fā)展的經(jīng)濟學家，實際上經(jīng)濟發(fā)展總會有這樣的一段時間。完整引用如下：但是這種長期視角是對當前事務的誤導。從長期來看，我們難逃一死。如果在狂風暴雨中經(jīng)濟學家僅僅能告訴我們雨過天晴，那么經(jīng)濟學家為自己設定了一項太容易、太無用的任務。需注意的是，《貨幣改革論》出版于1923年，在凱恩斯發(fā)展成為一個凱恩斯主義者之前。事實上毫不奇怪的是，在凱恩斯的著作中，《貨幣改革論》是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最喜歡的書。對凱恩斯出色的介紹請參見Robert Skidelsky， 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0）。
　　4.甚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等最反對凱恩斯的人都贊同凱恩斯有關不確定性的觀點。最佳資本管制模式是個經(jīng)驗性問題，能夠通過證據(jù)解決。經(jīng)濟主義凱恩斯警惕將全部生活還原到經(jīng)濟演算更多的是一種哲學立場，間接反映了美國資本主義的文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xiàn)在這一觀點往往與政治右派而非政治左派更為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