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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文本·史料·方法：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片論》分三大部分，分別從文本細讀、史料研究和學人評議等方面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進行了專題性的研究�！拔谋九c方法”注重文本細讀，從具體的文本出發(fā)，利用新批評的細讀原則和形式主義文論的敘事學方法，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對文本的人物形象、敘事藝術、主題意蘊等多方面深入開掘，力圖得出一些創(chuàng)新性的結論�！笆妨吓c問題”主要是從文學史料、文學期刊、文學版本等文獻出發(fā)，采用無征不信、論從史出的史學原則出入于文學歷史，在觸摸大量一手原始文獻的基礎上發(fā)現(xiàn)問題，力爭做到“采用新材料以研究問題”并試圖得出富有價值的科學結論�！皩W人與學術”主要是關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者的學術評議，也即所謂“研究之研究”，側重對學人學術史研究的探討和梳理，把學人的研究論著置于學術史的宏闊背景中加以觀照，在此基礎上考察研究者各自的學術貢獻及對于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建設意義。

　　《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文本·史料·方法：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片論》三大部分涵蓋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所涉及到的文本、史料、學術史與研究方法等諸多問題。

　　進入20世紀后，報刊成為文化傳播的主要渠道和方式。報社、學校、學會、沙龍以及近代中國輿論媒介共同構成中國社會的公共空間。《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旨在以20世紀中國報刊的興起、發(fā)展為切入點，描述20世紀在西學東漸、政權更迭等復雜政治與文化背景下中國新文化與新文學的重建過程，揭示20世紀文學活動、文學傳播和報刊媒介、文學編輯、市場及讀者之間的聯(lián)袂互動。

　　《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的研究對象是文化與文學的結合物，入手于報刊，立足于文學。它有可能打破作家生平的評述、文學名著的分析、文學體裁分類的傳統(tǒng)書寫模式，將報刊與文學互動的描述保持在制度、觀念、思潮、流派的宏觀層面。

　　《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以20世紀新思想新文學的重建為研究對象。文學史敘述的主要任務，是使過去的歷史得以復活。書寫者借助自己的主體精神解讀重現(xiàn)歷史，在總體上堅持大敘事文學史理念，以現(xiàn)代化作為歷史敘事穩(wěn)固宏大的思想框架，以近代、現(xiàn)代、當代為歷史敘事起承轉合的三大時間平臺，探求一百年中國人的精神涅榘，建立報刊與文學共生共興的敘述與知識體系。近、現(xiàn)、當代三大時間平臺分屬不同的政權形態(tài)，不同政權所形成的文化文學機制是絕然不同的。依據(jù)三大政權把20世紀劃分為近、現(xiàn)、當代，是一種革命話語。這是我們的書寫必須面對的話語體系。但依據(jù)現(xiàn)代性的標準，我們還將有另一種話語體系，這就是現(xiàn)代化的話語體系。文化與文學的現(xiàn)代性，是伴隨資本主義的形成，大工業(yè)化時代的到來，以現(xiàn)代知識體系為基礎并與之相適應的文化與文學表達�，F(xiàn)代性可以賦予20世紀中國文學另一個完整的敘述框架。從這一框架出發(fā)，中國文化與文學的現(xiàn)代化一以貫之而不曾因政權的更迭而中斷。

　　20世紀中國新文化新文學的重建是在古與今、中與外兩對既相互沖突矛盾又相互融合支撐的文化語境中進行的。中國新文化新文學的重建，有民族的和西方的兩大思想資源，重建的過程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文學和西方舶來文化文學融合生成的過程，充滿痛苦，也充滿活力。重建之后的新文化新文學，既有中國基因，又有外來血脈。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和中國經(jīng)濟社會的現(xiàn)代化一樣，是活生生的“這一個”�！爸噩F(xiàn)”、“重新復活”中國新文化、新文學重建過程，書寫活生生的“這一個”，就是通過文學透視“中國經(jīng)驗”與“中國制造”。理論自信并保持理性判斷，飽含同情而張揚批判精神，是《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研究應該確立的寫作立場。

　　就傳播與文學知識體系的建立而言，《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的主要任務是建構。書寫者須在對歷史文本的閱讀交流中，不斷形成視閱融合，產(chǎn)生新的成見成果。這些成見成果對已有的文學史可能帶來解構與重構。上述目標完成的基礎是報刊史料。對史料的掌握、分析、歸納、研究的水平，決定建構、解構、重構的能力。本課題在總體上堅持大敘事文學史理念的同時，不拒絕穿越學科、現(xiàn)象，尋找整體的裂隙與歷史的偶然，尋找思想碎片。從報刊史與文學史重合的時間節(jié)點上，聚焦問題，發(fā)現(xiàn)細節(jié)，以富有趣味的歷史發(fā)現(xiàn)，呈現(xiàn)歷史的多樣性與豐富性。歷史書寫的根據(jù)主要是史料文本。史料文本與史家的主體精神是相互作用的。對史料文本，要善于閱讀發(fā)現(xiàn)，更要善于歸納發(fā)明。學術預設的立與廢，取決于在文學史觀指導下作者對史料文本的把握駕馭。書寫者在紛紜繁雜的史料文本面前，要具備去偽存真、由表及里、善入善出的能力。

　　在世界范圍內(nèi)，20世紀是一個工業(yè)時代與后工業(yè)時代接踵而來的時代。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發(fā)展，面臨著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社會語境。精英意識形態(tài)、商業(yè)意識形態(tài)、大眾消費意識形態(tài)并存合流，精神生產(chǎn)、商品生產(chǎn)、大眾娛樂的界限趨于模糊含混。這一特點和趨勢，要求我們在書寫中，既要遵守文學史學科的傳統(tǒng)規(guī)范，防止泛文學化，又要注意上述趨勢對文學發(fā)展的深刻影響。

　　《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著眼于報刊傳播與文學發(fā)展互動研究，是增加現(xiàn)代文學史觀察維度的學術探索，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書寫者應注意著述的學術創(chuàng)新、學術水準和學術價值。處理史料文本，應注意獨特性、創(chuàng)新性、前沿性。對學術界已有的成說，轉引他處的文獻，要一一注明。在行文過程中，提倡文從字順，簡明扼要，求同存異，清新穩(wěn)妥。避免人云亦云，概念堆砌，虛話套話，佶屈聱牙。

　　“雖不能之，心向往之”，愿與叢書的寫作同人共勉。聊以為序。

　　《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文本·史料·方法：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片論》：

　　《風箏》是魯迅散文詩集《野草》中的一篇，該篇并不像其他篇目那樣晦澀難懂，使讀者步人象征的森林難以窺其“哲學的堂奧”。從寫作風格來看，《風箏》似乎更接近魯迅的敘事散文《朝花夕拾》。也許正因為如此，以往的許多研究者在解讀《風箏》時自覺不自覺地采用索隱式的闡釋模式，常常把《風箏》看作魯迅兄弟失和后悲哀心理的寫照。其實，與《朝花夕拾》的寫實性或現(xiàn)實性不同，魯迅的《野草》更是“詩的”與“哲學的”。因而，解讀《風箏》應把它置于《野草》的整體框架中考察，這正是我解讀《風箏》的起點。

　　《風箏》的情節(jié)很簡單，從敘述分層上可看作兩個敘述層：第一個敘述層屬于超故事層，敘述“我”的故事，“我”在北京的冬季，看到飄動的風箏回憶故鄉(xiāng)春天的風箏時節(jié)，無論在久已逝去的兒時的回憶中，還是在現(xiàn)實的嚴冬中，“我”都感到無可把握的悲哀。這是一個自我內(nèi)在心靈的故事。第二個敘述層是關于“我”和“兄弟”之間的故事。這一敘述層有兩個敘事單元：其一，“我”曾經(jīng)認為風箏是沒出息的孩子的玩意兒，冷酷地折斷了小兄弟偷偷制作的風箏；其二，20年后，已過中年的“我”意識到對于小兄弟精神的虐殺，“我”向兄弟懺悔以尋求他的寬恕，而兄弟卻全然忘卻了此事。

　　在一般人的記憶中，風箏應該是自由快樂的象征，而對于“我”卻是一種驚異和悲哀，這是魯迅式的獨特的生命體驗。那么，《風箏》的抒情主人公“我”是如何超越現(xiàn)實的悲哀呢？在回鄉(xiāng)的沖動中，魯迅的筆觸開始靈動起來，敘述節(jié)奏也變得明快，語言也更富有色彩：“故鄉(xiāng)的風箏時節(jié)，是春二月，倘聽到沙沙的風輪聲，低頭便能看見一個淡墨色的蟹風箏或嫩藍色的蜈蚣風箏”，“此時地上的楊柳已經(jīng)發(fā)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們的天上的點綴相照應，打成一片春日的溫和�！钡@派生機勃勃的故鄉(xiāng)風箏時節(jié)的歡快描寫只是一個瞬間乍現(xiàn)就凋落的溫馨，抵擋不住肅殺的嚴冬所帶來的寒威與冷氣。魯迅在這不足兩千字的短文中兩次用到相同的關于現(xiàn)實處境的描寫，第一次是在文章的開始，“我現(xiàn)在在哪里呢？四面都還是嚴冬的肅殺”；第二次是在文章的結束：“我倒不如躲到嚴冬的肅殺中去罷，——但是，四面又明明是嚴冬�！边@一構成象征意蘊的環(huán)境無疑是抒情主人公悲哀、孤獨心理的外化，那么，這種彷徨于無地的悲哀其實質何在？或者說，是什么導致了“我”無可把握的孤獨和悲哀呢？解讀這一點是探尋《風箏》思想意蘊的關鍵。

　　按照通常的解釋，“我”的悲哀來源于對小兄弟精神的虐殺。由于多年以前傲然地踏毀了小兄弟私做的風箏，中年以后才知道游戲是兒童的天使，于是這沉重的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使“我”的心很沉重地墮下去了。倘若魯迅在《風箏》中只是表達一個彰而不隱的對于兒童天性精神虐殺的悔過主題，那么，他行文至此完全可以結束而不影響這一主題的充分表達。事實上，魯迅卻追加了對“精神虐殺事件”的意味深長的敘述。魯迅接著又擬設了兄弟之間中年以后的一場對話。這一對話場景與其說是兄長向弟弟補過的方法，不如說是兄長的懺悔。在基督教中懺悔是基于人自身的原罪而起，出于罪的自覺，人的罪過只有在持續(xù)不斷的懺悔中才會減輕并得以赦免，懺悔固然是由于對原罪的自覺，但畢竟是以罪的寬恕為前提。倘若懺悔得不到寬恕，懺悔便失去了其本質的意義，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懺悔者的罪感。那么，兄長的懺悔得到寬恕了嗎？當“我”和弟弟談起兒時的舊事時，自說少年時代的這樁糊涂事，而弟弟卻驚異地笑著說：“有過這樣的事么？”于是，魯迅寫道：“全然忘卻，毫無怨恨，又有什么寬恕之可言呢？無怨的恕，說謊罷了�！睂捤∈且栽购逓榍疤岬�，當?shù)艿芤浴坝羞^這樣的事么？”去反問兄長時，實質上斬斷了兄長“我”的懺悔之路，這原本設計好的一場握手言歡的兄弟對話與心靈溝通，卻被弟弟輕描淡寫的一句反問阻隔了。我們暫且不去探究弟弟是真正的忘卻還是有意的阻隔，但無論如何，兄長“我”乞求通過溝通與交流以化解內(nèi)心深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卻更加沉重了，因而，魯迅感嘆道：“我還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是沉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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