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本書紀念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
　　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
　　猶太難民來華避難幸存70周年前言

　　逃離納粹統(tǒng)治下的歐洲

　　主編的話
　　希特勒于1933年初在德國上臺，隨即迫不及待地發(fā)動了反猶運動。1933年4月，納粹德國頒布了第一個反猶法令“恢復公職人員法”，規(guī)定“非雅利安祖先的文官必須退職”。根據(jù)這一法令，猶太人被趕出了政府機關(guān)。同月，制定了“大學生十二守則”，其中一條是：“我們最危險的對手是猶太人。”此后猶太裔大學生在校園內(nèi)處境日趨困難。同年10月，“國家報刊法”出臺，規(guī)定所有編輯都必須是雅利安血統(tǒng)，連配偶都不能是猶太人，于是猶太人又不得不離開新聞和出版部門。1935年秋，納粹德國公布了《紐倫堡法案》，剝奪了猶太人的公民權(quán)及一切相關(guān)的政治權(quán)利，并且不準猶太人與“德意志或其同源血統(tǒng)的公民”結(jié)婚。
　　與此同時，德國政府和納粹黨有組織、有計劃地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抵制和沖擊猶太人經(jīng)營的企業(yè)、商店和律師事務(wù)所等單位，毆打甚至殺害猶太人。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柏林等地組織大規(guī)模的焚書活動，將猶太人寫的書及其他“非德意志”書籍(如共產(chǎn)主義書籍)均付之一炬。許多世界文化名人如海涅、畢加索、門德爾松、塞尚等人的作品均被查禁，連愛因斯坦、弗洛伊德這樣的科學泰斗和文化巨匠也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
　　1936年反猶行動稍有收斂，因為奧運會在柏林舉行。奧運會一過，反猶行動立即再次升級。1938年11月7日，猶太青年格林斯潘刺殺了德國駐巴黎使館一秘賴特，納粹當局立刻借機掀起了更大規(guī)模的反猶狂潮。11月9日這一天，德國各地的猶太會堂被燒毀，猶太公墓被破壞，猶太商店被打砸，死傷的猶太人不計其數(shù)，有2萬多人被關(guān)進集中營。由于當日成千上萬塊玻璃被砸碎，因此11月9日夜被稱為“玻璃破碎之夜”（Kristallnacht）在猶太難民的回憶中，也有稱其為“碎玻璃之夜”和“水晶之夜”的，本書均根據(jù)采訪時原話記錄，不加以硬性統(tǒng)一。。在史書中，這個詞后來就成了迫害猶太人的代名詞。此后，納粹當局又頒布一系列法令，規(guī)定猶太人在公共場合必須佩帶黃星，猶太人的護照均要加蓋“J”字，猶太醫(yī)生的許可證也被吊銷。至此，德國猶太人已喪失了生存的權(quán)利。
　　第一章逃離納粹統(tǒng)治下的歐洲艱苦歲月的難忘記憶隨著德國吞并和占領(lǐng)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qū)，納粹的反猶政策和法令被照搬到德占地區(qū)，并發(fā)展為驅(qū)趕和隔離相結(jié)合的行動方針。1938年3月—1941年5月，納粹德國先后吞并、侵占和“進駐”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羅馬尼亞、希臘、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等國，于是納粹的反猶運動也擴展到了上述地區(qū)，一些傀儡當局與納粹狼狽為奸，在其中充當了打手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納粹在這一時期開始對猶太人實行驅(qū)趕和隔離相結(jié)合的方針。波蘭的幾百萬猶太人全部被集中到特定的隔離區(qū)內(nèi)，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華沙的50萬猶太人被趕入僅271平方公里的隔離區(qū)內(nèi)，成千上萬的人不堪饑寒交迫而死去。在維也納，納粹建立了“猶太移民總處”，專門負責將奧地利猶太人驅(qū)趕出境，并在這些猶太人離去之前榨盡他們的錢財。從1938年3月到1939年9月的一年半時間里，有近10萬奧地利猶太人傾家蕩產(chǎn)才換來了出境許可。在柏林，承擔同樣使命的機構(gòu)名叫“猶太人出境中央辦事處”。從1933年到1939年，超過28萬猶太人被迫離開德國本土，占1933年德國境內(nèi)525萬猶太人的533％，對那些繳不起費用的猶太人，納粹當局千方百計逼猶太富豪和慈善組織為他們掏腰包。美國猶太人聯(lián)合分配委員會（英文縮寫為JDC）猶太慈善組織，1914年建立，旨在援助和支持全球各地處于困境的猶太人，特別是猶太難民。為此就付出了數(shù)百萬美元。
　　1843年，上海向外國人敞開了大門，此后歐美列強紛紛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租界，其中延續(xù)時間最長的是英、美兩國的公共租界和法國的法租界。在近一個世紀里，各種各樣的移民和難民都能輕而易舉地在上海，特別是上海租界找到生存之地。尤其在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zhàn)爭后，日本軍隊占領(lǐng)了上海部分地區(qū)及其周圍地區(qū)，使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一個“孤島”，只能通過海路與外部世界聯(lián)系。在這種情況下，外國人進入上海不需要簽證，而且不需要經(jīng)濟擔保等其他文件，這對于許多被關(guān)過集中營，而又身無分文的歐洲猶太難民來說尤為重要。不過，許多猶太難民仍千方百計地申請去中國的簽證，因為只有獲得某國發(fā)放的簽證，他們才被允許離開納粹占領(lǐng)地區(qū)。在幾乎所有其他國家都拒絕向猶太難民發(fā)放簽證的情況下，當時中國駐維也納總領(lǐng)事何鳳山通過發(fā)放簽證拯救了數(shù)千猶太人，他發(fā)的簽證被稱為“救命簽證”。
　　從當時的國際環(huán)境看，由于遍及全球的經(jīng)濟危機和迫在眉睫的戰(zhàn)爭威脅，各國都嚴格限制移民入境，歐洲的猶太難民越來越難以找到逃生之處。英國為了在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zhàn)中聯(lián)合阿拉伯國家對付德意法西斯向中東的進逼，于1939年5月發(fā)表了嚴格限制猶太移民進入巴勒斯坦的白皮書。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猶太社團的美國也對猶太難民的進入作出種種令人難以理解的限制：1939年5月，美國政府將載有900名德國猶太難民的“圣路易”號輪船拒之門外；1940年，美國國會否決了向猶太難民開放阿拉斯加的議案；1941年，美國國會又拒絕了接納2萬名德國猶太兒童的建議。實際上，當時只有極少數(shù)有錢的猶太人才能獲得去美國的簽證。美國歷史學家戴維·懷曼一針見血地指出，納粹是殺人犯，但美國也成了“被動的幫兇”。同時，不少中立國怕招惹是非而拒絕接收猶太難民，而許多亞洲、非洲、拉美國家則由于經(jīng)濟困難而無力安置猶太難民。最具有諷刺性的是：在1938年召開的討論猶太難民問題的埃維昂會議上，所有參加國都對猶太人的處境表示同情，但沒有一個國家明確表示愿意接收多少猶太難民。就是在這樣一種“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情況下，面臨死亡威脅的歐洲猶太人不得不逃往上�！�—當時世界上唯一向他們敞開大門的東方大都市，也有少數(shù)猶太難民通過各種途徑，經(jīng)歷千辛萬苦，來到哈爾濱、重慶等中國城市。
　　猶太難民回憶〖1〗1歐內(nèi)斯特·科爾曼（Ernest Culman）1935年《紐倫堡法案》開始實施后，事態(tài)變得嚴峻起來。1935年還是1936年，我記不清了，我父母想去一個緊挨著湖邊的度假勝地打發(fā)暑假。于是我們向當?shù)匾粋�猶太人開的旅店寄出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了回執(zhí)，度假的地方離柏林不遠。我記得父親有一次還專門詢問店老板，我們是否可以到湖里游泳，因為在許多有湖的景點都寫有“禁止猶太人進入”的標語�！皼]問題，當然可以�！钡昀习迦缡腔卮��？晌覀兊搅撕�邊卻發(fā)現(xiàn)湖邊的許多地方都有寫著“禁止猶太人入內(nèi)”的字眼的標識。
　　1938年的時候，我父親的工作權(quán)利也被剝奪了，只剩下為數(shù)不多的猶太患者來找他看病，政府不允許他給非猶太病人看病，當然也不能給雅利安人看病。
　　1938年11月10日，我回到了學校。我不僅是我們?nèi)�班，而且是當時全校唯一的一名猶太學生。大家對“水晶之夜”所發(fā)生的事情很感興趣，我卻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氐郊液螅�母親問我：“你在學校聽說了什么嗎？”“是的，猶太會堂被燒了，還有其他一些事情�！蹦赣H哭了，她告訴我說一位虔誠的老人原本打算像往常一樣去猶太會堂，可卻發(fā)現(xiàn)會堂被燒毀了，老人立刻返回通知了母親，他說起話來還有點兒結(jié)巴。母親最初的反應(yīng)是燈或是燃燒的蠟燭被打翻了，造成了教堂失火，她從沒想到過會是人為故意燒毀的。
　　有一天，我父親去看望一位被秘密警察帶走遭受毒打的病人。警察來到我們家搜尋我父親和我哥哥，我哥哥當時快有13歲了，他說：“你們要找的科爾曼醫(yī)生不在這里�！薄澳撬�去哪里了？”警察問道�！八�出診去了�！薄吧夏睦锍鲈\？”警察依然窮追不舍。后來警察在一位病人的家里找到了父親，我父親就這樣被帶走了，被關(guān)進了監(jiān)獄。
　　監(jiān)獄里的大部分人都住在一個類似于宿舍的大房間里，唯獨我父親自己一人住一間房。他在格里尼茨住了有三十年之久，幾乎那里所有的人都認識他。我母親問監(jiān)獄的管理人員為何我父親單獨住一間房，監(jiān)獄管理者說：“科爾曼女士，這不是什么單獨監(jiān)禁，我們不能把科爾曼醫(yī)生和其他人關(guān)在一起�！逼渌�人都認為我父親有特殊權(quán)利，實際上他一個人被關(guān)在一間房里非�？膳�，沒有人可以說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
　　我回到學校之后，蒂尓老師每天都找我坐在長椅上交談，“你父親還在家嗎？你父親還在家嗎？”他總是不厭其煩地這樣問我。格里尼茨的警察長曾經(jīng)是德國軍隊里的一名軍官，由于是他負責被臨時關(guān)押在監(jiān)獄里的人，他沒有把任何人送去集中營，所以五六天之后我父親回到了家。父親被釋放后回到家里就哭了，我印象中幾乎沒看到他哭過，父親哭的時候很可怕，我試著去理解那些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恐怖的事情。
　　父親回到家不久，我們就從廣播中得知猶太孩子不允許去公立學校讀書了，所以第二天我也沒去學校上學。我的老師人很好，把我在學校所有的課本和其他物品都送回了家。他說他很感激那天我沒去上學，因為校長派人給他捎話說：“你的班上有全校唯一的一名猶太學生，請務(wù)必把他從學校清除出去�！庇捎谀翘煳覜]去上學，我的老師可以告訴校長說我那天沒在學校出現(xiàn)。
　　從我能記事起就覺得似乎所有的猶太人都想著移民到其他地方生活。甚至在“水晶之夜”前，我父母就著手計劃去巴勒斯坦定居。他們開始重新定做一些家具，大而沉重的書架上被按上了腿，零碎物件變少了，我們還買了許多衣服，連鞋底都是雙層的，一旦鞋底磨損壞了，就可以直接撕下而用新的鞋底。
　　為了去巴勒斯坦定居，我們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但是，“水晶之夜”把巴勒斯坦在柏林和其他地區(qū)的辦公室燒毀了，相關(guān)的移民文件也被付之一炬。父親那時恰巧被投進了監(jiān)獄，前往巴勒斯坦的旅程顯得極為渺茫。后來，母親聯(lián)系上了住在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親戚，計劃去美國定居，我知道我們又要學習英語了。我的家庭教師每天都來我家教我英語，包括一些最簡單的英語。她大約只有二十歲，也沒什么經(jīng)驗。雖然不能去學校上學，但我還是非常喜歡學校。
　　我們和辛辛那提的親戚取得聯(lián)系后，他們寄給我們一封擔保書。但是，和其他人一樣，我們不得不等待。有一天，我們家舉辦晚餐派對，其中一個人突然說：“我不在這兒待了，我要去上海。”緊接著另一個人說：“我和你一起去�！蔽腋赣H說：“我也加入你們，我和你們一起去吧�！惫灿腥齻�猶太家庭要前往上海，我哥哥和我是其中僅有的兩個孩子。
　　離開歐洲整理物品的時候，我們把所有的行李都放在一個巨大無比的箱子里，它的尺寸大概有一間屋子那么大。秘密警察會監(jiān)督我們整理東西，金銀物品早已根據(jù)其重量兌換成了現(xiàn)金，每個人只被允許攜帶兩件銀器，我們的箱子里裝了八件銀器。我還有一些鋁制的玩具銀幣，這些“錢”當然都是一文不值的，我母親準備將其整理打包，但是警察制止了她。母親說：“你們看，這不過是些玩具錢罷了�！彼�最終說服了警察允許我們攜帶這些玩意兒。事后我對母親說：“為什么你不索性讓警察拿走這些東西？”事實上，我并不太在乎我自己的東西。警察們仔細地檢查著我們放入箱子里的每一件物品。我父親有一些有趣兒的玻璃杯，從外面看那杯子好像盛滿了酒，可當你試圖舉杯一飲而盡時卻發(fā)現(xiàn)什么也倒不出來，監(jiān)督我們的警察對這些杯子很是著迷，我母親便把杯子送給了他們。此后的監(jiān)管也輕松了許多，我們打包整理物品的速度也快了許多，然而我父親并不認為自己做了什么違法的事，他不肯乘此機會逃脫檢查。
　　我們攜帶的衣服都是單獨定制的，我叔叔經(jīng)營著一家服裝商店可以下單定做衣服，我覺得我們?nèi)�家都穿著同一種材質(zhì)的衣服。為了攜帶這么多衣服，我們還特意定制了一些箱子，母親帶了一件皮毛大衣，父親帶了顯微鏡和別的什么東西，遺憾的是許多物品都在上海賣掉了。
　　作為一個小孩，我對此次航行激動不已，對我來說這簡直就是一次大冒險。我的意思是說，大家都要離開德國前往上海，實際上我并不知道上海在哪兒，也不理解當時父母所承受的恐懼和壓力，對他們即將面對的事情我都無從知曉，當一切都塵埃落定，我也沒能有機會和父親好好聊一聊，他離開我們實在太早了。
　　當我們最終要離開德國前往上海時，我父親的一些非猶太好友也趕到我家向他道別，“老年猶太人之家”的樓上也掛出了歡送的橫幅。我記得其中一個人對父親說：“在某些方面你比我們輕松多了，你至少可以在孩子們面前說出你想說的話。而我們卻要在孩子們面前管好自己的嘴，小心謹慎地說話，因為孩子們可能會把我們送進監(jiān)獄。”我被這番話驚呆了，當時我只有9歲。
　　親朋好友向我們道別之后，我們乘坐火車離開了德國。到達意大利境內(nèi)的勃倫納山口時正值午夜時分。我睡得正香，但是火車上的每個人都必須下車接受海關(guān)的檢查。我母親對其中一位負責人說：“我能不能把我的孩子留在車上？他睡著了�！薄爱斎豢梢裕�但是我不敢保證你能在火車出發(fā)前回到車上�！必撠熑嘶卮鸬�。很顯然，我不得不被從睡夢中叫醒。
　　德國人只允許我們攜帶少量的現(xiàn)金，當我們到達勃倫納山口時才發(fā)現(xiàn)父親所攜帶的現(xiàn)金遠遠超過了政府所規(guī)定的范圍，他只好趕忙給我叔叔打電報。車行至意大利熱那亞港口時，我的姨媽早就到了熱那亞為我們送行，當我們登上遠赴上海的游輪時，大家都顯得格外激動。
　　和那些乘坐意大利航船的難民們不一樣，我們乘坐的是一艘荷蘭輪船，在船上我們充分感受到了自由的氣息。在船上的膳宿花費了我們不少錢，船上的人還要記錄下我們的每一筆開支，但他們好像胡亂寫一通，諸如昨晚賭博輸?shù)粢话僭�，買香煙花掉一筆錢等等。荷蘭船上有個規(guī)定，10歲以下的小孩不得和成年人一起用餐，所以我不得不和船上其他小孩一起吃飯，對此我十分忐忑，站在甲板上還能看見陸地時我就暈船了。
　　我父母覺得在我們前往上海的航行中或許能在新加坡、馬尼拉，或是香港停留一會兒，但不幸的是我們下不了船，我們還得在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換船才能最終抵達上海（那時印度尼西亞是荷蘭的殖民地，雅加達還叫巴達維亞）。我們在雅加達停留了一周左右，那里的荷蘭猶太社區(qū)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我們被安排住在一家很不錯的旅店，一位在軍隊工作的猶太醫(yī)生款待了我們，他是一位陸軍少校。我們簡直享受到國王般的禮遇，就像生活在英國和荷蘭殖民地的人一樣。我們可以自己隨意支配一輛汽車，當然還配有司機，那感覺真的棒極了。一周過后，我們踏上了駛往上海的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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