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高興看到《改教家的神學思想》的中文版面世。這本書的英文版自1988年出版以來，便經(jīng)歷一再的翻譯和出版，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它已被譯成多種語言，包括意大利語、羅馬尼亞語、葡萄牙語以及韓語。如今，在約翰·加爾文（他是本書所涉及的主要人物之一）五百年誕辰之際，這本書的中文版剛好出版面世，可為中華民族中最大語言群體的讀者所得，此實乃一大幸事。
　　像佛教和伊斯蘭教一樣，基督教從其兩千多年前初登人類歷史舞臺之時起，便懷著普世的目標。耶穌最初的門徒們也都明白，他們的信仰是為著整個世界的。而耶穌在世上最后的話語也為他們所牢牢銘記：“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圣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9-20）。
　　關(guān)于基督教是如何開始傳人中國的這一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因為很多的細節(jié)仍掩蓋于歷史的霧靄之中。1625年，正當宗教改革運動在西方即將落下帷幕之時，著名的聶斯托利碑（Nestorian Stone/Hsianmonument）在中國的陜西省出土了。此碑樹于781年，碑文用敘利亞文和中文同時鐫刻，題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從它以及其他證據(jù)，我們得知，一位名為阿羅本（Alopen）的修士曾于635年到過中國，并受到了唐太宗（627-649）的歡迎，唐太宗還學習了阿羅本所帶來的基督教經(jīng)典（《圣經(jīng)》？）。他特許阿羅本在唐代的都城設(shè)立修道院并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大概150年以后，即781年樹立聶斯托利碑的時候，基督教的新舊約圣經(jīng)已被譯成中文，并且更多的基督教修道院在中國中部涌現(xiàn)出來。
　　這段歷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最近在中國東部江蘇省出土的一些石碑，把基督教進入中國的時間大大提前了。汪維藩教授認為，關(guān)于耶穌的福音，極有可能早在東漢時期（公元25-220）便已傳人中國。漢碑石刻不僅包含著布道的內(nèi)容，還包含了古基督教的一些象征，比如魚（這是對耶穌的一個常見的象征，因為在希臘語中，“魚”ichthus乃是由希臘語“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救世主”幾個詞的首字母組成的），以及鳳凰（鳳凰象征著耶穌的死而復活）。進一步的，這些石碑上還有對創(chuàng)世、墮落、逾越節(jié)羊羔、耶穌的誕生、耶穌死而復活等圣經(jīng)故事栩栩如生的描述。
　　新約圣經(jīng)告訴我們，為了應(yīng)對那些嚴重的迫害，耶穌在耶路撒冷最初的那些追隨者們“分散到四處去傳道”（徒8：4）。這些追隨者們最初所到的地方中包括安提阿，即敘利亞的都城，同時也是羅馬的第四大城市。在那里，耶穌的這些追隨者們開始被人們稱為基督徒。安提阿是著名的絲綢之路這一連接東西方的主要商路最西端的終點站。沿著該商路，絲綢、香料和其他的商品，從波斯、大草原和中國滾滾而來。汪維藩教授說過.“沿著絲綢之路我們便可輕松地追蹤到福音傳人東漢的足跡：從耶路撒冷開始、途徑撒瑪利亞、敘利亞到達如今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而后新疆、敦煌，一直到長安（即今天的西安）。古代的基督徒歷經(jīng)艱苦和磨難，千里迢迢地到達了我們的國度。為此，我們要滿懷感激地說道：‘帶來福音者，其腳步何其美。’”
　　當這些重要的事件在東方現(xiàn)身時，在西方，基督教也經(jīng)歷了其自身信仰、傳統(tǒng)和崇拜模式的發(fā)展。其中，16世紀的新教改革是發(fā)展過程中的重要一環(huán)。臨近中世紀（1300-1500）末的時候，一股研習圣經(jīng)的興趣復興了，其中包括了對于最初書寫圣經(jīng)文本的古希伯來語和古希臘語等古語言的興趣。在15世紀中葉西方出現(xiàn)的印刷術(shù)（印刷術(shù)在此之前早已在中國發(fā)明）則加速了這門新學問的發(fā)展，并使人們產(chǎn)生了在上帝之言的基礎(chǔ)上改革和更新教會的愿望。而這就是新教改革出現(xiàn)的總體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