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洛學的后世影響
蒙元統(tǒng)治時代，程朱理學受到尊崇，程顥、程頤也成為從祀孔子廟廷的賢哲，理學實際上成了蒙漢地主階級聯(lián)合政權的主導思想，正如全祖望所說的“有元立國，無可稱者，惟學術(主要指理學)尚未替”“洛、閩之沾溉者宏”。元代的理學一方面是蒙漢地主階級統(tǒng)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元時期理學在一定程度上發(fā)揮了挽救漢民族文化危機，亦起促進中華民族團結和融洽的功效。元末朱元璋起義抗元勝利，結束了九十八年的蒙元統(tǒng)治而建立明王朝。
明初統(tǒng)治者尊崇程朱理學，雖然明代中期有王陽明心學的興起，但是程朱理學仍被統(tǒng)治者定為“正學”。直至清代，程朱理學都被統(tǒng)治者作為統(tǒng)治工具，故云“程朱之言，亦‘六經’‘語’‘孟’之言也”。程朱的言論被當作至高的教條和“萬世準則”，成為禁錮人民頭腦、長期奴役人民的精神鎖鏈。以上可說是程朱理學在歷史上所造成的消極的負面的影響。但應指出，二程理學(包括朱熹)本身和它被統(tǒng)治者利用后而成為教條這兩者之間是應該有所區(qū)別的。
程朱理學最早傳入國外的首先是日本，通過中日往來，日本僧人園爾(1202～1280)等將大量理學書籍主要包括二程、朱熹的著作帶回日本，從此日本理學的研究者絡繹不絕。至16世紀的德川幕府時代，程朱思想成為日本思想領域中的主流。16世紀朝鮮的李朝時代有李滉 (退溪)傳播程朱理學，撰《朱子書節(jié)要》，使其朝野上下接觸程朱理學，影響頗大。
而程朱理學傳入歐洲則是17世紀之時，當時西方耶穌會的傳教士欲以西方的神學與中國的理學結合，以求適合中國的國情，達到更好的傳教之目的。近現(xiàn)代歐洲研究程朱理學的不乏其人，他們追慕中國傳統(tǒng)道德思想，并企望以此來補救西方工業(yè)文明所帶來的社會弊端。他們主要是將程朱理學的書籍譯成德、英、法等國文字而傳入西歐。抗戰(zhàn)時期，馮友蘭繼承和發(fā)展程朱理學并融入西方實在論，從而建立“新理學”的哲學體系。馮友蘭由此成為現(xiàn)代新儒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在國內外起了重大的影響。
至于二程的理欲之辨對后世的影響的好壞問題，亦不可一概而論，應作具體分析。二程曾錯誤地將人們的物質欲望視為同道德相對立的東西，“蔽于人欲則忘天德”，把人們的正當物質要求的“欲”同貪得無厭的“欲”混同起來。正如清人焦循所指出的那樣：“程朱舍情而言善，舍欲而求仁，舍才以明道。”程朱“存理滅欲”言論曾被元、明、清的統(tǒng)治者用來作為鎮(zhèn)壓進步人士的工具，也曾被社會上無恥的御用文人借用來偽裝自己，成為“口談仁義，心存富貴” “披服儒雅，而行若狗彘”的“說假話”“做假事”的“假人”(明李贄語)。二程所謂的理欲之辨在當時也還有積極的一面。他們揭露和批判那些封建統(tǒng)治者為了“滿其所欲”而“誅剝于民”“竭民膏血”，這些統(tǒng)治者“交騖于利”“日志于富侈”，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這種對封建社會黑暗的鞭撻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后世亦起著“明鑒”的作用。二程主張“正心窒欲”，提倡“主敬”的內省工夫，時刻注意道德上的自戒約束。
從對個人道德修養(yǎng)來說，用道德自律克制私欲的惡性發(fā)展是值得肯定的。歷史上也有過不少品德高尚的志士仁人，他們曾認真通過生活實踐和道德修養(yǎng)的途徑達到崇高道德的境界。但是任何事情，一旦流于形式，就會變成虛偽的東西而自欺欺人，危害甚大。二程理學“以理克欲”的觀點，如果“欲”是指“求自益以損于人”“交騖于利”，這種“欲”就是損人利己，唯利是圖。我們今天仍然要講以理克欲，使我們的社會能健康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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