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派胡言（一） 

帕德�9�9辛唐的房子坐落在海岸附近，靠近大溪鎮(zhèn)聚落的中心，這兩點表明他的父母乃是這片紐芬蘭北部海灣的拓荒先驅之一。前門邊上就是這家人的臨水泊位。6 月漁季剛剛結束，漁網(wǎng)就疊放在木樁上。鋪在地板上晾干的腌鱈魚，拼成了一幅銀色的馬賽克畫。從泊位回頭，我們踏上了帕德的“艦橋”（門廊），徑直走進了他家廚房。 

帕德坐在廚房的桌邊，一邊抽著煙，一邊呷著一杯啤酒。他的妻子薇拉正忙著收拾廚房，我來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訪問一下這位園圃種植者。他的兒媳和孫子也在屋里，坐在屋角聽我們說話。我知道小鎮(zhèn)上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我和蘇珊今年夏天回來“轉‘那么一圈’”，但我仍得從頭自我介紹一番。 

“我是約翰，她是蘇珊，我們來大溪鎮(zhèn)是想了解一下這里的歷史和園圃種植情況。”我望著薇拉說�！澳銈冇幸粔K土豆田，對吧？”我心里醞釀的問題是：她收了多少袋土豆、她有沒有用魚來肥田，等等。 

“我們確實有塊田，對吧？”帕德答道。我不情愿地轉向帕德。看來在轉入園圃的話題之前，我還要先和他嘮上一會兒嗑。 

“有的，老伴，”薇拉應道。她繼續(xù)在桌臺邊來來回回，把洗好的碗碟放好�！斑@塊園子不錯”，她低眉順眼地看著我們，口氣卻頗為自豪。整個談話過程中，她都掛著一絲讓我無法讀懂的微笑。她自己意識到了嗎？ 她是對帕德對待我們的生硬態(tài)度感到尷尬？ 還是覺得有趣？ 

“你們的園子在哪塊？”我徑直問薇拉。薇拉卻只是微微一笑。帕德又在一旁接過了話茬兒： 

“你們是哪旮瘩的？”［翻譯過來就是：“你們老家是哪兒的？”］ 

“我們打紐約來…… 但不是你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個。我們住在紐約北面靠近加拿大邊境的一個小村莊�！保鄯�譯過來就是：“我和你一樣是個鄉(xiāng)下人�！保� 

“你寫這本書能賺多少錢？” 

“不好意思，沒聽明白？” 

“我說：你研究這些，問這些問題，寫一本關于我們的書，能賺多少錢？” 

“嗯，沒多少。你知道，我是個老師，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寫書�！苯又�，我就闔盤托出，“我覺得可能也就幾百美元�！� 

“我大概也能寫一本書講講我們這些大溪鎮(zhèn)上的人，賺上幾個子兒�！� 

“嗯，帕德…… 薇拉…… 我看你們這會兒挺忙，那就改日再談吧�！鞭崩�仍沒搭話。我們臨出門時，就聽帕德在我們身后說道： 

“鴨灣的萊昂納德寫過我們這兒的生活。我都看了，里面純屬一派胡言�！� 

一派胡言（二） 

我與薇拉和帕德的遭遇，是我們在紐芬蘭北部農村停留途中不太尋常的一次，當時鎮(zhèn)上的大多數(shù)人都樂于與我們交談。那些非常害羞或無意交談的人們則會選擇主動避開我們。帕德的直來直去是他在社區(qū)中為人處世的“風格”。他的兒子（即第十章里的海豹獵人）和他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不過，我一點都不懷疑帕德的問題是大溪鎮(zhèn)上很多人都想詢問我們的：我們到底是誰？ 我們?yōu)槭裁磿�跑到這里來？與帕德一樣，他們同樣覺得我們是從紐約或多倫多這些大城市來的有錢人，自己過來看一眼這些“紐芬蘭犬”的生活，并從這些訪問中獲得一些個人收入。 

好吧—— 不錯，我是住在一個郊外村鎮(zhèn)，這點我已跟帕德明說過，但我通過工作和旅行又與城市文化發(fā)生了必然聯(lián)系。我走進薇拉的廚房時，我熱衷于探究一個關于紐芬蘭人自給自足程度的有趣問題，并想讓我的人類學同行在研討會上對此發(fā)現(xiàn)拍案稱奇�？梢宰⒁獾�，我的熱望全撲在從薇拉那里獲取信息上。我沒顧上先花點時間和這家人建立關系。經(jīng)過數(shù)周與人們在廚房談天、聊漁、聊冰球決賽，我已經(jīng)沒有耐心繼續(xù)進行“數(shù)據(jù)采集”了。帕德不愿讓我得逞。他阻止了薇拉，而害羞的薇拉也是從小便被教育成要對老師和傳教士恭恭敬敬的那代人之一。帕德的懷疑逼著我為自己辯解，我到底有沒有利用他和他的街坊們?yōu)槲业纳�遷鋪路。他也不相信作者在書中講述的真相。鴨灣的萊昂納德以該地區(qū)為背景，寫了他的自傳和兩本基于真實故事的冒險作品。這些作品在紐芬蘭北方人中頗有擁躉和贊譽，但也常受詬病，稱其有所失實。 

帕德關心的“胡言”，與許多人類學家和研究文化人類學的人們的批評別無二致。批評在于，經(jīng)過與土著的累月對話，文化人類學家卻用他/ 她自己的語言寫出了一篇報告。土著的聲音消失了，也就是說，人類學家從那些對話中攫取了事實。作者相信表述了事實，但實際上卻只是部分事實：一個人不全面的理解，受到個人及其理論視角的局限。從紐芬蘭人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嚴重缺陷。他們對事實異常謹慎，任何缺斤短兩都是“一派胡言”。 

不過，那時的我對此并未一目了然。我對帕德阻礙我詢問園圃問題報道人一事，幾乎是惱羞成怒。我在接下來的整個夏天都沒和他說一句話，但在薇拉去屋外攤曬腌魚時還是會和她聊上一會兒。我對那場對話一直念念不忘（也可以說是耿耿于懷，我將它記在了我的田野筆記中），不過隨著惱火漸息，我逐漸意識到，我的無名業(yè)火，是因為一種“那個紐約來的家伙正在寫一本關于我們這兒的書，誰知道那里面都會寫些什么”的感覺。結果是讓我加倍努力贏得報道人的信任，更多地與我的關鍵報道人一同檢驗我的觀點、假設和闡釋。在我與帕德之間對話十年之后，該書出版，我在到訪過的社區(qū)中分送了一些，也售出了一些。我向招待過我的人們詢問閱后反饋。書里是不是一派胡言？幸運的是，據(jù)悉書中內容還得到了一些好評，該書成為當年家庭成員與“外遷”友人之間流行的圣誕禮物。不過，該書并未記入帕德與我的談話。那是我研究中不堪的一面，我更愿只展現(xiàn)出我后來睿智的闡釋。 

事實上，帕德與我的對話所揭示的，遠不止我的毛糙和他的疑心。多年來，紐芬蘭人都是笑話中所調侃的思維單一的鄉(xiāng)下人。他們很不愿被寫成那樣。不過，在蘇珊與我坐在人們廚房里的那些年，紐芬蘭正在經(jīng)歷一場鄉(xiāng)村文化復興，而這些北島人便是這場復興當仁不讓的旗幟。在他們揚起的“鄉(xiāng)村”族群認同大旗上，融入了一些在外來者眼中有些奇怪的方式和觀念。“回到島上”成為一種光榮。在接受救濟和失業(yè)的年頭，收獲自己的土豆成為努力工作、自給自足的“紐芬蘭犬”的標志。帕德身為一個自尊有節(jié)的人，不希望某些外來者誤讀這一點。他希望發(fā)出他自己的聲音。然而，在我意識到能把聲音還給他之前，他已永遠地離開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