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研究論叢（第十五輯）》：
　　馬士英是阮大鋮的難友，同在崇禎初去職、落居南京，此番支持阮氏起復，則以自己“治兵無才”為理由，需人襄助。馬士英在弘光登基之初，奏陳《恢復須聯(lián)大勢疏》，陳述四策：一，速聯(lián)吳三桂，以利用其糧餉、軍隊和聯(lián)絡蒙古的實力；二，江北諸將、淮水之師五六萬并于山東，以聯(lián)吳三桂，并用徐壽、安慶軍隊往河南、湖北聯(lián)絡左良玉等部；三，以左良玉復兩湖，窺陜西省；四、以新敕印招四川總兵趙光遠等，再以湖北巡撫何騰蛟取代無能的四川巡撫龍文光，總督川湖黔鄖。馬士英之策，與史可法《敬陳第一緊急樞務疏》中的恢復策：急立淮徐、揚滁、鳳泗、廬六等四處藩鎮(zhèn)，各取其半，作守衛(wèi)和進攻的基地，可為互補。馬氏奏疏之簡潔有條理，以全部省份的軍事行動為考慮的設想眼光，比史可法只著眼江南防衛(wèi)更遠大，恢復計算之完備，似乎還在史氏之上。不過，紙上談兵人人可行，若無實際作為或同僚支持，身為首輔大學士的馬士英勢難行事，而他為南京臣首，自然不能庸碌無所作為。
　　六月，馬士英再度舉薦阮大鋮補兵部右侍郎，立即招致大學士高弘圖、姜日廣、南京兵部右侍郎呂大器及其他眾多官員反對，其中，御史左光先反對尤烈，馬士英則是為了阮大鋮力戰(zhàn)群臣。左光先是天啟受難者左光斗之弟，對于魏大中、楊漣等東林人士的過往耿耿于懷，基于認定的“阮大鋮會同太監(jiān)魏忠賢義子傅應星迫害左光斗”成見，痛恨阮氏等逆案者至極，上奏指責馬士英特舉阮氏，誤導新帝。馬士英地位也不穩(wěn)，曾因兩湖巡按黃澍言語，而幾乎被弘光帝拋棄，故不得不反擊，指使南昌宗生朱統(tǒng)上書詆毀大學士姜日廣，并擬對抗大學士高弘圖及史可法、張慎言、南京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等人，攻擊奏疏由阮大鋮起草。另外，戶部尚書周堪賡久不到任，馬士英也請皇帝以特旨升張有譽補周氏之位，創(chuàng)造特旨就職的先例，好為阮大鋮開居官之門。
　　阮大鋮重返官場的阻礙重重，但他也會善用反對者的弱點作為斗爭資本，如崇禎十六年（1643）浙江東陽的許都之亂。東陽縣有前尚書許弘綱之孫許都，任俠好義，小有名聲，崇禎末，知縣姚孫棐便借其名聲，以備亂為由，隨意攤派縣內(nèi)各戶的捐輸金額，還要許都出銀萬兩，后者勉強捐了數(shù)百兩，引發(fā)知縣大怒，誣指其所刊刻集社詩文稿上的文士名，是黨冊，而其母喪的萬人祭吊為造反，將許都下獄，此舉立即招來群眾萬人哄亂，姚知縣被一生員拉至丹墀上笞打，許都則被擁為領(lǐng)袖。浙江巡按左光先聞變，調(diào)臺州兵進剿，屠掠甚廣，東陽、義烏、湯溪等處民眾遂自發(fā)保鄉(xiāng)，大敗臺州兵，左氏卻因此上報許都造反。紹興推官陳子龍清楚實情，欲協(xié)助平息事件，遣生員蔣若來持自己書信曉諭許都，許氏即率十二名舉事者，赴杭州獄中自首，然而，左光先并不理陳子龍之請告，將許都等全部斬首，隱匿姚知縣惡行，造成浙東土匪“白頭兵”蜂起，亂至南明不息。弘光帝令浙江巡撫黃鳴俊相機剿撫，亦斥責左光先誘殺許都、不行善政，造成此果。
　　許都之亂顯示左光先的失察和莽撞，他正因逆案與大學士馬士英為敵，阻止阮大鋮回朝，阮氏便借許案整治他，上疏指責左氏要陳子龍誘降叛首，導致事端擴大。阮左之爭，舉朝僅蘇松巡撫祁彪佳出面，申述左光先在經(jīng)費拮據(jù)下調(diào)兵措餉，授計予陳子龍，誘擒叛首，方能用一個月就平定浙江亂事，有功無過，此言又使祁彪佳成為阮氏政敵。后來，阮大鋮鼓動御史張孫振彈劾祁氏貪奸、擁立新帝時有異議，最終罷官而去。此案表明天啟政爭并未因國家危亡而止，東林或逆案人士都自認是“眾正盈朝”，卻未能將精力擺在最重要的拱衛(wèi)南京和光復大業(yè)上，或原本就無才干可發(fā)揮，致使南明空擁大半江山，依舊日薄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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