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減貧理論與前沿問題（2014）》：

　　有關2015年后發(fā)展議程的討論才剛剛開始，要想知道其全貌還為時尚早。但可以想象，以后的發(fā)展議程或許沒有太大變動，類似于消除極端貧困之類的目標應該仍在目標框架之內。只是由于全球貧困狀況的變化，某些具體目標可能會做調整。目前，以“日均1美元”計算的全球貧困率已經減半，不過并非每個地區(qū)都達到了該目標，尤其是在非洲和一些境況脆弱的國家。這種不均衡的發(fā)展將促使國際社會和國家層面制定一個更雄心勃勃的減貧計劃。比如，將日均生活消費低于1美元的貧困人口比例降至零或接近零的水平——世界銀行正考慮以此為目標。諸如此類的目標還有可能出現在2015年后的發(fā)展議程中。在合適的時候，國際社會或許會制定一個更加宏偉的發(fā)展議程，以“扭轉減貧速率放緩的弧線”，并以遠快于過去25年的速度消除貧困。

　　但是，與1990年相比2015年的局勢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不平等的加重，二是窮人在風險和沖擊下的脆弱性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這需要我們超越以前那種簡單的目標，不能把目光局限在“1美元”貧困線下的人數或人口率變化上。

　　1965-1990年，東亞經濟體“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促進了社會公平”，這一奇跡主導了25年的全球發(fā)展，給減貧事業(yè)帶來了雙重紅利。對于它們在發(fā)展政策方面的經驗教訓，人們曾進行了大量討論和爭辯。本文無意回顧這些爭論，在1990年以后局勢也發(fā)生了較大變化。中國和印度分別因為在20世紀80和90年代以后出現的經濟高速增長成為了發(fā)展領域的佼佼者。但是，中國和印度的經濟騰飛一直伴隨著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在最近的25年中，世界各國收入不平等狀況加劇，引發(fā)了越來越多的擔憂。即便是東亞“奇跡”的創(chuàng)造地，也沒能阻止不平等加深的趨勢�？偟膩砜�，在亞洲的發(fā)展中國家，自1990年以來貧富差距擴大的國家人口已超過80％。而在拉丁美洲，許多國家自2000年以來已縮小了不平等。人們認為，唯一的解釋就是這些國家采取了協調一致的政策，包括以社會保障為導向的政策干預。

　　有人對全球發(fā)展趨勢做了分析，發(fā)現全球最為強勢的經濟力量其實是在擴大不平等。若實施市場經濟改革、放開國際貿易，首先受益的必然是那些條件較好的、有著更多資本、技術和更好地理位置的地區(qū)，如沿海地區(qū)。除了市場力量之外，技術變革的力量也促使生產模式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化，技術報酬持續(xù)走高。由于財富分配和人力資本分布本來就不均，上述兩個因素使得貧富差距愈加懸殊。在這個過程中，到底是技術還是貿易起了最主要的作用？答案并不統一。但就目前來看，人們普遍認為這兩者都很重要。在未來25年，技術和市場的根本力量不大可能發(fā)生逆轉。因此，若沒有積極的政策干預，貧富差距將進一步擴大，消除貧困的目標只會離我們越來越遠。不平等是影響社會福祉的一個重要方面，應該和貧困問題一道成為2015年后發(fā)展議程的重要目標。因為貧富差距懸殊會消弭經濟增長對減貧的積極影響，阻礙各國實現減貧目標。例如，有研究表明，如果不平等狀況的沒有加劇，那么亞洲在過去20年間經濟增長可以減貧的數量將比現在多出約2.5億人。與之類似，若不是巴西在1998-2009年緩解了不平等狀況，該國的經濟年增長率需要提高4個百分點才能達到同等的減貧成效。因此，對于2015年之后的發(fā)展議程來說，采取各種措施來消除不平等將是至關重要的。

　　上文已提到，2015年和1990年相比，發(fā)展現實和話語還出現了一個新的變化，即風險和脆弱性在最貧困群體生活中扮演起了核心角色。這些脆弱狀況（比如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總是與貧困群體如影隨形。針對這個主題，如今已有了一些研究和分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脆弱性的范圍、程度和性質。然而，脆弱性加劇的狀況卻并未因此而改變。氣候變化導致的自然災害、傳染性疾病泛濫、金融危機和全球化帶來的一些風險的都在向我們發(fā)出警示。它們將在兩個方面影響到千年發(fā)展目標和2015年后的發(fā)展議程。

　　首先，窮人面臨的風險以及風險對他們生活和內心造成的沖擊并未完全體現在當前的貧困指標中。類似于《窮人的聲音（Voices of the Poor）》這樣的定性研究對上述問題給予了高度關注。定量研究者也發(fā)現，風險帶來的成本可能會拉低貧困群體的收入。如果計入這一點，目前很多處于貧困線以上的人口恐怕仍然屬于貧困之列。所以，當前貧困測量的標準方法可能低估了實際貧困人口數量。

　　其次，沖擊和風險可能對家庭生產力構成中期影響。例如，在家庭困難時期嬰兒的營養(yǎng)攝人不足將影響身體發(fā)育，即使在家庭經濟狀況寬裕時給他們補充等量的營養(yǎng)也很難恢復正常。在面臨這些風險時，貧困戶采取的應對策略或許在短期內有效，但不能完全消除風險，從長期來看這些策略可能會限制他們增收，使其陷入貧困陷阱、難以自拔。例如，他們可能不愿引種某些風險較高但單產也很高的作物品種，也不愿在人力資本方面進行較多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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