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北方的廣大草原是歐亞大草原東南部的組成部分，它與歐亞草原的文化聯(lián)系，是一個國內(nèi)外學者都關(guān)注而有悠久歷史的研究題目。可惜的是，過去還沒有一位中國學者在這個題目下出版過一部專著。楊建華他們寫的這部書是頭一部，所以可喜可賀。這不僅是因為在國際學術(shù)界給中國學者爭得了應有的發(fā)言權(quán)，而且對幾十年來在中國北方茫茫草原上辛勤考古的兩三代田野工作者們是一種回報，做了一件大好事！

       這部書正如作者自言，“是一幅由種種聯(lián)系和互相作用無窮無盡交織起來的畫面”，“是一幅從公元前2千紀到公元前后長達2000年的中國北方與歐亞草原以金屬為代表的文化交往的歷史畫卷”。不管這個畫卷還有多少空白或不完善之處，由他們辛辛苦苦交織起來的畫面，會使中國的考古工作者可以看到一片廣闊的、還比較陌生的新天地，給我們今后的新的發(fā)掘和研究提供更新的關(guān)注點和更多的思路，在中國考古走向世界的今天，自然會受到大家的歡迎。

       這部書當然也提出了作者們自己的重要見解。我拜讀之后，覺得最值得肯定的有以下幾點：一是把歐亞草原的東部分出一個“中國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區(qū)”，這個冶金區(qū)在公元前2千紀初處于萌芽狀態(tài)，到公元2千紀后半葉正式形成，包括了中國北方、蒙古高原、外貝加爾，并向西到達米努辛斯克盆地，形成東部文化向西推進的形勢。而到公元前1千紀中葉，草原普遍游牧化的時期，西部文化向東推進時，在亞洲草原東部仍保持了原有的傳統(tǒng)。

       這種在分析原始資料的基礎上提出的東西兩分觀點，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門徑，就是在不同的時期對“中國北方青銅器”應有區(qū)分東、西的意識，應該拋棄過去混沌的“卡拉蘇克式”、“斯基泰式”，或“鄂爾多斯式”之類的觀念，實事求是地提出新的概念。當然，不同時代的東西分區(qū)界線如何劃分尚待繼續(xù)研究，“中國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區(qū)”的礦產(chǎn)和冶煉中心有待田野工作進一步開展，方能使這一觀點立于更堅實的基礎之上。

       二是用具體的事例進一步發(fā)揮了大衛(wèi)?克里斯丁提出的觀點，即“歐亞內(nèi)陸的社會發(fā)展動力主要來自南部與農(nóng)業(yè)地區(qū)接壤的大前沿地帶”，亦即住在中國北部的“從事農(nóng)業(yè)的野蠻人”。也就是說，今后中國考古界應該以更大的注意力對待文獻記載中只有很少篇章的“戎狄”遺存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不論是對于歐亞草原的歷史，還是對于中國中原地區(qū)的歷史，“戎狄”遺存的研究都應該提高到應有的地位。

       三是對匈奴起源的研究，應該把視野放到整個亞洲草原的東部地區(qū)，這一地區(qū)的傳統(tǒng)文化應該是匈奴聯(lián)盟形成的歷史基礎。既不能像20世紀90年代以前那樣只在中國北方去找尋所謂“早期匈奴”，也不能局限在蒙古高原去求解匈奴起源，而應該既考慮“中國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區(qū)”的歷史傳統(tǒng)，又研究這個冶金區(qū)在草原普遍游牧化之后發(fā)生的變化，才能找到解開這一歷史之謎的正確途徑。

       當然，在如此漫長而又如此廣袤的范圍內(nèi)，即使是單單對特定的金屬遺存的復雜現(xiàn)象，要得出統(tǒng)一的見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這部書也可以說只是提供讀者們馳騁大膽想象的一種依據(jù)。我有幸先讀此書之后，不免也想說一些感想。

       我覺得，這部書最大的優(yōu)點是提供了從歐亞草原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的全景來認識和解釋中國北方地區(qū)的考古遺存，但同時也感到對利用中國考古本身具有的天然優(yōu)勢，即古文獻記載，來啟發(fā)研究的關(guān)注點和思路，尚有不足。例如，書中只是在第五章第二節(jié)分析北方長城地帶在東周時期分成南北兩個不同文化系統(tǒng)時，引用了相關(guān)文獻，認為在南是戎狄，在北的是胡（我則仍保留意見，認為胡和戎狄應從人種來分，不能從所用器物來分）。但如果擴大時間范圍來看，在《左傳》所記述的春秋時代，不僅有白狄在黃河以西，還有赤狄在山西東南部，而且既然稱“狄之廣漠，于晉為都”，則整個山西大部為戎狄（《春秋左傳》中戎狄可換稱，無嚴格區(qū)別）所據(jù)。春秋初年，狄所伐有太行山以東的邢、衛(wèi)，致使邢遷夷儀，衛(wèi)遷楚丘，再遷帝丘。而狄滅溫（蘇），所及已達東周王朝的核心地帶。周王室內(nèi)亂時王子帶（甘昭公）召揚拒、泉皋、伊洛之戎伐京師入王城，可見戎狄已入居伊洛地區(qū)，之后又侵鄭、伐衛(wèi)、侵宋，并東向侵襲齊、魯。而且周襄王曾一度娶狄人之女為后。王師和戎狄間的直接戰(zhàn)爭一直到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仍有記載�！蹲髠鳌愤�記載，衛(wèi)莊公（公元前480～前478年在位）在都城城頭上（其時都已遷到帝丘，在今河南滑縣境內(nèi)）望見戎人所住的戎州，“見己氏之妻發(fā)美”，就要把她的頭發(fā)給自己夫人做假發(fā)。可見當時戎狄在河南也分布甚廣�，F(xiàn)在我們雖然可以從春秋時代的秦、晉、燕等國乃至中原各地的青銅器中分辨出一定數(shù)量的北方系青銅器，作為當時戎狄存在的證明，但時至今日，對陜西、山西、河北以及河南地區(qū)的戎狄考古學遺存，認識還是很不清楚。甚至根本說不出華夏之外的戎狄遺存何在。我在2002年寫成的《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一文中，曾提出過陜北米脂張坪發(fā)掘的四座墓是春秋時代的狄文化遺存的觀點，但在楊建華他們這部著作中，仍被認為是晉文化遺存。當然，在眼下考古工作開展還不夠充分的情況下，仍然應該允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相信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進一步開展和研究的不斷深入，古代文獻的作用會受到更多的重視，戎狄這一在中原文化和北亞游牧文化的關(guān)系中起過重大歷史作用的人群，其歷史蹤跡一定會越來越明晰。

      另一方面，統(tǒng)觀全書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我們現(xiàn)在掌握的蒙古國內(nèi)青銅時代到早期鐵器時代的考古資料還很欠缺。所以在很多問題上無法作比較細致的論證，而只能作或然性的猜想或粗疏的推斷，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匈奴文化的淵源及其形成過程的探討。這是很多讀者一定會感覺到的……

      林　沄

      2015年4月4日于長春劍橋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