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八旗與旗人社會


      明清鼎革之際，滿人奪取天下，不能不說帶有很大的運氣成分。以事實論，滅亡明王朝的并非滿洲八旗而是天災及由此蜂起的農民起義軍，而在李自成建立大順王朝、吳三桂勾結清軍入關之際，很可能又是一場瘟疫讓大順軍喪失了戰(zhàn)斗力。從歷史偶然性的角度上說，“清取明而代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借勢而為的機巧之舉。
     不可否認，滿人的勝利確有“乘人之�！钡南右�，但其入關時不過20萬兵力，這說明八旗鐵騎確有可畏之處�？上У氖�，歷史并非一成不變，八旗入關時本為強悍之師，清廷歷代統(tǒng)治者也希望旗人聚合成一個特殊的軍事集團，以長久保持旗人的勇武精神并讓統(tǒng)治延續(xù)更久。但事與愿違的是，清廷對八旗的“包養(yǎng)”政策最終令旗人成為“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特殊利益人群。清朝建立數十年后，八旗即喪失銳氣，他們不再是帝國的軍隊主力，而僅僅是作為征服者的象征存在。
     1799年，嘉慶在一道上諭中對此深感憂慮：“朕于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隨駕南巡至杭，營伍騎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虛發(fā)，弛馬人墮地，當時以為笑談，此數年來果能精煉乎？”六年后，嘉慶再次訓誡：“各省營員大者養(yǎng)尊處優(yōu)，小者偷安徇利，當募補兵額之時，即不認真挑選，率以市井游惰之徒充數。入伍以后，又不勤加訓練，其所謂按期操演者，不過列營布陣，炫耀觀瞻，循行故事而已�！睍r人昭梿更是在《嘯亭雜錄》中記載，守衛(wèi)宮門的侍衛(wèi)們平時并不攜帶武器，“每夏日當值宿者，長衫羽扇，喧嘩嬉笑”，圓明園侍衛(wèi)“乃竟日裸體酣臥宮門之前”。
     鴉片戰(zhàn)爭前夕，鴻臚寺卿黃爵滋曾在《綜核名實疏》中這樣描述京城八旗：“近見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閑游，甚或相聚賭博。問其名色，則皆為巡城披甲，而實未曾當班，不過雇人領替，點綴了事�！痹偃缛A胥大夫在《金臺殘淚記》中所描述的：“（京師）數百里之區(qū)，聚數百萬之眾，游閑無所事，耳目無所放，終日飽食，誨盜圖奸，或又甚焉�！�
     旗兵如此，王公貴族也是如此。光緒朝的怡親王溥靜當時就鬧了個笑話，他老人家為免去佩刀的累贅而發(fā)明了一招，刀鞘里無刀而只有刀把兒，這樣一來，重量是大為減輕，尚武精神可就蕩然無存了。作為昔日的軍功階層與清王朝的支柱，這些八旗后裔在清朝兩百多年后早已墮落為無用的雞肋，其“睹旌旗而色變，聞鼙鼓而心驚”，非但無任何軍功可言，也實在無事可做。
     19世紀中葉，清廷支出的軍費高達三千萬兩白銀，八旗與綠營平分秋色。在很大程度上，八旗、綠營并沒有作為主要的作戰(zhàn)力量出現(xiàn)，而是作為“軍費”享用者的角色出現(xiàn)。太平天國之役后，作為“立國之本”的他們實質上成了清廷的負擔而不是其他。如甲午戰(zhàn)爭時期，包括防軍、練軍、地方勇營的前線軍隊約三十六萬人，而數量大體相當的八旗、綠營卻只能在一旁觀戰(zhàn)。
     當然，在兩次鴉片戰(zhàn)爭和鎮(zhèn)壓太平軍起義的過程中，一些旗兵的表現(xiàn)也可以稱得上英勇，但結局大體都敗得很慘。如鴉片戰(zhàn)爭中乍浦的旗兵曾奮勇抵抗，戰(zhàn)敗后城內旗人多自殉身亡；太平軍攻下南京后，大約有三萬旗人被屠殺；后來的杭州之役也是如此，大約一萬人被殺死或自殉。在嘉慶、道光年間的張格爾之亂及同光年間的阿古柏之亂中，前往平叛的東北旗兵和西北旗兵也損失頗大。
     隨著戰(zhàn)爭的結束和社會的長期安定，八旗軍隊在承平歲月中悠閑度日，久而久之，刀槍入庫，任其銹跡斑斑，格斗、射箭等技藝也日益荒廢。近代以后，隨著熱兵器的迅猛發(fā)展，這些古老的技藝更是成了無用之技。加之職業(yè)和駐地的限制，大多數旗人變得游手好閑，無所事事。他們在吃喝玩樂、養(yǎng)鳥唱戲等方面或有建樹，但嫻長騎射、勇猛善戰(zhàn)的民族特性卻日漸喪失，戰(zhàn)斗力也大為減弱。與其說他們是“軍隊”，倒不如說他們是“市井游民”來得更恰如其分。
     從某種意義上說，清廷對滿人的優(yōu)待是一種“甜蜜的桎梏”。發(fā)展到最后，所謂“旗人”，即閑人也。
     當然，就王朝的命運而言，旗人社會的空心化還不是最要命的，其中作為金字塔頂尖的皇族空心化才是最致命的。在慈禧太后當政的近半個世紀中，皇宮里再也沒有聽到嬰兒出生的哭聲。這種史無前例的宮荒，在整個清朝歷史上都不曾出現(xiàn)過，而這大概就是歷史上所說的“氣數已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