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jīng)》又稱《詩三百》，是我國第一部具有濃郁的現(xiàn)實主義風(fēng)格的詩歌總集，收錄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6世紀）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311首，其中6首有題目而無內(nèi)容，可能為當(dāng)時的笙詩，因此后人取其整數(shù)，稱之為“詩三百”。先秦時期，《詩經(jīng)》稱為《詩》，西漢時《詩》被儒家辟為經(jīng)典，始稱《詩經(jīng)》，并沿用至今。此外，由于西漢學(xué)者毛亨、毛萇師徒曾對《詩經(jīng)》做過翔實的注疏，因此后世通行版的《詩經(jīng)》又稱《毛詩》。

　　《詩經(jīng)》的作者絕大部分已經(jīng)無法考證，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作者生活的地域主要是黃河流域，即西起今甘肅東部，北到河北西南，東至山東，南及江漢流域的古中原地區(qū)。

　　關(guān)于《詩經(jīng)》的集結(jié)，歷代說法眾多，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種主流的說法：

　　其一，王官采詩說。該說法最早見于《左傳?孔叢子?巡狩篇》，其中載說：“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謠，以觀民風(fēng)�！币蚨�有人據(jù)此推斷，當(dāng)年周天子為了了解民情，常常在農(nóng)忙時派出專門的使者到全國各地采集民謠，再由史官匯集整理后獻給天子，當(dāng)時的采詩官被稱為“行人”。而其后的《漢書?食貨志》也載說：“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蔽鳚h學(xué)者劉歆在《與揚雄書》中也稱：“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

　　其二，公卿獻詩說。該說法稱，當(dāng)年周天子為了考察各諸侯國的民風(fēng)和國君政績的得失，“考其俗尚之美惡”，下令諸侯獻詩。比如《國語?周語》載說：“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瞍賦，誦�！�

　　其三，孔子刪詩說。該說法見于《史記?孔子世家》，其中載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意思是說，孔子在世時，當(dāng)時社會上流行有古詩3000余篇，后來孔子根據(jù)禮義的標準編選了其中305篇，編成《詩經(jīng)》。而對于這一說法，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均持懷疑態(tài)度，理由是，《左傳》中記載，孔子不到10歲時就有了定型的《詩》書。比如，公元前544年魯國的樂工為吳公子季札所奏的“風(fēng)”詩，

　　次序與今本《詩經(jīng)》基本相同。

　　綜合以上三種說法，現(xiàn)在我們通常認為，《詩經(jīng)》系當(dāng)時各諸侯國協(xié)助周天子的史官采集而得，之后經(jīng)由史官整理、樂師編纂配樂而成，后來孔子可能對其做過進一步的整理。

　　關(guān)于《詩經(jīng)》中詩的分類自古即有“四始六義”之說�！八氖肌笔侵噶形弧帮L(fēng)”“大雅”“小雅”“頌”篇首的四首詩，這四首詩可以看作《詩經(jīng)》的靈魂所在；“六義”則指與《詩經(jīng)》息息相關(guān)的六個關(guān)鍵詞：“風(fēng)、雅、頌、賦、比、興”。“風(fēng)、雅、頌”是《詩經(jīng)》截然不同的三種體裁，“賦、比、興”則是《詩經(jīng)》中最主要的三種修辭手法。

　　“風(fēng)”的原意是“風(fēng)俗”，這里借指民謠，它是相對于“王畿”——周天子的直轄區(qū)的民歌而言的，包括周南、召南、邶（bèi）、（yōng）、衛(wèi)、王、鄭、齊、魏、唐、秦、陳、檜（kuài）、曹、豳（bīn），即今黃河流域之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15個方國或地區(qū)的民歌，稱“十五國風(fēng)”，凡160篇，為《詩經(jīng)》的核心內(nèi)容�？梢酝浦�的是，這些民歌收入《詩經(jīng)》時，多半是經(jīng)過了潤色處理的。

　　“雅”即是“王畿”音樂。周人稱“王畿”為“夏”，古代“雅”和“夏”通用。因此有“雅樂”一說。此外，“雅”又有“正”的意思，當(dāng)時周人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的典范，猶如清代人把昆腔叫作雅部，都是帶有一種尊崇的意味。比如，朱熹在《詩集傳》中說：“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陳戒之辭也。辭氣不同，音節(jié)亦異。故而大小雅之異乃在於其內(nèi)容�！�

　　“雅”樂按音樂的形式又可細分為“大雅”和“小雅”，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凡105篇。這其中，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有不少類似民謠的作品，如《黃鳥》《我行其野》《谷風(fēng)》《何草不黃》等。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nèi)容多是歌頌祖先的豐功偉績的�！睹�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fēng)、雅為緩�！闭f的就是這類祭祀音樂的節(jié)奏特點�！绊灐狈帧爸茼灐薄棒旐灐焙汀吧添灐薄Ｆ渲�，“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凡40篇。雖說頌是祭祀時頌神或頌祖先的樂歌，不過也有例外，比如魯頌4篇全是頌美活著的魯僖公，商頌中也有阿諛時君的詩。

　　“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鋪陳敘事的，是最基本的表現(xiàn)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zhí)子之手，與子偕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按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对娊�(jīng)》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xù)用“柔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jīng)》中用“比”的佳例。

　　“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nèi)容做鋪墊。它往往用于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有時一首詩中的句子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比如，《衛(wèi)風(fēng)?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fā)端，同下文并無意義上的關(guān)系，表現(xiàn)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lián)想。就像秦風(fēng)的《晨風(fēng)》，開頭“彼晨風(fēng)，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fā)現(xiàn)彼此間的意義聯(lián)系。雖然就此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xiàn)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由于“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后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gòu)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韻味。

　　《詩經(jīng)》全面地展示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社會生活，真實地反映了我國奴隸社會從興盛到衰敗的歷史全貌：它不僅展示了古代勞動人民被剝削被壓迫的悲慘命運和他們的反抗斗爭，也反映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給勞動人民帶來的深重災(zāi)難；它不僅忠實反映普通人的愛情和婚姻，也忠實地反映歷史上許多的重大事件。這一切，對于我們考察周代的歷史、宗教、文化習(xí)俗無疑有很大價值。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詩經(jīng)》其實就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大約五百年間社

　　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孔子曾概括《詩經(jīng)》的特色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并教育弟子誦讀《詩經(jīng)》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jīng)》者極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jīng)》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那么何謂“思無邪”呢？后人注疏說：“蓋言詩三百篇，無論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寫衷曲，毫無偽托虛徐之意�！边@里的“思無邪”，就是“真情流露、毫不矯飾”的意思。這無疑是對《詩經(jīng)》最中肯的判詞，也是我們后人理解《詩經(jīng)》的關(guān)鍵切入點。

　　總之，作為我國民間詩歌的源頭，《詩經(jīng)》在經(jīng)歷了近三千年的時光洗禮，已成為一種文化基因，融入華夏文明的血液之中。這也是我們重新編譯該書最直接的原因。限于筆者水平，書中難免有許多疏漏，敬請廣大讀者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