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巨大的轉(zhuǎn)型改變著這個星球，而人類所擁有的用以思考這些現(xiàn)象的工具也飛速地演進著。有誰會質(zhì)疑這一點呢？在短短幾年間，我這一代的社會科學研究者經(jīng)歷了功能主義的崩塌、結構主義的興起和衰落、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出現(xiàn)的巔峰（從其功能主義與結構主義版本開始）與式微、象征互動主義的勝利、方法論個人主義不同變體的興起、關于主體議題的回歸等。一些研究范式瀕臨破產(chǎn)，另一些東山再起，還有一些被創(chuàng)造出來或者被徹底更新。

變革

這里發(fā)生的并不是一次危機，而是一次變革，是我們思考和研究變遷中的世界的方式的變革。這種變革涉及所有的知識領域，而不只是社會科學，只不過社會科學處于最前沿，并且要扮演核心角色罷了。本書的目的并不是要對這個現(xiàn)象進行梳理和澄清我們在另一本剛剛完成的集體著作里做了這件事，即《變革中的社會科學》。

本書的首要目的是推出最有潛力的分析工具那些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分析工具。

本書可以被視為集成之作，是自20世紀70年代肇始的研究經(jīng)驗的成果，而自那時候起，歷史背景已經(jīng)發(fā)生了顯著變化。但是，本書可能只揭示了一部分事實，這也并非作者的本意。的確，本書吸收了過去一些著作的研究成果，我不懈地追求將這些理論與經(jīng)驗研究結合起來。我吸收了其中的一些分析與觀點，正如我將學者生涯中的教訓收集進來一樣。但我的興趣并不在于研究、梳理過去的得失，而在于構想未來，并將恰當?shù)墓ぞ咛峁┙o我的讀者，鼓勵他們也能夠同我一樣構想未來。

本書的九講沒有一講是完全終結的，就好像提出一個完整的理論那樣。相反，每一講都提出了一些遠沒有定論的爭辯。我希望展現(xiàn)我所研究問題的復雜性和它們之間的細微差別，而非提供穩(wěn)妥的證據(jù)。如果讀者閱后感到心中有了更多的問題，我絲毫不會感到失望或不悅。正如皮埃爾·阿斯內(nèi)爾所寫到的，社會科學所帶來的自省，不正在于提升了讀者思想的困惑程度嗎？

空間與時間

如何理解現(xiàn)在、面向未來？我們生活在最具有瞬時性的現(xiàn)實當中。今后，隨時隨地、無處不在的訊息洪流都會將我們淹沒。我們還借助互聯(lián)網(wǎng)、手機、攝像頭來自己生產(chǎn)訊息，這些工具讓普通人能夠與記者競爭，傳播某一事件，或者對它發(fā)表評論。在賦予這個現(xiàn)實性某種意義的時候，在將其定位于某種觀點的時候，我們猶豫了，力圖謹慎行事，確保自己的設想的確是面向未來的。因此，我們對完成計劃的信心大打折扣，或者說我們完全放棄了美好明天的諾言，而對烏爾里希·貝克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風險社會概念更為敏感。

與此同時，我們清楚地意識到，轉(zhuǎn)型的影響是長遠的，我們擔憂下一個世紀氣候異常，我們接受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理念，我們努力包括對我們自身采取更為負責任的行為。20世紀70年代，環(huán)保還是處于邊緣地位的、烏托邦式的質(zhì)疑聲音，今天卻貫穿了所有的政治體系，成為主要議題。

我們的平均壽命越來越長，對時間與空間的觀念隨之轉(zhuǎn)變。因為移民、旅游等原因，更不必說因為工作的原因，我們中的許多人越來越頻繁地出行，去的地方也越來越遠，遍及世界各地。本書并不想歌頌，也不想批判這些現(xiàn)象，它們被新的或者翻新的行為模式所改變，它們改變著我們?nèi)�部的觀念。這意味著人們要接受一些新想法來認清這些現(xiàn)象，或者提出一些手段來分析這些現(xiàn)象。

個人與世界

我們很愿意接受這樣的觀念，即我們的存在是處于全世界范圍內(nèi)的，經(jīng)濟全球化影響著我們的存在。我們必須要應對這樣的情況，甚至可能參與其中。昨天，我們可能夢想著成為世界公民，今天我們成為世界消費者。我們?nèi)諠u發(fā)現(xiàn)，由于全球性的邏輯和我們對一些群體的歸屬感一些或多或少想象的、全球范圍內(nèi)運作的群體，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的就業(yè)（或失業(yè)），我們的文化坐標，我們的品位和我們的價值觀。

與此同時，我們不斷強調(diào)個人或集體的主觀性，借此抵制這些邏輯和歸屬感對我們的壓迫和動搖，特別是當它們將符合最強者利益的標準強加給我們，當他們試圖控制我們對我們自身主體性建立的控制、對我們做出自我選擇的控制的時候。

世界或者全球的視野和作為主體的我們對自身生活的關切，我們承受著這二者之間的張力。正如安東尼·吉登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所認識到的，我們只有在較大的距離之下才能思考這些張力。昨天，米歇爾·克羅齊耶和埃阿爾德·費埃德貝格等社會學家的詰問是：行動者與系統(tǒng)是如何結合的？今天，他們提出問題的空間已經(jīng)擴得相當之大。我們應當自問：如何從最私密的、隸屬于我們每一個人的自身的主體，走向最為廣泛的、對我們生活影響如此之深的全球化？思考的框架也擴大了，同時應當質(zhì)疑那些植根于民族、國家概念的社會思想所提供的經(jīng)典的思考框架。

在這個巨大的空間中，文化、宗教身份認同帶來了個體和人群的坐標系無論是為了自我保護，以應對那些似乎威脅了他們完整性的全球化力量，還是為了創(chuàng)造性地將自身投射于未來。因此這本書也是一份請柬，邀請讀者參與一次巡游，即以最嚴謹、最嚴密的思考方式，在個人主體觀念和整體、全球化觀念這兩極之間所作的一次巡游。這就是為什么本書第一講提出了對主體概念的批判，第二講鼓勵進行全球思維；這也是為什么第二部分的主要內(nèi)容是關于全球化世界中行動者的文化導向問題，這些行動者恰恰在努力尋找方向與身份認同個體的和集體的身份，而自身又總是背負著強烈的主體性。

沖突與暴力

昨天的大規(guī)模沖突已經(jīng)離我們遠去。總體上，冷戰(zhàn)在三十年間成為全球的穩(wěn)定因素，然而，兩大陣營內(nèi)部的結盟游戲，其中任何微小的局部戰(zhàn)爭都會使核威懾的原則受到質(zhì)疑，讓超級大國有被卷入最殘酷的全球暴力沖突的風險，卻沒有人能為這場沖突負責。今天，各種形態(tài)的戰(zhàn)爭正在發(fā)展，打著公民人道主義旗號的多國干預也日漸頻繁。

去殖民化運動基本上塵埃落定，隨之而來的民族解放運動亦如是，還經(jīng)常反過來使得獨裁者成為國家的領導人。這就存在一個尖銳的問題，特別是在近東地區(qū)，這些地方的去殖民化運動往往采取了極端暴力的形式。在其他地方，包括在舊殖民國家內(nèi)部，去殖民化運動也留下了后殖民問題，這個遺產(chǎn)是過去那段既有光明面（文化創(chuàng)造力），也有陰暗面（種族主義特別突出）的歷史留下來的。種族主義與一段不太久遠的歷史遺臭混合，而社會的種族歧視變得越來越族群化。

在工業(yè)化社會，工人運動的發(fā)展使得反抗的行動者與勞動的主導者發(fā)生核心沖突，方式往往很暴力，并通常引來鎮(zhèn)壓，導致流血犧牲。但運動自身并非暴力性的，當抗議的最極端表達變成暴力，甚至是恐怖活動時，一般而言都是假借工人運動之名，而非工人運動之實，其參與者則是一些多少有些造作地自稱代表工人運動的政治行動者或知識分子。在一個不再是工業(yè)化的社會中，最具悲劇性的社會問題不是對無產(chǎn)階級的剝削，說得極端一些，是對那些被市場所拋棄的無產(chǎn)階級的不予剝削，或者是處在勞動市場邊緣的人從事不穩(wěn)定的非法工作，包括打黑工。于是，后工業(yè)化社會與其他社會（昨天的被奴役或被殖民的社會）一樣同流合污：南方問題浸入了北方國家，正如舒默爾·艾因施塔特所言，現(xiàn)代性變得多元。

這些被排斥的困窘的人們完全不能夠自發(fā)地建構行動以捍衛(wèi)自身利益，他們最多能夠雜亂無章地借助于政治活動家、知識分子、宗教、慈善運動、非政府組織，然而這些運動又會以他們的名義，采取極端暴力的方式來活動。

制度化沖突的終結或者缺失，通常體現(xiàn)為無法采取談判式的處理方式來應對來自社會的訴求，以及那些來自于無法自己組織斗爭爭取權利或無法借助其他體系組織斗爭的人們的期待。在所有的層面上超國家的、區(qū)域的、國家的、地方的，世界上充滿了這樣的情況，由于缺乏管理沖突的原則（un principe de conflictualité），暴力正嚙噬著和平。

這就是為什么這本書的第三部分要考察當代暴力和種族主義，并不是為了描述和梳理情況，而是要展示本書開始所建議的分析工具是如何能夠清晰地分析當今全球化世界中這些撕裂、斷裂、仇恨和大打出手的現(xiàn)象的，全球化并不意味著我們進入了秩序與和諧的新紀元。這部分并不是在確立規(guī)則，而是旨在通過這樣的分析，找到政治解決方案：如何有效地行動并應對這樣的挑戰(zhàn)？

本書的讀者不應僅限于我的同事、教師、研究者和社會科學的學生。這不是一本社會科學教材，而更像是一本反教材。它涉及的問題在大學的課程里幾乎沒有地位。然而，正如我們將在第三講中看到的，這些問題卻是核心的，包括這樣的思考：學者是否應當參與郊區(qū)問題的爭論？學者所應用的研究方法、所展示的論據(jù)是否具有科學性？如果本書可以拉近研究與科普之間的距離，拉近知識生產(chǎn)與教學的距離，那么就達到了它的一個重要的目的。

這本書能否涉及整個社會科學研究，而不僅僅是社會學？它能否不囿于法國社會的專門分析，而在全球?qū)用孢M行思考？我有幸在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工作了三十多年，在這里工作的有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學者，多學科研究在這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一個事實。另外，幸運的是，我總是能夠?qū)⒅哺�在我自身社會（法國）的研究實踐、我在其他國家的田野研究和我參與國際知識分子生活的經(jīng)驗（2006年我被同事們推選為國際社會學協(xié)會的主席便是對我最好的認可）結合起來。本書也可能會有不少來自學派的和民族中心主義的偏頗之處，我僅希望讀者能體會到我為減少這些局限、欠缺和失誤所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