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3年年末開始，我們研究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內在原因及治療的思路、方案和一些關鍵的戰(zhàn)略、策略與政策，形成了上下兩部著述，一本是由團隊合著的《繁榮的輪回人口變動與經濟增長的一個邏輯解釋》，從人口結構、規(guī)模、增速及流動等分析導致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的深層次原因；另一本是由我自己完成的《跨越發(fā)展的陷阱推進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突破性改革方案》，先是分析了經濟下行的企業(yè)投資經營高稅費、高社保、高利息成本和對外經濟中的漏損等成因，再是結合人口變動原因造成的下行，從整體出發(fā)提出了經濟增長的補救、替代等方案，必要的關鍵性改革和更高層次的開放，并描述了經濟增長的戰(zhàn)略布局和路線圖。
從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數據看，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從2007年最高時的14��2%下滑到2016年的6��7%。國內總需求不足，勞動力人口減少導致勞動力工資和社會保險等成本上升，工業(yè)產能開工率只維持在65%~70%�，F代經濟學描述的例行經濟周期，一般也只不過3~5年。而如果沒有2008年年底開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強刺激，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實際上從那時就開始了下行，迄今已遭遇了9年的下行歷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作為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fā)展中國家，經歷了所有制結構方面公有制為主體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經濟運行方面計劃縱向管理和市場橫向調節(jié)共同作用，收入分配方面按勞分配為主與多種要素共同參與分配等兩個歷史階段。這為中國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繁雜的事例，也提供了足夠長的觀察過程。今天，中國經濟又到了一個持續(xù)下行、未來不定的十字路口上，經濟學家的任務，就是要探究造成國民經濟下行的深層次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找出跨越衰退、實現逆勢復興的思路和對策。
前言一、討論人口與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行關系的初衷
2014年起，就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為什么會突然下行這個問題，我從三個方面開始了思考：第一，會不會與人口少子化、老齡化和人口增長速度快速放慢有關？第二，會不會與國民經濟高稅費、高社保、高借貸成本、高地價與房價及租金、高運輸費用等有關？第三，會不會與對外經濟關系中的教育、旅游服務貿易逆差以及移民和資金外流有關？我研究判斷的結果是：第一因素的權重占到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的55%左右，第二因素占30%左右，第三因素占15%左右。需要明確的是，這次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的主要內在成因以人口的急劇變動為主。2015年，我就此問題在一些期刊上發(fā)表了一系列論文，研究了1949年以來中國人口生育模式和增長變動的過程，人口變動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經濟刺激需要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人口政策相配合等歷史以及它們的內在關系和人口政策等論題。
我們面臨的關鍵問題是，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時間還會有多長，幅度還會有多大？如果中國未來經濟的增長速度下行到5%，甚至4%，并且演變?yōu)橐粋�長期的、經�；�的狀態(tài)，而同時印度每年增長速度在6%~9%，美國增長速度為3%左右，那么，在國際社會的經濟競爭中，中國在21世紀中葉建成中等發(fā)達國家的目標，中國的百年復興之夢，將很難實現。這次國民經濟的下行，是不是中國發(fā)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遇到的一次陷阱之上的驚險一跳呢？
根據史學家的考察，歐洲工業(yè)化之前經濟增長很緩慢的原因，除了歐洲自身經濟的不平衡及時代危機外，貫穿整個時期的根本問題還是人口。人口增長停滯不前，并在17世紀因受戰(zhàn)爭影響而惡化，在1700年后人口問題也并未改進。一旦人口增長產生的額外需求被剝奪，貿易便失去了活力。人口增長緩慢，特別是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的減少，影響了對農業(yè)產品的需求，糧食市場凋敝，農業(yè)生產主要是生產者自用，農業(yè)生產率幾乎沒有任何增長。直到19世紀，饑餓仍然是歐洲的周期性威脅要素。
約翰·達爾文�比�球帝國史［M］�编嵵荩捍笙蟪霭嫔�，2015�睂嶋H上，歐洲后來經濟的繁榮，起始于工業(yè)向外拓展需求市場，而且主要是工業(yè)化開始后其內部人口的增長。
動態(tài)分析中國的經濟增長時，以人口為基礎的勞動力、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等供給與消費和投資變動，是最基本的兩方面因素。然而，中國經濟學界過去研究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時，主流思想是受馬爾薩斯和馬寅初，以及適度人口論和梅多斯俱樂部悲觀派觀點的影響，從人口與經濟、資源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協調方面去考慮，而很少考慮人口是生產、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消費的要素，其數量增長、結構變化和流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密切的相關關系。因此，他們的政策主張，大多是要控制人口的生育。宏觀經濟學家在觀測經濟繁榮和蕭條過程中，往往又忽視了人口數量增減、結構變化和流動等變量對經濟波動和消長的影響。一般的人口經濟學所揭示的人口增長規(guī)律是：在游牧和農業(yè)時代，由于營養(yǎng)不良、疾病、戰(zhàn)爭等，人口增長呈現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特征；在工業(yè)化初期，由于生育觀念沒有變化，營養(yǎng)狀況和醫(yī)療條件改善等因素，發(fā)生了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長率的人口爆炸；在工業(yè)化中期，由于市場化程度提高，生活成本約束，加上避孕技術的發(fā)展，進入中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人口數量從中速向低速增長的轉型時期；在工業(yè)化后期和后工業(yè)社會，由于單身人群規(guī)模增加、家庭結構小型化、結婚年齡推遲、人均壽命延長、撫養(yǎng)成本進一步加大、各類工業(yè)污染嚴重、職場競爭加劇等因素，人口增長進入了極低生育率、低死亡率、極低增長率，甚至是負增長率時期。這其實是市場經濟運行下的一個自然降低的過程，是每個國家都會經歷的。但是，與其他人口自然增長的國家不同，中國還進行了力度較大的行政強制性干預，實行城鎮(zhèn)一胎和農村一胎半的計劃生育政策。
中國20世紀80年代實行的計劃生育規(guī)定：城鎮(zhèn)居民一對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孩子；而農村如果前一胎是男孩，不準生第二胎，如果是女孩，第二胎無論是男女，也只能再生一胎。所以，在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動態(tài)過程中，如果假定中國與自然調節(jié)人口增長階段變化的國家和地區(qū)的經濟增長基礎因素一樣，而無視中國人口變動的差異，顯然會形成錯誤的結論�，F代經濟增長學教科書中，找不到中國這樣特殊情況的理論闡述，可以用它的方法分析一般問題，但解釋不了中國經濟下行的特殊原因。
本書主要質疑近些年學術界主要的兩派對中國經濟增長下行原因的解釋，并說明我們的看法和政策主張。
中國經濟增長為什么下行如此之久？深層次原因是什么？理論界有許多學者提出了觀點，最常見的有兩派：一派是常態(tài)論，如劉世錦認為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高速增長，按照其他先發(fā)國家和地區(qū)的規(guī)律，經濟增速自然會進入中低速發(fā)展階段；另一派是外因論，以林毅夫為代表的一派認為中國經濟增速下行主要是受外部世界宏觀經濟的影響，中國靠城市化可以減小外因影響，經濟還會以8%以上的速度高增長15~20年。但就兩派的觀點和論據來看存在許多疑點。本書認為中國經濟下行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特有的長期的強制性計劃生育，超低生育率，造成了人口增速放緩和人口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和老齡化，以及政府干預和體制梗阻造成的人口流動不暢和城市化中斷。只有弄清經濟下行的深層次原因，才能在此基礎上謀劃對癥的戰(zhàn)略思路，采取針對性的措施，出臺有效的政策，以減小宏觀調控的副作用，提高調控的效果。
二、對現有兩種解釋中國經濟下行觀點的質疑
關于中國經濟下行的原因，目前國內影響較大的兩大流派觀點都沒有找到關鍵癥結，其論據也經不起推敲。
經濟下行常態(tài)論認為，中國經濟高速發(fā)展過程后，自然應該進入中低速發(fā)展階段。德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qū)都是這樣的發(fā)展軌跡，大多數國家或地區(qū)人均GDP達到11000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時，基本上是以8%的增速進入中低速。從國際經驗看，韓國從高速增長期回落時，增速下降幅度接近50%。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增速正由高轉低，進入一個常態(tài)。此外，常態(tài)論還認為，中國經濟規(guī)模已經比較大，基數大，速度就會下降，因為資源要素的約束力不斷增強。我們認為常態(tài)論的兩個論據都經不起推敲。首先，與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qū)的簡單比較不準確。從統(tǒng)計數據來看，無論是GDP水平還是經濟發(fā)展時間，中國大陸都沒有達到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qū)的發(fā)展軌跡：①中國GDP增速從8%跌落時，人均GDP無論是按實際匯率還是購買力平價計算，分別只是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qū)的45%和39%，在人均GDP相差很大的情況下做出的比較是沒有意義的，與事實不符；②中國經濟從高增長起步到結束的時間，分別比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qū)短了9年和15年。其次，中國經濟總規(guī)�；鶖荡笾率乖鲩L速度下降，也不成立。經濟總規(guī)模基數與人均經濟規(guī)模基數有區(qū)別，雖然中國經濟總規(guī)模已經是世界第二，但在2011年時，人均GDP水平排在全球第89位。從GDP的地理面積密度看，中國大陸比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qū)都要小得多。因此，常態(tài)論沒有解釋清楚為什么中國經濟在人均GDP為5500美元向高收入沖刺階段，就進入了中低速增長；為什么中國經濟維持8%的高增長時間，比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qū)短了9年和15年。
外因論認為，經濟下行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趨勢，只有國際周期性波動可以解釋中國經濟下行，因為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都比往年低。如果中國經濟主要受世界經濟的影響，那二者的經濟起伏應該是同向的，但事實卻是反向。美國GDP增長率已由2008年、2009年的負增長逐步恢復到2015年的2��7%，歐洲經濟景氣度也從低到高，而中國經濟從2008年開始一路向下。所以，將中國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歸結于世界經濟不景氣欠妥當。此外，該派還特別強調可以依靠城市化和短期經濟政策刺激來阻擋外部因素的影響，以推動中國經濟的長期高增長。他們認為到2049年，中國人均GDP水平將達到4萬~5萬美元，城市化率將達到75%，中國經濟還會以8%的速度增長15~20年。
林毅夫等學者根據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qū)以及一般的城市化水平與經濟增長的對應關系，判斷由于2013年中國城鎮(zhèn)化只達到了53��7%（特別是實際的城市化水平更低），如果能夠實現75%的城鎮(zhèn)化，那還將強勁地推動中國經濟保持8%以上的速度增長15~20年。但是，一般的人口城市化流程是：分散的和鄉(xiāng)村的人口向城市流動和集中，不斷地提高城市化水平，這些國家沒有戶籍制度，一些國家新市民有了自己的住宅，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務和福利是平等的；而我國人口向城市的流程是青出老回，即青年時出村到城里打工，大部分年老了還是要從城里回到農村，或者許多年輕的農民工已經無法返回或不愿意回到農村，而選擇在城市中漂泊。這顯然是兩個不同的流程。若不仔細分析這兩個流程的不同，只是簡單地比較、分析和預言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潛力，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中國大陸以住宅建設和銷售為主的城市化，與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qū)相比效果大打折扣。目前，中國城鎮(zhèn)住宅供給已嚴重過剩。如果不徹底改革戶籍、土地、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制，以現在的格局，城市化基本上已經中斷，僅僅依靠一些短期政策很難為經濟增長帶來顯著的推動力。
我們認為，這兩派解釋都沒有找到中國經濟下行的根本原因，因此相關政策建議的有效性不強。我們認為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實行了長達35年的強制性計劃生育，造成了人口過快少子化和老齡化，并且中國對人口流動的干預和管制導致了進城人口不能市民化的偽城市化。因此，本書將從人口生育和流動管制來探尋中國經濟下行的病根，找出由此引發(fā)的經濟病癥，并在另一本《跨越發(fā)展的陷阱》中提出相關治療方案。
從人口這一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基本骨骼出發(fā)，研究人口生育管制和人口流動干預對經濟的影響，將對人口經濟學和經濟發(fā)展理論提供一個新思路。雖然已有很多學者對人口與經濟的關系進行過研究，除了馬爾薩斯、馬寅初、索維、梅多斯等人的人口爆炸、適度人口及人口需求與增長極限等需要國家干預和控制人口的理論外，也有貝克爾、熊彼特、舒爾茨等人從成本及機會成本、婦女受教育水平、人口流動、城市化、避孕技術等會抑制人口爆炸式增長，價格機制和技術進步會平衡和擴展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供給空間，得出隨著發(fā)展階段的不同，人口增長模式會自動轉型，不需要國家進行縮減性干預等一系列相反的學術成果。但是，我們所做的工作是：研究一個占全球近20%人口的大國中國的特殊案例，有望在人口經濟、經濟發(fā)展等理論方面，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取得如下進展。
1�睆慕洕鷮W的視角界定人口生育權和遷移權
人口生育和遷移的調節(jié)有市場和政府兩種不同影響方式，生育權和遷移權最終歸屬國家還是個人，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是不同的。一般來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中的，人口生育數量和人口遷移由家庭和個人決定，政府最多起指導性作用。這是因為在國家的治理能力不是特別強有力的情況下，人口生育多少由國家計劃時，會遭到個人和家庭的反對，如當年想強力控制人口生育的甘地在印度碰到其政策設想流產的局面。中國因為在1978年后采取了政治上適度集中和經濟上向分散轉型的有利于經濟快速發(fā)展的組合模式，政府的控制和治理能力較強。因此，出于人口規(guī)模與經濟發(fā)展、資源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相協調這樣一種愿望的計劃生育和流動管制體制，能夠得以建立并能得到強有力的貫徹實施。本書在第4章借鑒科斯的產權理論，從經濟學的角度，詳細闡述了人口生育權和遷移權的歸屬問題。
2�碧峁┮粋�占全球20%左右人口的特殊實踐案例研究
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1949年到2013年，中國人口再生產與物質生產在前30年和后30多年兩個階段中，決策權組合存在著自主 計劃和計劃 市場的扭曲。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經濟體制實行計劃經濟，人口生育和流動選擇權卻為自主；而國民經濟向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轉變的過程中，即改革開放后30多年，人口生育和遷移選擇權由家庭和個人收歸國家，并由政府進行管控。當然，當年人們對計劃經濟導致的低效率等諸多問題感受深刻，而忽視了低效率的生產供給增長不能滿足自主生育的人口快速增長的需求這一尖銳矛盾。而且，當時還面臨著1000多萬名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回城就業(yè)、國內糧食生產不足和需要進口、外匯極度短缺等困難。人口數量增長和人口流動，是交由社會自動平衡，還是由國家進行干預，中國長達幾十年的實踐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最好的研究案例。
3�碧岢鲆粋�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延期影響關系定理，即人口增長速度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存在一個20年的滯后期
在因戰(zhàn)爭、瘟疫、生育政策改變等影響人口增長不規(guī)律，人口增長率大起大落的國家，20年前的人口增長速度上行或者下行，會影響現在經濟增長速度的上行或者下行。我研究1974年到1994年的人口增長率與20年后1994年到2014年的人口增長率之間的關系，發(fā)現它們高度相關。從經濟角度對這種滯后關系進行解釋：20歲左右的勞動人口的增長率縮小，將擴大或者收縮國民經濟勞動力投入的規(guī)模；要租房購房，擴大或者減少對房屋的需求，導致房地產及相關產業(yè)的擴張和收縮；要結婚生子，就會擴大或者減少對日常生活、耐用消費品，包括家庭汽車等消費品的需求。因此，20歲左右的人口開始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力軍，這部分人口的增加和減少，對消費和投資需求及產業(yè)規(guī)模等決定經濟增速上行和下行的重要因素有著重大影響。
4�睆臄道砗蛯嵺`上證明人口結構變動影響經濟的排浪式興起和衰退
從長遠來看，人口結構不規(guī)則變動，會引致經濟產業(yè)排浪式繁榮或者衰退，推動經濟增長波浪式持續(xù)上行或者波浪式持續(xù)下行。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在工業(yè)化前中期的人口爆炸式及快速增長，實際是為后期長達數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推動從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發(fā)達國家轉型積累人口推動力量。在人口生育率長期穩(wěn)定在均衡替代率水平（人口規(guī)模長期不變），人口年齡結構均衡的狀況下，由于各年齡段減少的人口，逐級會有新增的人口進行相應地彌補，所以在長期發(fā)展過程中，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與人口變動無關，而是由財政收入支出、對外貿易和投資逆順差引致，或者戰(zhàn)爭、饑荒等重大事件引起。



當人口生育率在人口均衡替代率水平上下波動較大時，人口結構柱會出現凹凸不平、底大上小，或底小上大等幾種形狀。從長遠來看，這種波動便會導致宏觀經濟出現以下四種變動：一是人口結構柱凸的部分，表明這一時期人口生育率短中期高于均衡替代率，出現嬰兒潮，導致從婦產醫(yī)院、托兒所、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勞動密集型產業(yè)、房地產、耐用消費品、汽車、旅游、醫(yī)療健康、養(yǎng)老院、火葬場、墓地等各產業(yè)及其相關產業(yè)此起彼伏，形成一波排浪式繁榮；二是相反的情況，即人口結構柱凹的部分，表明這一時期人口生育率短中期低于均衡替代率，則形成一波各產業(yè)排浪式的衰退；三是當人口生育率長期高于均衡替代率時，人口結構柱是一個下大上小的形狀，其間每


年不斷增長的嬰兒人口，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帶來從婦產醫(yī)院到墓地各產業(yè)及其相關產業(yè)持續(xù)不斷地繁榮，也即經濟高增長的數十年階段；四是當人口生育率長期低于均衡替代率，人口結構柱是一個下小上大的形狀，其間每年出生的新生兒都比上年減少，在一個相當長時間內，帶來從婦產醫(yī)院到墓地各產業(yè)及其相關產業(yè)持續(xù)不斷地衰退，也即進入中低增長，甚至是數十年的低增長乃至負增長時期。當然，也有人口生育上行或者下行過程中，嵌入嬰兒漲潮或者嬰兒退潮，也即在上小下大，或者上大下小的人口結構柱中，邊緣不是平滑的，而是凹凸狀的，形成混合型的人口增長變動引致的經濟增長波動過程。

00
因此，人口增長和結構變動在中短期內對經濟增長有影響。人口增速的放慢和加快，導致勞動力資源、消費需求等因素變動，最終帶來經濟增長速度的相應變動。從結構上看，當期勞動力人口和老齡人口的增減，會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和下降，也會造成產品、養(yǎng)老金成本的增加和減少，在一個開放經濟中，還會影響出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
5�碧岢鋈丝谇捌诳焖僭鲩L與經濟中后期順利進入后工業(yè)社會，存在一個跨期平衡和推動的效應
一個國家如果前中期放任人口爆炸式及快速地增長，爆炸形成的人口積累在30年后的一個階段中會助推該國快速完成工業(yè)化，進入發(fā)達的后工業(yè)社會；反之，一個國家前初期就開始嚴格控制人口增長速度，則可能人口儲備規(guī)模不夠，出現嚴重的經濟主力人口不足、少子化和老齡化現象，在工業(yè)化后期快要進入后工業(yè)社會的時候失去足夠青壯年人口規(guī)模的助推力量。前期快速增長的人口儲備積累是發(fā)展中國家從現代化起步，未來幾十年內經濟從低增長到高增長，最后推動其進入工業(yè)化社會的重要爆發(fā)力；而人口進入低生育率，人口力量萎縮，是一些新興工業(yè)化和老牌發(fā)達國家進入經濟低速度增長，甚至負增長時期的重要原因。
學界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的是少子化和老齡化。我們在研究中提出的一個重要范疇是經濟主力人口，指20~45歲的人口。這部分人口在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投資和消費等方面，均是最富有能力的人口資源和人力資本。這部分人口的增加或者減少，也就意味著勞動力供給，住宅、耐用消費品、汽車、奢侈品購買和消費，創(chuàng)業(yè)投資，發(fā)明專利和技術產業(yè)化等方面的增加或者減少發(fā)生變化。因而，這部分人口規(guī)模的收縮或者擴張，對國民經濟繁榮和蕭條的影響較大。





韓國、中國臺灣地區(qū)和中國大陸，在經濟發(fā)展階段，具有相同的組合發(fā)展模式，即政治上相對集中、經濟上市場化，同時還同屬東亞文化體系，前二者屬于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后者屬于發(fā)展中國家。以它們?yōu)槔�，從工業(yè)化過程比較看，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分別始于20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50年代，從GDP增長8%的速度跌下來的年份分別是2003年和1998年，高增長了43~48年；而中國大陸如果從人均GDP按市場匯率60美元的1978年后算起，8%速度以前經濟增長的時間為33年，
2013年年初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指出，2012年GDP增長率為7��8%。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tǒng)計局網站，http://www�眘tats�� gov�眂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1302/t20130221_30027�県tml。中國大陸與韓國、中國臺灣地區(qū)相比高增長的發(fā)展時間分別短了10年和15年。在從8%的增速跌落的年份，中國大陸的人均GDP比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qū)少1/2多，人口生育率低于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qū)，人口自然增長率低于中國臺灣地區(qū)，略高于韓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中國臺灣地區(qū)和韓國。
6�倍�義計劃生育人口坑的概念，并對其造成的經濟后果進行詳細分析
當一個國家人口再生產實行政府計劃，而產業(yè)運行和發(fā)展則由市場機制自動調節(jié)時，人口生育和增長既受到政府管制的調節(jié)，又受到社會經濟內在自動調節(jié)機制的影響，不進行政府控制條件下的人口自然增長線與受雙重調節(jié)的人口增長線之間，形成一個人口坑。如果政府管制較松，人口坑較淺，不影響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向發(fā)達國家邁進的過程，只是在滯后的一個遠期中，經濟增長可能陷入低迷，如日本；如果人口坑過深，意味著一是坑的邊緣過陡，中短期內經濟增長速度快速下降，二是形成經濟發(fā)展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并陷入長遠期經濟持續(xù)低迷的境地。由于中國人口坑減少的1~44歲人口（特別是其中22~44歲最具消費需求、勞動力供給、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等能力）規(guī)模近2��17億人，使經濟發(fā)展在中等收入向發(fā)達經濟水平跨越時，經濟增長喪失了在人口增長和人口具有年輕活力時的動力，以人口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推動力受到損害，在工業(yè)化后期快要進入后工業(yè)化社會的關鍵階段發(fā)生了未富先老和未強先衰的狀況，使中國經濟失去了本可以高速增長10~15年的寶貴時間。
7�敝赋鲇媱澤�育的重大弊端，只能使總量有計劃，但是對人口結構不能通過計劃使其按比例平衡
與對產業(yè)運行和發(fā)展進行政府集中管理不同的是，對人口再生產實行政府計劃，即計劃生育，只能對新生人口實行計劃，而不能對已經出生的各年齡人口進行計劃和再平衡，特別是不能計劃減少老年人口數量，使其與青少年人口數量相平衡。其經濟后果是：勞動力的快速減少導致成本上升，特別是養(yǎng)老金在產品成本中的比例會越來越大，使產業(yè)的國際競爭力發(fā)生突然的轉折，并可能長期陷于不利位勢；由于不同年齡人口的邊際消費率不同，對消費增長和需求結構發(fā)生較強烈的影響（比如，青年人多和老年人少會使房地產業(yè)繁榮，青年人少而老年人多則會使房地產業(yè)蕭條住宅需求增長緩慢甚至停滯，因老年人死亡而住宅供應量增加），以至于產業(yè)結構也進入快速的轉折期。
當然，對自然生育的政府干預，如果程度過高和時間太長，由于傳統(tǒng)文化對男女嬰兒家庭偏好的影響，并對不同的民族實行差別化的政策，還導致了人口男女結構的失衡以及主體民族比例相對萎縮、規(guī)�；�的少數民族比例快速擴張，造成一系列文化、社會、政治等方面的負面后果。
8�比丝诳偤蜕�育率的警戒線為2��1
考慮提早病亡和意外死亡的情況，人口總和生育率2��1是一個民族長期不萎縮的最重要的平衡替代觀測和警示指標。如果生育率長期低于2��1，在現代市場經濟和后工業(yè)社會環(huán)境中，容易形成低生育文化，生育率慣性下行，對民族的人口安全形成巨大的萎縮風險。還有輔助的指標，如果人類未來平均壽命85歲，0~14歲的人口不能低于總人口的25%。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qū)等，特別是中國大陸，在人口生育率降低到2��1水平下時，還在提倡少生，還在嚴格的控制人口的生育，這對于民族人口安全是非常危險的做法。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學者和國家管理者的一個錯覺是，在對生育采取指導性計劃或者強制性管制后，人口還在高速增長，因此在人口生育率降低到2��1時，計劃生育仍在進行。他們所忽視的是，人口生育率降低到平衡替代率2��1時，由于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效應快于控制人口生育的效應，使得人口仍會快速增長一個階段。但他們沒有預料到的是，快速增長的是老年人口部分，以及如果在生育率2��1時，還采取嚴厲的控制，危險來自過度老齡化、人口和民族群的慣性萎縮。比如，韓國的生育率如果不能提高，新生人口不能平衡替代，人口規(guī)模持續(xù)收縮，幾百年后，大韓民國可能會自行消失。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一個民族是實行多妻制、不習慣避孕、反對墮胎、多人口等生育和家庭宗教習俗，生育行為受其文化因素的影響大，受成本收益機制、教育水平、人口流動、城市化等因素影響小，它的人口生育率可能會持久地高于2��1的替代率水平，人口增長速度會不同程度地高于其他受文化因素影響小、受成本收益機制等因素影響大的民族。從遠期來看，這將改變世界人口各民族的比例結構：多生育文化的民族將成為世界人數最多的主體民族，而生育率低于替代率的民族，最后終將消亡。即發(fā)生由于生育習慣不同而形成西方基督、中亞北非伊斯蘭和東亞儒家等各大文明間的此起彼落和此消彼長。
人口數量和結構的劇烈變動必定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凱恩斯在《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指出，固定資產壽命和人口增長速度是影響國民經濟周期變動的兩大變動因素，這是最基本的人口經濟學原理之一。但在中國經濟增長波動研究中，學術界卻對人口問題視而不見，難免對為什么中國自2008年起長達8年經濟下行原因解釋乏力，因而也無法提出擺脫這一困境的思路和可行的治理方案。
9�碧岢鋈丝诹鲃硬粫呈且�致中國經濟下行的另一大核心解釋變量
除了人口數量和結構等變動外，人口流動與城市化過程，與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現代化也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如人口流動與學習中的人力資本形成，城市化各階段與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產業(yè)擴張的相關性，城市的集聚經濟效應，等等，已經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本書在這方面的工作只是討論了中國人口流動和城市化與其他國家模式的特點。需要注意的是，我們不能以表面的數據，如用中國常住6個月以上人口的城市化水平，與世界一般發(fā)達國家城市化、人均GDP等數據對比，來探討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力。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人口流動和城市化過程的流動體制、流程和結果，若細致地與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qū)的模式相比較，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案例。
當然，在第二本書中，我們試圖以人口規(guī)模和密度為基礎，初步討論大國經濟和區(qū)域網絡經濟這樣的范疇，并以此來解釋中國可能有的大國規(guī)模經濟優(yōu)勢，來說明為什么互聯網 傳統(tǒng)行業(yè)這樣的產業(yè)模式，如高速鐵路、高速公路、中低航空、信息網絡、大數據等這些網絡型的產業(yè)，在中國發(fā)展要比美國等國家蓬勃的經濟學原因。
農村人口城市化是一個世界性的經濟規(guī)律和社會發(fā)展趨勢，世界上還沒有這種案例，一個擁有很大比例農村人口的發(fā)展中國家可以直接轉變成發(fā)達國家。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和集中是一個國家經濟高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在城市化水平發(fā)展到65%左右時，基本完成工業(yè)化，城市化水平達到85%左右時進入較成熟的后工業(yè)化國家。從劉易斯和舒爾茨等人的二元結構和人力資本理論看，人口流動，特別是城市化，既是流動過程中通過學習形成人力資本的過程，也是剩余勞動力得到利用、收入提高和相關土地等資源重新配置，推動經濟強勁增長的階段。舒爾茨經過計算，發(fā)現美國20世紀初的經濟增長動力有1/4來自人口流動。
中國與其他國家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的不同在于：由于戶籍限制、房地產價格太高、無土地等財產收益基礎、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不公平，人口向城市的流動方式是青出老回和在城鎮(zhèn)中漂泊；由于農村耕地、宅地和林地等所有權結構的復雜性，農民到城市務工后，農村資源的再配置存在障礙，規(guī)模經濟和現代農業(yè)舉步維艱；政府強制征用和行政壟斷賣地的方式，盲目擴大城區(qū)和開發(fā)區(qū)，項目用地高算多報，使土地的再配置浪費很大；城市中的資金不能通過交易和股份等長期投資的方式進入農場、林場和其他農村項目；大部分兒童、婦女和老人留守農村，進城農民工及其子女（由于不平等的歧視）在公共和準公共產品方面的消費水平也較低，對教育、醫(yī)療、健康和養(yǎng)老等服務的消費能力和支出有限。
國內有的經濟學家往往簡單地將中國的人口流動和城市化水平與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相比，而忽視了中國在戶籍、流程、公共服務制度和土地體制上的巨大差異。城鄉(xiāng)戶籍不統(tǒng)一，教育等公共服務不平等，社會保障不公平，土地體制僵化，等等，使得人口流動、消費和投資、農村土地等在其他國家可以強勁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因，在我國銳減一半。
從中國經濟運行、增長、發(fā)展和開放的情況看，經濟學的研究，關鍵是要厘清分析的脈絡和流程。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動勞動力供給的變動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變化工資的變化國民經濟養(yǎng)老成本的提高國內市場和出口的競爭力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消費增長速度的變化消費結構的變化老年人與青年人消費傾向的不同增長的消費拉動力，就是經濟景氣和增長與人口增速及結構有關的相互作用脈絡，順著這樣的邏輯線索才能認清經濟下行的原因之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分析清楚一個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是徹底解決問題的關鍵。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民族，我們內心的祈望是，在認清造成中國經濟下行深層次原因的基礎上，從目前和更長遠的未來看，采取戰(zhàn)略性的調整，深入改革，實施更高層次的開放，保持一個持續(xù)和中高速度的經濟增長，使她能跨過中等收入階段的人口坑陷阱，創(chuàng)新發(fā)展，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繁榮富強、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當然，作為學者，我們希望在經濟科學研究的進展方面，在現有人口與經濟關系、發(fā)展中國家發(fā)展規(guī)律等各派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和進展；在實踐上，我們也希望世界其他開始工業(yè)化和已處于工業(yè)化進程中期的發(fā)展中國家，學習中國成功的經驗，而不再走中國走過的彎路。這就是我們對中國經濟增速下行這一特殊案例人口與經濟內在關系進行科學而深入研究的使命和責任。我們將本書呈給每一個關心人類命運和中華民族前途的讀者，奉獻給全世界發(fā)展中國家的人們，包括經濟陷入人口負增長困境中的發(fā)達國家。本書的研究及其定理，希望使人們記�。航Y構合理、生生不息和流動順暢的人口，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繁榮、持續(xù)發(fā)展最為寶貴的要素和財富。


周天勇
2017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