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是一種具有獨特價值的文獻，是個人對當日見聞、感想的選擇性記録。這種自我敘述的個性化文本曾在歷史上以多種形式和名目出現(xiàn)，并成為人們?nèi)粘��?chuàng)作的應用文。我國傳世的歷代日記內(nèi)容豐富，承載了中華文化的燦爛歲月，記録了風云變幻的時代變遷，描寫了大江南北的無限風光，傾吐了各色人等的心中秘語，留下了文人墨客的詩詞華章……每一天的陰晴圓缺，每一頁的字里行間，均是人們生存狀態(tài)的寫照。日記，既書寫了個人的經(jīng)歷，也反映了社會的歷史蹤跡，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這種以非公共性寫作為主的文字，是一種個人的私密性記録與交流形式，一般不作公開發(fā)表的預設。所以，日記這種編年逐日書寫的獨特體裁，是文獻學中的一個重要類型，其價值歷來深受人們重視。

一

日記之起源，目前尚無定論。綜合前賢研究，主要說法有：一為張蔭桓的西漢說，即西漢時陸賈、蘇武、張騫等人的出使日記。二為俞樾的東漢說，以東漢馬第伯所作《封禪儀記》為例。三為源于唐代說，戴祚的《西征記》，僧法盛的《奉使高麗記》和李翱的《來南録》可為證。此外，考古發(fā)現(xiàn)中的甲骨與木牘片斷也為人們考察日記的早期歷史提供了研究材料。從漢代劉向《新序·雜事》思君之過書之，日有記也可見日記一詞產(chǎn)生的端倪，而在實際寫作時，歷代對此類文獻的標注稱名紛然雜呈。如日録、日歷、日譜、日注、日談、日志、計日、紀略、紀事、紀實、偶記、余記、述略，還有紀游、紀程、行記、游録、行程記、紀程記、驛程記、旅行記、隨筆、雜録、札記、侍行記、扈從記等不一而足，皆因作者身份不同致使所記內(nèi)容和重點的差異而形成了各種異稱。所以，日記作為個人經(jīng)歷與生活的實録，內(nèi)容豐富多彩、無所不包，由此也呈現(xiàn)出從形式到內(nèi)容作劃分的多種日記類別，但日記類別的標準至今未形成共識，仍有待文獻學者繼續(xù)討論。日記之作，自宋元以來逐漸盛行，明清時達到高峰，是現(xiàn)存古代日記的主要遺產(chǎn)，至近現(xiàn)代則更為流行，寫作者遍及社會各個階層、各色人等，其數(shù)量不可勝數(shù)。

歷代日記是一座內(nèi)容豐富而龐大的文獻寶庫，但由于這種私密性寫作，愿意主動公開的人較少，得到整理刊布者只占很小一部分，與龐大的寫作群體相比具有很大反差，以致大量日記稿本在流傳中或散失，或匿藏，幸而得以傳世者實在是少之又少。所以，中國日記文獻的傳播形成了一個顯著特點，是刊本少，稿本多。直至清代，日記的刊刻雖然數(shù)量明顯增加，但也只是清代日記創(chuàng)作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歷代日記的整理出版深受人們重視。

日記存世數(shù)量目前還未確知，尚未有人做過系統(tǒng)的館藏調(diào)查，流于社會的公眾日記更是無從統(tǒng)計，其文獻的留存狀態(tài)全有賴于公藏機構(gòu)的登記和出版發(fā)布。古代日記作為一種文集類型，自唐以來的目録中著録了相當數(shù)量。虞坤林的《二十世紀日記知見録》收録近現(xiàn)代人物日記一千二百種。二十世紀以降，多種大型叢書頗為重視收録日記出版，如臺北文海出版社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續(xù)輯，吳相湘主編的《中國史學叢書》初、續(xù)、三編和《清代稿本百種匯刊》中均有日記收入。專門的日記叢書主要有中華書局的《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其他還有上海書店出版社的《近現(xiàn)代名人日記叢刊》、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近世學人日記叢書》、江蘇古籍出版社的《民國名人日記叢書》、山西教育出版社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日記叢書》等。規(guī)模最大的日記專書是學苑出版社的《歷代日記叢鈔》二百卷，收編宋至民國時期的各類日記五百種。該《叢鈔》取材于國家圖書館所藏歷代刻本、民國時期的排印本和部分稿本，是我國圖書館界集中整理出版館藏日記文獻的示范項目。

二

上海圖書館所藏古今日記據(jù)書目顯示達五千余條，其中最珍貴者為古代元朝至民國時期的稿鈔本日記，還有當代文化界、政界著名人士的日記原件，具有時間跨度大、文本類型全、名家名作多、版本價值高的特點，其中既有鴻篇巨制，也有零本殘章。這些歷經(jīng)歲月磨洗的日記文本，展現(xiàn)了中國人在各個時期的生存狀態(tài)與心理活動，不僅構(gòu)筑了日記文獻史的重要篇章，還成為歷史研究不可多得的依據(jù)。上海圖書館所藏日記主要來源，一是繼承了一九五八年四館合并的館藏，其中以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前身的合眾圖書館的收藏為主；二是政府的圖書調(diào)撥與歷年采購；三是社會各界的無私捐贈和本館堅持不懈的主動征集。特別是近年來的日記捐贈和征集，為充實和提高本館的日記稿本收藏質(zhì)量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如二〇一三年晚清重臣張佩綸后人張恭慶捐贈了《蘭駢館日記》等十七種張佩綸日記稿本，還有朱學勤的《結(jié)一廬日記》二冊。二〇一五年本館人員專程赴美，從翁同龢五世孫翁萬戈處獲贈《翁同龢日記》稿本四十七冊，次年在天津得到翁氏后裔翁銘慶捐贈翁同龢早年日記稿本《己酉南歸應試日記》《庚戌恭赴西陵日記》合冊，較完整地收藏了晚清四大日記之首的《翁同龢日記》，成為深具影響力的文化事件，是中華古籍海外回歸的重大成果之一。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近二十年在征集現(xiàn)當代作家、學者的手稿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獲，其中的日記稿本是一個特色收藏類型，除《陶行知日記》《阿英日記》《丁玲日記》等名家外，還有著名社會公眾人物于純順的探險日記。有些個人日記的時間跨度超過六十年，數(shù)量達一百數(shù)十冊之巨。此外，本館與政府有關(guān)部門合作，在二〇一六年成功地從海外入藏了現(xiàn)代史上重要人物的完整日記，原件達一百余冊�？傊�，上海圖書館對日記稿本的收藏極為重視，幾代同仁均刻意搜尋，積極征集，遂成一類引人注目的文獻特色專藏。

近幾十年來，上海圖書館秉持服務社會的理念，不斷將館藏日記稿本公之于世，嘉惠學林。如館藏元代《郭髯手寫日記》是現(xiàn)存最早的日記手稿，不僅文物價值極為珍罕，其藝術(shù)價值也因其書法的清勁秀逸（源自趙孟俯）而備受矚目，早在一九五八年即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影印出版，完整地再現(xiàn)了這部中國日記文獻之最的面貌。之后，館藏日記陸續(xù)整理問世，其形式主要有：一為標點整理后由出版社出版，或在本館主編的《歷史文獻》年刊上發(fā)表，如《王韜日記》（中華書局出版），王清穆的《知恥齋日記》、鄭觀應《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赴梧日記》《黃炎培讀書日記》（刊于《歷史文獻》）；二是影印出版，如《翁同龢日記》線裝影印共七函四十七冊（上海遠東出版社），《蔣維喬日記》三十冊（中華書局），《王乃譽日記》五冊（中華書局）；三是原件影印與排印相結(jié)合出版，如鄭觀應的《長江日記》稿本書影與標點文字互見（上海古籍出版社）。四是合璧出版，如劉承干的《求恕齋日記》，本館藏稿本五十一冊，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四冊，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合為一編出版，深受學者好評；五是建庫上網(wǎng)，如在上海圖書館的古籍稿鈔本數(shù)據(jù)庫和盛宣懷檔案數(shù)據(jù)庫中，稿鈔本日記給予了較全面的展示，讀者在上海圖書館可便捷查閱。

三

在以往的日記整理出版基礎(chǔ)上，上海圖書館在二〇一二年籌辦館藏日記稿本文獻精品展時，即制訂分批出版館藏日記稿鈔本的計劃，以此與專題展覽配套，踐行傳承中華文化，揭示館藏精品，服務社會大眾的原則。本《叢刊》的編輯出版先由上海科學技術(shù)文獻出版社承接，后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具體主持，歷時五年方告竣工，其波折正體現(xiàn)了日記稿本出版的困難，更令人感到整理開發(fā)館藏文獻是我們必須為之努力的使命。值此《叢刊》出版之際，在此略作幾點說明。

（一）本《叢刊》共選編館藏四十七人六十余種日記，按作者生卒年編排，同時兼顧日記起始時間。以清人日記為多，所選日記兼顧作者的不同身份和日記的多種類型。其中人物有朝廷高官、文化名流、收藏大家等，日記內(nèi)容涉及工作日記、讀書日記、出使日記、養(yǎng)病日記，以及綜合的記事日記等。此外，本書酌收少量已刊印的稿本日記，如王韜的《蘅花館日記》曾在一九八七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排印本《王韜日記》，但缺咸豐七年所記，而且文字校勘仍存訛誤之處。因本稿本日記影響甚大，特別引人注目，今再次予以完整影印出版。

（二）本《叢刊》因受制于出版條件等因素，所選書目雖非本館所藏日記的全貌，但其珍稀的文獻價值不言而喻，所涉及的內(nèi)容不僅有犖犖大端之史事、棋琴書畫的閑情逸致，也有生老病死、柴米油鹽之類的生活常態(tài)的敘述，讓人如臨其境，增廣見聞。

如清人范其駿所撰《庚申褉湖被難日記》，記録了咸豐十年四月初二日至六月初八日兩月間太平軍攻打蘇州城和吳江的情況，其中有組織吳江民眾防衛(wèi)抗擊太平軍的細節(jié)，附有殉難人小傳，有助于我們了解太平天國革命的社會影響。從廖壽恒的《抑抑齋日記》中，我們可看到晚清新政推行的秘聞，作者親歷了慈禧太后的面諭諭令，如命將康、劉、林、楊、譚、楊六人處斬命擬懿旨定康有為罪狀等情景，還有他為康、梁向光緒皇帝傳遞密信的記録。

入值朝廷的高官日記中也有可咀嚼之處。如潘祖蔭《潘文勤日記》所記入直均不敘朝政得失的評價，除公務外，對受賜和人情往來記之頗詳，如細至有人送河豚之類。還有對慈禧皇太后差辦之事的煩擾記録，如慈禧將所作賞賜臣下的繪畫命潘祖蔭題詩，派他為內(nèi)宮、園囿題寫殿名、門名、船名和匾額、楹聯(lián)，因不勝其煩而私下找人代筆。王際華入直武英殿的日記，對宮廷見聞、乾隆皇帝的活動記之甚詳，如記録清廷宴請琉球使臣、高麗使臣的情景，賞賜琉球國王的物品細目。他參加重華宮茶宴觀戲時，因即席恭和御制七律二首，受到厚賜碧玉如意乙枝，金星研一方，張渥雪夜訪戴一軸，沈周溪午納涼一軸，皆有御書題句，續(xù)入《石渠寶笈》上等者也。拜恩而出的榮耀溢于字里行間。楊泰亨入直內(nèi)閣的見聞在其《楊泰亨日記》中也有令人深思的史料，如童介山自山西解餉歸來，述山西巡撫沈桂芬對屬下二百余州縣官員考察的情形，因捐班過多，從試以策論改為面試，默寫履歷，結(jié)果丑態(tài)百出，官員素質(zhì)之差，折射出了晚清官場腐敗至極，大清國氣盡的端倪由此可見。

（三）稿本日記具有文學性、藝術(shù)性，歷來深受人們重視。除文人所寫日記外，大多朝廷官員也是通過科舉博得功名的讀書人，他們所寫的日記同樣洋溢著文藝的本色情懷。如查慎行在《南齋日記》中附有眾多個人詩作，與日后結(jié)集《敬業(yè)堂詩集》卷三十一《直廬集》時的改動對比，其排序、文字時有不同，且有未收之作。張廷濟的《清儀閣筆記》（《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取名為《張叔未日記雜稿》）中有不少詩、文、銘、聯(lián)等作品，其中詩作多未收入自刻本《順安詩草》。所以，日記的詩詞初稿具有重要的文本研究價值，有助于�？焙洼嬝�。另有在日記中除自己作品之外鈔録其他人詩文的情景。如《楊泰亨日記》中鈔録古今名篇、同僚友人詩文、楹聯(lián)達六十余篇，其中有千言長詩、萬字宏文，展現(xiàn)了作者的文學趣味。

此外，稿本日記的書法也頗有鑒賞價值。除何紹基作為著名書法家外，其他人的書寫也是風采各異，除楷書外，一般以楷書和行書為主，鈔本以楷書多見，現(xiàn)代日記則以鋼筆書寫為多。日記文字的書寫雖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書法作品刻意求精，但其自然生動的筆法，更顯真實的性情與心態(tài)。如《蘇鄰日記》作者李鴻裔好碑帖，擅書法，在日記中常有敘述，同治十二年冬在日記副頁上題隨時領(lǐng)悟懸臂之活、運筆使轉(zhuǎn)之勢大字二行，日記的書寫也成為其展現(xiàn)書藝的園地。至于書畫碑帖的評論鑒賞與收藏，因記主的愛好與興趣，在何紹基、潘曾綬等人的日記中有詳細的記録，保留了豐富的書畫史資料。《何兆瀛日記》中有豐富的民間戲曲史料。

（四）本《叢刊》可體察日記文獻傳播的特點與圖書館前輩保護典籍的深厚情懷。歷代部分日記因記録者生前或身后付梓而有幸傳世，但大量未刊稿本在歲月的滄桑中遭遇了損毀滅失。日記文獻研究專家陳左高先生在《歷代日記叢談》導言中認為，中國歷代日記寫作盛于明清，而清代后期的日記，浩如煙海，幾乎超過先代日記的總和。但昔日創(chuàng)作之浩已非今天存世之海。所以，搶救保護和出版稿本日記，意義十分重大。

日記稿本上的部分信息如稿本封面、副頁和正文頁上的標注、題跋、印章、眉批，對人們認識日記的傳播源流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如館藏何紹基《蝯翁日記》鈐有均齋收藏翁同龢印非昔過眼趙不騫印蝯龕無賞舊山樓珍藏鐵如意人家丁氏秉衡虞山丁國鈞藏等印，可見此稿自一八三五年之后歷經(jīng)多人收藏，并有翁同龢、丁祖蔭跋。翁同龢跋曰：蝯叟乙未歸湘日記一本，余以數(shù)十錢得于打鼓擔上，蝯叟知之索觀甚急，后仍還余，余謂叟王氏瓊簫同行一語何遽涂去耶？叟亦大笑。此跋道出一段日記收藏與涂改的內(nèi)情。

日記的傳世也有賴于鈔本的保存。如《理堂日記》稿中有眉批日記皆頂格寫低一格移在第一行大字居中寫，原本有此詩笑話鈔録于此八字等，可見這是批者對鈔者的評閱意見。雖然此鈔稿可能是授徒的作業(yè)，但畢竟為后人傳遞了一部難得的日記，原稿現(xiàn)不知所蹤�！渡塾彦ト沼洝芬彩且徊库n稿，封面有顧廷龍先生所題邵友濂日記。一九五六年據(jù)稿本傳鈔，前附顧廷龍先生手鈔《清史列傳·邵友濂本傳》，日記正文由顧廷龍先生命人鈔録。邵友濂之孫為邵洵美，本日記原稿被邵氏后人焚之于文化大革命中，此冊日記鈔件成為僅存?zhèn)魇乐�本，該鈔本日記不僅可從中發(fā)現(xiàn)顧廷龍先生對文獻收藏的慧眼學識，還能看到圖書館前輩化私為公的公益情懷。本書就收録了多部來自潘景鄭先生捐贈的日記，如其祖上《潘曾綬日記》《潘祖蔭日記》等。

（五）加強稿本日記的出版合作，讓散存于各圖書館和收藏者中的同一作者日記合璧問世。如《何紹基日記》除本館所藏之外，尚有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湖南圖書館和湖南省博物館等處收藏，分別題名為《東洲草堂日記》《草堂日記》《何道州日記》《種竹日記》等；王詒壽《縵雅堂日記》在浙江省圖書館還藏有稿本五冊，所記時間為同治六年至九年；《王韜日記》在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也藏有部分；張廷濟的日記在國家圖書館藏有稿本七冊；吳大澄另有《奉使吉林日記》被藏于南京圖書館；陶浚宣的還有《入剡日記》藏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其他種種，不一而足。期待各館今后協(xié)調(diào)出版計劃，予以合璧，方便學者利用文獻。

此外，以往的名人日記出版存在為尊者諱的刪改狀況，日記相關(guān)內(nèi)容被整理者涂抹、遮蓋，即使是稿本影印也非全貌。如晚清四大日記之一的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蔡元培在整理出版時作了技術(shù)處理（見黃顯功《蔡元培為何刪改〈越縵堂日記〉》，載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文匯報·文匯學人》），但其原稿仍值得重現(xiàn)天日。本館稿本日記中藏有《越縵堂日記》咸豐四年春三月十四日至同治二年三月三十日，共十五冊。我們十分期望與其他收藏者合作，將此稿本再次影印。本《叢刊》失收這部日記名作，是為以待完璧問世。本館在二〇一六年推出的《翁同龢日記》是首次按稿本原樣合璧出版的新版本，為讀者提供了以往隱秘的信息。

近年來，上海圖書館致力于館藏日記的開發(fā)與開放，積極通過多種形式向讀者揭示日記文獻。二〇一四年舉辦了心曲傳真上海圖書館藏稿本日記精品展，展示了六十種稿本日記，并出版了專題圖録。本《叢刊》是上海圖書館深入開展日記文獻服務的又一重要項目，我們將繼續(xù)整理出版館藏稿鈔本日記，完善整理體例，為各界讀者提供學術(shù)文獻資源。

感謝為《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的整理出版給予學術(shù)幫助的專家，以此祝賀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十周年。

黃顯功于上海圖書館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