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一

我從小長大的街區(qū)是過去的法租界，與淮海路相鄰。我住的那條弄堂，曾經住滿舊俄人家，然后陸續(xù)回國。與我家住同一層樓的舊俄女子，我們叫她麗麗，他的丈夫是猶太人，叫馬甲（滬語發(fā)音，也許是邁克的譯音？），他曾在淮海路開著一家只有一個門面的珠寶店。但我的父母和鄰居一概把他們稱為羅宋人。

經過文革，這些人或事，有一種隔世的遙遠。

白俄當年窮困潦倒，上海人把他們稱為羅宋人其實帶有歧視。弄堂對面有一家賣油鹽醬醋廉價酒的小店，上海人稱糟坊，這糟坊每個街區(qū)都有。糟坊有高高的木制柜臺，很像今日酒吧間的吧臺。羅宋男人在糟坊買一兩（50克）廉價白酒，斜倚在高高的柜臺旁，一條腿是彎曲的，手肘擱在油跡斑斑的臺面上，手里握著酒杯，就像靠在吧臺旁。這就是羅宋人，喝著劣質酒穿著破西裝，有時還小偷小摸，卻把糟坊柜臺站成了酒吧吧臺。那條充滿往昔回憶正在衰敗的街道，襯著舊俄貴族浪跡天涯的身影，有一股傷感的浪漫，我要到很多年以后才知道，他們正是時代變遷時被放逐的一群，身世故事都是生離死別的大悲哀。

后來上海開了多少間酒吧，好像從來沒有看到一個上海男人可以像羅宋男人那般帥氣地斜倚在吧臺旁喝酒。

因為羅宋人家，我們的走廊終日漂浮著很異國的氣味，那是羊牛肉夾雜洋蔥和狐臭及香水味。生活困窘的白俄鄰居，仍不放棄周末派對。來的多是同胞，他們喝酒放唱片跳舞，然后摔酒瓶打架，歌聲變成哭聲，一些人互相攙扶著離去。媽媽全部的努力是把我和妹妹阻止在她家房門外一公尺，她不要我們看到這些情景，那樣一種放浪形骸跟整個時代的嚴峻是多么不相稱。不過，我也是現在回想當年，才有這樣一種驚異，比起那些落魄的白俄流浪者，我父母那一代上海人，才是那個年代更不快樂的人群。

在八〇年代的出國潮中，我那條街區(qū)走了太多人。然后，直到二〇〇〇年，我第一次到紐約，幾乎每天晚上有電話進來，他們是這十多年來陸續(xù)去海外留學或移民的故人，在我那條街區(qū)多年不露面的鄰居，卻在紐約地下鐵甚至長島的小鎮(zhèn)上邂逅，其中有一些，家族全部成員都已出來，上海的房子都被沒收了。他們已很多年未回去，那一口上海話，有些詞語上海已經不用，卻讓我感受道地的上海氣氛，那種在今天的上海正在稀薄的氣氛。

多年的美國奮斗，現在的他們都有一份高學歷，住在東部或西部郊區(qū)的House，周末時在自己的花園修剪草坪。他們費盡周折遠離家園時就希望過這樣一種生活，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園，還要有尊嚴隱私，不再被暴力威脅并且可以以自己的意愿說不的人生。很多人與家人一別十年，甚至失去家庭，就是為了從這樣一個人生開始。

以今天上海人的價值觀，他們不可謂不成功，但在與他們邂逅的瞬間，我怎么突然記起很久以前的舊俄鄰居來？令我感慨的是，比起蘇維埃時代的流亡者，今天寄居他鄉(xiāng)的上海人的生活，是要優(yōu)渥穩(wěn)定得多，可快樂的感覺為何仍然握不��？他們臉上那樣一種落寞，是我在美國的任何地區(qū)都能辨別的我的同鄉(xiāng)特有的神情。

說起上海，他們臉上有一種遙遠的憧憬，和一些迫切的小愿望，回憶著只有我們自己懂得，住在同一街區(qū)經歷過同一時代的人才會有的往事。但我知道他們是不會回去了，他們寧愿一邊回憶著自己的城市，一邊在他鄉(xiāng)漂泊，過去的記憶太深刻了，深刻到成了生命的全部真實，眼前這一個急速變化的上海，卻更像個夢幻。

二

約翰·厄普代克曾說：我真的不覺得我是唯一一個會關心自己前十八年生命體驗的作家，海明威珍視那些密歇根故事的程度甚至到了有些夸張的地步。他認為，作家的生活分成了兩半，在你決定以寫作為職業(yè)的那一刻，你就減弱了對體驗的感受力。寫作的能力變成了一種盾牌，一種躲藏的方式，可以立時把痛苦轉化為甜蜜而當你年輕時，你是如此無能為力，只能苦苦掙扎，去觀察，去感受。

這多少解釋了為何我故事里的人物總是帶著年少歲月的刻痕。

我的雙城系列小說《阿飛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再版之際，我去走了一趟從小生活的街區(qū)，在我住過的弄堂用手機拍了一些照片。奇怪的是，離開這條街區(qū)很多年，我竟然沒有要去拍一下舊居的念頭，事實上，我總是下意識地遠離它。

我的這三部長篇，便是以我年少成長的街區(qū)為重要場景，更準確地說，是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作為虛構世界的背景，在記憶和想象中，它已經從真實世界抽離。因此，在漫長的寫作過程中，我曾經試圖通過肉身的遠離獲得精神世界的空間。

我出生時就住的這條弄堂叫環(huán)龍里，在南昌路上，南昌路從前就叫環(huán)龍路。環(huán)龍是法國飛行員的名字，上個世紀初，這位法國飛機員因為飛行表演摔死在上海，這條馬路為紀念他而命名。

環(huán)龍里的房子建筑風格屬新式里弄，有煤氣和衛(wèi)生間，安裝了抽水馬桶和浴缸（當時上海人稱抽水馬桶為小衛(wèi)生，浴缸是大衛(wèi)生），每層一套，這煤衛(wèi)設備很具有租界特色，因為傳統(tǒng)的上海石庫門房子并不安裝煤氣和衛(wèi)生設備。

一九四九年前整條弄堂住著白俄人。他們在相鄰的淮海路開了一些小商鋪，五十年代后逐漸搬遷回歐洲，最后離開應該在六十年代前期，但七十年代仍能在南昌路上看到一位衣裙襤褸的白俄老太太。也有白俄和上海人通婚，我朋友中便有中俄混血的女生。

南昌路曾經不通機動車，馬路窄房子矮，法國梧桐站在兩邊，夏天，便是一條綠色的林蔭道，它象征了今日上海漸漸消匿的街區(qū)，有最典型的上海市民生活圖景。我一位弄堂鄰居，八十年代去美國嫁了華人醫(yī)生，住在山林邊高尚社區(qū)，夜晚通向她家的車路漆黑一片，路燈開關由她家掌控。她不習慣只見動物不見人的環(huán)境，懷念弄堂旺盛的人氣，婚后多次換房，從獨棟房搬到排屋，再從排屋搬到城中心的公寓房，當然社區(qū)的階層也越來越低，但她并不在乎，后來索性搬回上海。

無疑的，弄堂承載了許多故事，留在記憶里的歡樂多在童年。前些年在美國時，我曾向一位美國醫(yī)生太太描述弄堂場景：如同公共大客廳的空間，緊密的人際關系，日常里的熱鬧。她那般羨慕向往，她家住樹林邊，美景是真，但沒有人影。事實上，弄堂這個場景早已遠離我自己的生活。

當然，弄堂熱鬧是表象，童年歡樂很短暫，許多故事漸漸從弄堂深處浮現，或正在發(fā)生。

南昌路在七十年代便被本街區(qū)人自傲為引領淮海路時尚。當時的美女沒有時裝和化妝品，但留在記憶里翩若驚鴻的身姿卻讓我追懷了很多年，遇上一起長大的舊鄰居總要互相打聽一番。相近的幾條弄堂都有自己的佳麗，風情各異，似乎個個完勝當時電影上的女主角。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洗盡鉛華的美貌是多么賞心悅目。

群星拱月，可以稱為月亮的那一位住在隔壁弄堂，喜歡穿一身藍，藏藍棉布褲和罩衫，腳上是黑布鞋，走起路來十分緩慢并盈盈搖擺，有人說她的腳微跛，可女生們卻在人背后學她的行姿。她并非一直穿藍，偶爾也會一套白色，當然是舶來品的白，那份華貴雍容令路人駐足贊嘆，那已經是文革后，親戚可以從香港寄來衣物。她是幸運的，沒有離開過家，可她的大弟卻在黑龍江農場伐木時被倒下的大樹當場砸死，她的小弟與我同班。

美女們漸次消失。有一位皮膚雪白性情孤傲，也去了黑龍江。聽說她后來是直接從東北坐火車去香港和早已定居在港的母親會面，初夏她還穿著臃腫的黑棉褲，母親在羅湖橋抱住她大哭。她弟弟也是我同學，高考恢復后曾報考大學英語系，政審未通過。他不久去了香港，卻在那里跳樓自殺。

那些年的某一天我們在上學路上，看見一家屋前簇擁著行人。在臨街天井，一位美麗的中年婦人穿著有折痕的舊旗袍，抱著枕頭當作舞伴在跳交誼舞。天井留著大字報的殘骸，天井的雕花鐵欄隔開的窗內，有一位青年的側影，他正對著墻呆滯地笑著。人們說，這家人家只剩兩個瘋子了，男主人早已在文革初期自殺，接著老婆錯亂，后來兒子也傻了。婦人穿著色彩鮮艷的羊毛衫裙子、高跟鞋，手肘上挽著精巧的手袋，在她的已被卸去鐵門的天井抱著枕頭跳舞。我們不明白的是，她怎么敢穿得這么漂亮？她怎么敢跳舞廳舞？然后又突然意識到她只是個瘋子。

那時候，我們常常無聊卻無比耐心地站在她的天井前，像觀劇一般看著她從房間里換出一套又一套衣服，那些陳舊的也是摩登的衣服。她從房間走出來的時候，就像現在的模特兒從后臺出來，而我們的神情卻漸漸呆滯，我們比她更像夢游人。

這些年常常離開上海，當我在異國，在另一座城回望自己的城市，感受的并非僅僅是物理上的距離，同時也是生命回望。我正是在彼岸城市，在他鄉(xiāng)文化沖擊下，獲得嶄新的視角去眺望自己的城市。故城街區(qū)是遙遠的過往，是年少歲月的場景，是你曾經渴望逃離的地方，所有的故事都從這里出發(fā)。

我在閱讀和寫作中感悟，唯有通過文學人物，去打撈被時代洪流淹沒的個體生命。馬塞爾·普魯斯特早就指出：真正的生活，最終澄清和發(fā)現的生活，為此被充分體驗的唯一生活，就是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