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本書的后記可以說是把“序”或“前言”移后補說而已。寫在前面怕先入為主，約束了讀者的思維，會傾向于本書的觀點。讀書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過程，可能會有人提出異論或是批評，這是本書編者所期望的。此后記只想簡述一下二十年的心理漸變歷程。
　　1995年，我的《詩話鈞瓷》一書完稿，送黃河水利出版社李輝主任審讀，自豪感常流露在與朋友的交往言談中，因為，讓海內外著名詩人為鈞瓷寫贊歌，當時只有筆者能擔此重任。說到鈞瓷的歷史，都是產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斷于明、恢復于清末。求知欲望促使我請教多人，問及哪些史書和文獻有此記載，竟無一人能答。為追尋鈞瓷的歷史真實，奔波了一年多，故此，直到1998年《詩話鈞瓷》才得以出版。但這個歷史疑團一直困擾著我。后經好友相勸，又有《中國陶瓷史》和臺灣出版的《宋元陶瓷大全》亦如此，才就此罷休。
　　2000年，我得到一本臺灣1999年出版的《故宮藏瓷大系·鈞窯之部》，該書特別提出對以往出版物中的鈞瓷作重新標示：把《宋元陶瓷大全》中的玫瑰紫小碗標示為明仿鈞，原北宋的天青滿釉支燒單把洗、圓洗標示為金，原北宋的天藍如意枕、長方枕標示為元末。臺北“故宮博物院”以科學的態(tài)度對待歷史修正自己，筆者深表敬意。書中余佩瑾的《鈞瓷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把鈞瓷分為器皿型和陳設類，器皿型定為金代，陳設類定為明代。這應該是有代表性、權威性的發(fā)聲，此時，對鈞瓷的探究之心又幡然復歸。
　　2004年，民間田野考古調查者藍普生寫了一篇《論辯宋代無鈞瓷》，我看了幾遍，論辯幾乎是無懈可擊，讀后深受啟發(fā)。
　　2005年，開始迷上道教養(yǎng)生長壽術，并生產出了“羅漢佛脂液”。故而對道教的書讀了不少，關于宋徽宗和林靈素的記載和文獻讀得更多。道教崇尚青色，穿青衣、戴青冠，仙道騎青牛，紅色是道教大忌。作為道主、宗師、道君、圣號為“太上開天執(zhí)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的宋徽宗，能違犯教規(guī)去設官窯燒制紅釉的鈞瓷嗎？這是我的直覺，也可作為宋代無鈞的論據之一。
　　2005年10月，禹州鈞瓷研討會上，“宋代無鈞說”作為異論在會上亮相，受到“北宋說”的抨擊。在會議結束的總結發(fā)言中，專家得意地說：“……鈞瓷燒造工藝不見于文獻、史料是十分不正常的，亦不見于同時期的墓葬。判定鈞瓷起源于北宋，主要是它的精美、典雅、含蓄、明凈的藝術風格與宋代特有的時代風尚�！甭牶�，對專家的崇拜之心一落千丈。因為鈞瓷屬于粗瓷類，其藝術特征多以粗獷、凝重、渾厚、大氣、多彩來形容，充溢著元代蒙古人的習性，與專家所言格格不入�！扳x瓷北宋說”在心中淡然置之。
　　2006年，中國深圳官鈞瓷器學術研討會上，參會者50人，超乎尋常地一致否定了“鈞瓷北宋說”，并把鈞官窯陳設瓷定為明代，連篇累牘的文章在網上出現(xiàn)，跟隨附和者眾多。我讀后，覺得實證可信，開始在自己交往的范圍內發(fā)聲。
　　2008年，在一個雜志上看到一篇文章，美國蘇富比拍賣公司開始認同“官鈞瓷明代說”，拍賣現(xiàn)場出現(xiàn)的鈞瓷仰鐘式花盆已把“明代”作為年代標示�？春螅�思緒萬千，資本市場的接受沖破了權威、專家控制的歷史時代。對于文中所提文獻資料，都逐一查正原文進行了核對。這對我是一種激勵。
　　2009年，我開始籌建鄭州市柴瓷文化研究會，對柴瓷、汝瓷、鈞瓷的承襲與淵源關系進行綜合探究。我一頭扎進河南省圖書館古籍部進行閱讀檢索，查閱了唐、宋、元、明歷史、會要、會典的有用部分，還有詩詞、繪畫、藝文、雜說等，最后，集中精力查閱了明代《河南一統(tǒng)志》、清代《河南一統(tǒng)志》，還細讀了線裝本的鄭州、汝州、禹州等十二縣市明嘉靖后的全部地方志，對“鈞官瓷陳設器明代說”又找出多個實證。
　　2011年元月，我與張松林合編的《新鈞瓷》一書出版，在該書《鈞瓷源流考證》一章中亮明了自己的觀點，并把藍普生、余佩瑾的文章附錄于后，但沒有引起業(yè)內和社會的太多關注。
　　2011年，我開始構思《中國鈞瓷收藏與鑒賞》一書，并歷時一年多寫出了初稿。
　　2013年年初，將第一稿送顧萬發(fā)審閱，顧萬發(fā)看后予以肯定，并提出建議，又給予了鼓勵。兩個月后拿出第二稿，送李海峰、王豐碩、霍福生、張義審閱。他們對第五、六、七章提出了修改意見。
　　最后定稿時，顧萬發(fā)對第二、三章提出修改意見，減少了第二、三章的彩圖，精簡了圖片的文字說明。
　　第三稿出來后，請孫曉崗審閱，他對500多幅照片提出了修改意見，親自對第六章中官窯瓷進行了重拍，王大麗進行版面重組。
　　在共和國官窯瓷、鈞花瓷、神垕爐鈞概念的提出與形成過程中，先后走訪了苗錫錦、教之中、閻夫立、刁文、范文典、朱五妞、王欣營、郗富安、溫清立、劉志軍、王金合、丁建中、王秋紅、梁清揚等近百位原市、鎮(zhèn)領導，工藝師及多家鈞瓷生產廠家。
　　第四稿完成，將送出版社時，葛天才送來了有“鈞窯天制”字樣的天青圓洗，這算有了盧家的鈞瓷標本，也充實了民國鈞瓷的內容。
　　這篇后記并非一本書的完結，書中提出的觀點和概念可能是討論的開始，希望讀者能找出新的實證，使明代鈞官窯的真實屹立于歷史長河，使鈞瓷的淵源在不爭不辯中傳襲下去，為后代盡一份應盡的責任。
　　田培杰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