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洛元魏皇族與士族社會文化史論》：

　　一 北魏孝文帝對南士之提攜與任用

　　北魏孝文帝在漢化改革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措施或手段就是重用漢族士人，這甚至引起了鮮卑勛貴的強烈不滿�！段簳�》卷四〇《陸俟傳附陸凱傳》載：“初，高祖將議革變舊風，大臣并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密與規(guī)謨，共論時政，而國戚謂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親彼而相疏也�！瘒�戚舊人意乃稍解�！毙⑽牡鬯�交往之漢族士人中多有南人，《通鑒》卷一四O齊明帝建武二年八月有一段概括性敘述云：“好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游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沖、李彪、高閶、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郁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以上諸位孝文帝所密切交往者皆為漢族文士，故胡三省于此下有注云：“史言魏高祖能以文治�！碑斎唬�孝文帝所重視的漢族文士遠不止這幾位，他們可謂當時漢族文士的杰出代表。對這份名單，按照其地域，李沖屬于河西系統(tǒng)；李彪、高閶、宋弁、郭祚、邢巒等屬于河北系統(tǒng)；而王肅則來自江左，劉芳、崔光則為“青齊民”系統(tǒng)，由于他們原本也是自南朝入魏的，也可以歸入南人的范疇。因此，可以看出在孝文帝漢化改革過程中，南士成為其智囊或顧問集團中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應當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王通《中說》卷七《述史篇》載：“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薄�穆公，為王通先輩，宋、齊之際奔魏，王通家族也是由南入北，他稱頌其祖輩在南學北輸進程中的作用，自然不無夸大處，但由此論確實可知孝文帝之漢化與入北南士之關系頗為密切。

　　關于北魏孝文帝之重視南士，《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所載一則史實頗能說明問題：“每使至，宏親相應接，申以言義。甚重齊人，常謂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瘋问坛祭钤獎P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宏大慚，出元凱為雍州長史，俄召復職�！毙⑽牡巯埠媚铣�人士之心態(tài)可謂情不自禁，溢于言表。正因為如此，孝文帝盡力招引南朝士人，并對入魏之南朝人士多加獎掖，予以重用。

　　（一）孝文帝對南朝入魏亡人的任用

　　劉昶，《魏書》卷五九《劉昶傳》載其為宋文帝劉義隆子，因劉宋皇族內亂，避禍入魏。劉昶為人“好犬馬，愛武事，人國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兇素之服。然呵詈童仆，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嚙臂，至于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高祖每優(yōu)假之，不以怪問”。孝文帝曾一再在文宣堂引見劉昶，任為大將軍等職，先后尚武邑公主、建興長公主等，命其參與對蕭齊的戰(zhàn)爭。

　　劉英武，據(jù)《魏書·劉昶傳》，其“太和十九年從淮南內附，自云劉裕弟長沙景王道憐之曾孫，賜爵建寧子，司徒外兵參軍，稍轉步兵校尉、游擊將軍，卒于河內太守。而昶不以為族親也”。劉英武是否為劉宋宗室子弟，很難斷定，但孝文帝依然給予重視。

　　沈陵，《魏書》卷六一《沈文秀傳附沈陵傳》載：“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攜族孫智度歸降，引見于行宮。陵姿質妍偉，辭氣辯暢，高祖奇之，禮遇亞于王肅，授前軍將軍。后監(jiān)南徐州諸軍事、中壘將軍、南徐州刺史，尋假節(jié)、龍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持節(jié)、冠軍將軍�！雹�

　　茹皓，《魏書》卷九三《恩倖·茹皓傳》載：“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讓之，本名要，隨劉駿巴陵王休若為將，至彭城。是時南土饑亂，遂寓居淮陽上黨。……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陽，舉充高祖白衣左右�！�

　　孟表，《魏書》卷六一《孟表傳》載其“仕蕭鸞為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jù)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焬爵譙縣侯，鎮(zhèn)渦陽。……高祖嘉其誠績，封汶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

　　劉藻，《魏書》卷七〇《劉藻傳》載其“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可見劉藻亦為南人后代，孝文帝南征，“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tǒng)軍高聰?shù)人能姙闁|道別將。辭于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shù)石賜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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