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幸福嗎?”“你的夢想是什么?”對于這些詢問,讀者一定記憶猶新。它們曾經(jīng)引發(fā)熱議和褒貶。然而,眼下的這個集子無意討論上述問題,而是要叩問我們還有多少時間用來閱讀和思考、多少空間賴以休息和做夢。難道這就是我們需要的生活和世界嗎?然而,我們何以至此?我們又當如何?何所為何所不為?人生意義安在?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簡而言之,這個內(nèi)容駁雜的文集是作者的一些人生軌跡和問學心得。它們或可印證一個事實:我們大都剛剛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臥的工農(nóng),或者少不更事的學生,卻忽然變成了“手機控”、“微博控”。同時,亙古不變的“物是人非”正在反轉(zhuǎn)成為“人是物非”。新的詰問是:原始公社幾萬年、農(nóng)業(yè)社會幾千年、工業(yè)文明幾百年,那么后工業(yè)時代又當幾何年哉?我們何去何從?
控制時代的來臨(代序)
女兒考取著名IT品牌高級管理培訓生。我感佩她的聰明;而她則服膺于我的“直覺”,比如當初我預言伊斯蘭世界對美國下手;又比如我認為《阿凡達》之后卡梅隆會拍核戰(zhàn)影片,如此等等,果不其然。誠然,諸如此類的“直覺”實非直覺,只不過是人之常情,甚或兼之理性推導而已。其實我倒是很佩服老媽(我和女兒都這么稱呼我太太)的直覺,她洞識世道人心,對許多事情有先見之明。譬如她說世界會愈來愈物質(zhì),因此女兒不能從文。關鍵是她先于馮小剛、葛優(yōu)們很多年就說出了那句經(jīng)典的話:“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卻萬萬不能”。我經(jīng)?畤@,她沒當作家是中國文學的一大損失。但她若當了作家,那么我和女兒恐怕就要形上到九霄云外去了。
且說女兒大大咧咧,因此自小就被我冠以綽號——“大林”(恰好與“darling”諧音,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動漫《大林和小林》的一個人物:大林“沒頭腦”,小林“不高興”)。這聽起來頗有些矛盾。既曰聰明,又緣何說她“沒頭腦”呢?而我自己,則更是毛病多多。甭說有先見之明,就連識事務都談不上。譬如說我這個工作或者我工作的狀態(tài),即使天塌下來,我只要投入寫作就心無旁騖,常常忽略了周遭人等、周遭事等;況且死守著這一畝三分地,既不賺錢,也不揚名,因而被女兒冠以“阿怪”。然而,這究竟又是為什么呢?多賺錢又怎么樣?少賺錢又怎么樣?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再說人生在世,一日三餐一張床,如此而已。那么,是因為我們自以為研究工作意義非凡抑或像奧烏雷利亞諾上校做小金魚似的慣性使然?別問我,我不知道。也許這就是人;用老媽的話說,叫做“百個呆子不同樣”。而她的任務則是不斷地將我從“形而上的云端”拽下來。女兒繼承了我倆的優(yōu)點,頗有點“中道”的意思,盡管大江先生說我們糟踐了一株“文學好苗”。
說到工作的意義,我們?nèi)菀赘鲌?zhí)一詞。文學,遑論文學研究,雖則“寫作者多于閱讀者”這種說法有些夸張,但若從某個角度看,它又是確定無疑的。就像《人民日報》或“三報一刊”的文藝版,基本上讀者是可以等于寫者的!白寷]病的人吃藥”,用在我們身上顯然是貼切的,蓋因我們的讀者就是我們自己。而我們的聲音與億萬博主,尤其是青少年博主之間橫亙著一條的鴻溝。就連彼此的話語體系都判若霄壤。至于我們的工作與一般民眾,甚至一班年輕寫作者的關系,則更是如此。我常想,是不是我們在自話自說、自得其樂或自尋煩惱呢?如果真如此,那么我們的工作就有大問題了。首先,學術(shù)屬于小眾的說法固然不乏道理;但時代不同了,因為少數(shù)人掌握信息(包括知識、財富和權(quán)力)且藉此主宰大多數(shù)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而你的聲音如果不能令人入腦入心,則幾乎等同于子虛烏有。其次,學術(shù)確實也可能或曾經(jīng)是未來的事業(yè);但在世界日新月異、科技一日千里的當下,如果一味地將注意力置于未來,那么學術(shù)貶值、被歲月塵埃永遠封存的可能性也將是幾何級的。
于是,我想到了“清高”。清高者人文之道,君子之道也。然而,山至高無木,水至清無魚?梢娗甯弑仨氂卸,況且清高的原因與目的也不盡相同。譬如,基本的操守是一種清高,適當?shù)闹t讓也不失為是一種清高;但若成為逃避和懶散的借口,那么它便是變相的阿Q精神或自欺欺人了。
但女兒的工作意義可謂立竿見影。工資比我高,信息比我靈。譬如女兒剛到單位就獲悉有關研究已然瞄準了控制技術(shù)。這種控制技術(shù)基于信息時代的一系列技術(shù)進步,其目標在于使你一機(手機或掌上電腦)在手,即可遠距離控制或監(jiān)視所有:門窗、家電、機器人、乃至與你相關的各色人等、各色事等。由此推演,你監(jiān)控(當然也可能是關注或關心)我,我監(jiān)控(或關心)你的時代將迅速露出端倪。一兩個英雄豪杰振臂一呼、拯救世界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倒是個別商賈壟斷市場或大國首腦運籌帷幄、掌控一切,一念之間毀滅世界的系數(shù)卻在急劇地增長。于是,人與人、個人與群體的關系正在發(fā)生質(zhì)的變化。
首先,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系、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將發(fā)生質(zhì)的改變。其次,新的倫理及人性觀、人性論將再次,甚至終極地成為世界關注和討論的焦點。世界的去留將最終基于人類性善性惡的某個節(jié)點。雖然這關涉世界的所有層面及其歷史蘊蓄和現(xiàn)實訴求,但終究取決于每一個人及其有意無意的選擇,有意無意的控制與自我控制。當然,控制時代必定也是反控制時代,一如自由的時代往往也是契約、法制的時代。這是陰陽并存,正負相對的基本原理,誠如自然規(guī)律;也是人類社會和人性的基本屬性,一切曲折及鐘擺現(xiàn)象只不過是由偶然因素所造成的間或效應。而必然與偶然之和所勾勒的螺旋曲線及點面則猶如基因圖譜的一般規(guī)律和復雜變體,自始至終。因此,合理公平的全球社會主義取代跨國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將大為增加。共同利用資源、合理控制世界,公平分配、和平共處的格局必將形成;否則,資本邏輯和技術(shù)理性使然,在無限競爭、無限刺激(娛樂、消費,還有克隆人等)過程中,人類不是變成控制和被控制的類機器人,便是死路一條。
總之,“一機在手,控制所有”的時代即將來臨。這必將是一個驚悚的時代。人類何去何從,世界何如何終我等不得而知!如是,這世界需要杞人,而我等的意義也許就在于斯。而生活的意義與工作的意義好比物體和影子,不可分割。治國平天下固然重要,但正所謂“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修身齊家有為有不為、知足知不足何嘗不是一種意義?!人來到這個世上純屬偶然,但生活卻賦予生命以許多必然。因此,無論如何,生活本身便是生命最大的意義,這也將是生命哲學的終極答案。
后記:生活即儀式
人到中年,我才明白,原來生活不僅是生活,而且是可以被當作儀式的。這有點像頓悟,使人忽然覺得與其被動忍受與奮斗,不如坦然面對并接受。
由此推演,一切宗教除了喋喋不休、浩如煙海,甚至玄而又玄、莫衷一是的經(jīng)典(及所規(guī)定或論證的種種意義),其儀式的相對固定與客觀或許是最重要的一面,盡管它常被濫用、忽略或神化。再由此推論,那么一切政治、社交(包括外交)儀式都具有藝術(shù)表演的成份,無論它們的程式或形式如何。
然而,儀式化的生活或生活化的儀式仍有些像宗教,卻抽去了宗教的神秘內(nèi)核。它簡單,卻真實;客觀,卻真誠。無須理論,更無須玄想,只須坦然面對一切禍福!
這也許是最真最美的行為藝術(shù):一個人的宗教,它沒有廟堂,也不需要泥神與典籍;沒有煩惱,也無須愛和勞作之外的一切雜物與雜念。
老實說,我編此書是在人生最艱難的時刻:太太身體不好,以致摔傷、走失。我和女兒在煎熬和尋找中度日如年,是親友和無數(shù)素不相識的好心人以各種方式支撐了我們的心房。尤其是在她杳無音信的這段時間,閻連科一家傾力相助,勞馬、莫言、李洱、林建法、丁宗浩、高暉等給予了極大的關心,章子怡、舒琪、顧長衛(wèi)蔣雯麗夫婦等積極轉(zhuǎn)發(fā)微博;蒙徐蕾及楊先生之誼,《旅游地理》、《高爾夫》雜志等鐵道、航空刊物專辟“愛心尋人”欄目;社科院的同事和女兒的同學更是因此而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公安部門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傊,過程中感人之人之事多多,待有機會時我們當將其訴諸文字。而今,我謹以此書祝福太太,蓋這些文字所記錄的,都是她會心之時之事,有些篇什還是她親手錄入的;同時,對所有關心和幫助我們的各位朋友聊表難以盡表之謝忱!
最后,我還要感謝作家出版社給我這個機會。王征先生容忍了我的拖沓,對他的理解和耐心,我同樣心存感激!
陳眾議
2013年10月26日于北京
授權(quán)證書
陳眾議,男,1957年10月5日生于浙江省紹興市,曾“上山下鄉(xiāng)”,并留學歐美,獲文學博士學位,F(xiàn)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任所長、研究員、博導,并兼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中國翻譯協(xié)會副會長、中國圖書評論副會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全委,主要著作有《拉美當代小說流派》《加西亞·馬爾克斯評傳》、《博爾赫斯》《西班牙文學黃金世紀研究》《塞萬提斯學術(shù)史研究》等十余種,論文百余篇及隨筆集《堂吉訶德的長矛》《親愛的母語》和短、中、長篇小說若干。曾獲國家留學回國人員成就獎,并為第十二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