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質(zhì)-行為的倫理價值生態(tài)》：

　　梳理亞里士多德行為理論，并非只是純粹、形而上學的理論澄明，更為深層次的旨趣，在于闡明其所蘊含的深刻意義。面對當前社會“行為亂象”的層出不窮，有待進一步追問的是：相關事件的頻發(fā)能否全責于現(xiàn)代人的道德冷漠？行為主體在實施行為過程中是意愿的、被迫的還是無知的呢？潛隱的因素又是什么？又該如何消解？《人-品質(zhì)-行為的倫理價值生態(tài)》僅以廣東“小悅悅”案例為討論范型，從“特殊問題”進行“普遍意義”的倫理思考。

　　仔細梳理“小悅悅”事件即可發(fā)現(xiàn)：18名路人的“冷漠行為”并不屬于亞里士多德所闡述的“無知行為”。因為，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三卷中，亞里士多德對“無知行為”有過這樣的描述：“一個人的無知，在于對自己是什么人，在做什么，在對什么人或什么事物做什么的無知；有些時候，也包括對用什么手段——例如以某種工具——做，為什么目的——如某個人的安全而做——以及以什么方式——如溫的還是激烈的——去做等等的無知。一人除非瘋了，否則絕不會對這些全然不知。”①顯而易見，事件當中的18名行為主體顯然不屬于這種“除非瘋了”的無知。當然，他們也不屬于亞里士多德所描述的“無知的狀態(tài)”。因為，“無知的狀態(tài)”具有“喝醉的人或者處于盛怒中的人”的特點。從事件調(diào)查的詳細資料分析看，這些人也顯然不屬于這一類。問題的關鍵就在于，他們的行為是屬于“意愿行為”還是“被迫行為”呢？根據(jù)亞里士多德的分析，衡量行為是“意愿”還是“被迫”的關鍵在于行動的“初因”。如果“初因”在外，且對之“完全無助”，則是屬于“被迫行為”。相反，如果“初因”在內(nèi)，且持有某種行為的“目的”，則更傾向于“意愿行為”。即“但是，如果人們所做的行為是由于懼怕某種更大的惡，或出于某種高尚[高貴]的目的，他是出于意愿的還是違反意愿的就可能有爭論”①。在這種亞里士多德所描述的“混合型”行為中，18名路人的“冷漠”更傾向于“意愿行為”。因為，他們并非“不知善”，關鍵時刻的“視而不見”存在著“外在的”、在他們看來可能“完全無助的初因”，并且也含有規(guī)避“巨大的惡”的目的。因此，“這些實踐是混合型的，但是更接近于出于意愿的”②。這表明：這類事件所訴諸的，并非僅僅簡單地歸結(jié)為“道德”，思索的重點更應該放在深入探究“被迫行為”的“初因”上。即，究竟是何種外因?qū)е?8名行為主體感覺“完全無助”而主觀選擇消極行為？能否科學闡明這個問題，直接關系到這一類問題的實質(zhì)性解決。

　　在國內(nèi)此類案例中，2006年末發(fā)生于江蘇南京市的一起引起極大爭議的民事訴訟案，具有極其重要的“轉(zhuǎn)折性”意義。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壽蘭在公交車站摔倒，鑒定后構成8級傷殘，老太太指認撞人者是剛下車的小伙彭宇，并告到法院索賠13萬多元。彭宇自稱上前攙扶、聯(lián)系其家人并送其至醫(yī)院診治，屬見義勇為，并非肇事者。隨后，老太太咬定彭宇將其撞倒并向其索賠。雙方對簿公堂。南京鼓樓區(qū)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彭宇給付老太太損失的40%，二審和解結(jié)案。此案在社會中引起強烈反響，此后類似彭宇案的各種版本在各地出現(xiàn)，引起民眾對“跌倒老人是否可以攙扶”的激烈討論。2014年2月，這一類事件更是爆出了“升級版”③。正是這種“實然”對“應然”的顛覆，催生出當下人的彷徨與焦慮，“被迫”做出違反道德自覺的“冷漠行為”，也進而引發(fā)現(xiàn)代人的價值觀念轉(zhuǎn)換，乃至催生出整個社會的道德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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