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鵬解讀<道德經(jīng)>》：
　　2．《道德經(jīng)》與中國歷史的關系
　　學術界習慣上將中國本土文化傳統(tǒng)稱為“儒道互補”，但這樣的說法容易簡單化。中國諸子百家中，法家是一個非常根深固蒂的存在，影響深遠。荀子、董仲舒的理論，主要是儒家與法家的融合，而《黃帝內(nèi)經(jīng)》《淮南子》《管子》等帶有道家黃老學色彩的著作，則主要是道家與法家結(jié)合的產(chǎn)物。墨家、名家、陰陽家等流派的思想也以某種變化的形態(tài)融入到了后來的儒家和道家之中。儒、道兩家吸收各家，所以說“儒道互補”雖然有簡化之嫌，但也有一定道理。儒、道兩家，儒家做加法，道家做減法，后來確實愈來愈成為百川匯流的思想的大江大河。
　　經(jīng)過春秋戰(zhàn)國諸子百家的辯論競爭，到戰(zhàn)國后期，道法結(jié)合的道家黃老思想逐漸占了上風。西漢建國后的劉邦、呂后、漢文帝、漢景帝時期，道家黃老學說逐漸發(fā)展為國家執(zhí)政哲學，老子思想廣受推崇。
　　司馬遷《史記》約完成于公元前91年，其中《太史公自序》篇里記載有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對當時中國六個主要的學術思想派別的評價。司馬談認為：陰陽家的優(yōu)點是“序四時之大順”，順應四季節(jié)令。儒家的優(yōu)點是“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講君臣父子夫婦的禮教等級秩序。墨家的優(yōu)點是“強本節(jié)用”，加強生產(chǎn)，節(jié)約消費。法家的優(yōu)點是“正君臣上下之分”，強調(diào)劃正君臣上下的名分和權力。名家的優(yōu)點是“正名實”，使名稱與事實統(tǒng)一。分析上述五家優(yōu)缺點后，司馬談總結(jié)道家的特征為：“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币蜓�陰陽家的順四時，采用儒家墨家的優(yōu)點，選取名家法家的要點，與時遷移俱進，順應萬物的變化，立風俗做事業(yè)，無所不便捷，宗旨簡約而易操作，做事少而功業(yè)多。
　　司馬談評論的道家，兼容了陰陽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的全部優(yōu)點，避免了它們各自的局限和缺點，順應萬物自然本性，成就最大的功業(yè)。
　　司馬談對道家的描述，指的是以道家為主，融合了儒家、法家、名家、墨家等思想的黃老道家，是道家的人世治國之學。雖然司馬遷寫作《史記》時，漢武帝已確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jīng)”的政策，儒家己成為主流，但司馬遷仍然以道為先以儒為后，用《漢書》的說法，就是“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說明黃老道家仍然有深刻的影響力，而且說明史官獨立寫史的傳統(tǒng)仍然沒有被破壞。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議“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即后人說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復興為國家哲學。但即便如此，黃老道家的影響一直伴隨西漢王朝。無論儒道兩家在爭奪國家意識形態(tài)地位上如何起伏變化，歷代君王多把《道德經(jīng)》視為“君人南面之術”、天下治理之道，學習《道德經(jīng)》仍是多數(shù)君王的重要功課。
　　唐朝建國，以道為尊。唐高祖李淵自稱“老君子孫”，以老子為祖宗，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以道教為國教。唐朝武德八年（公元628年），唐高祖下令道教為先、儒教次之、佛教最后的三教地位排序。此政策被唐太宗、唐玄宗等遵從。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繁榮強大最受尊重的王朝之一，以至于現(xiàn)在海外華人社區(qū)仍稱唐人街。唐朝的國學哲學以道家為主，道教是唐朝第一國教。唐太宗《貞觀政要》上說：“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边@完全是老子思想。唐太宗下詔稱：“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痹谶@個意義上，行無為而治，任民眾自治，即是夢回唐朝。
　　唐以后的宋元兩朝，道教受到朝廷推崇。道教奉老子為教主，老子自然受尊崇。宋真宗倡導道教，宋徽宗親自注解《道德經(jīng)》。歷史上廣為流傳的道教全真派領袖丘處機“一言止殺”的故事，并非無中生有。成吉思汗三派朝臣請丘處機出山，請教治國之道，丘處機勸成吉思汗敬天愛民。元朝建國，成吉思汗大力支持道教發(fā)展，使元代成為道教最為興盛的王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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