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一篇發(fā)表在愛荷華古典協(xié)會的新聞通訊中的非常富有啟發(fā)性的自傳性訪談里，彼得·格林曾把自己形容為本質(zhì)上我是一位作家。他接著引用哈姆雷特對您在研究什么，殿下？這一問題的回答，哈姆雷特回答說：言語，言語，言語。就是言語！對格林來說，不僅是英語，還有拉丁語、古代和現(xiàn)代希臘語、德語、意大利語以及法語。他在著名的卡特豪斯公學接受古典學的訓練，但是二戰(zhàn)期間他在英國的遠東軍隊中服役數(shù)年，這打斷了他的正常教育。戰(zhàn)爭結束時，他成為了劍橋三一學院古典學系的研究生，在那里他于1954年獲得了博士學位。

那時候，他為古典學專業(yè)的僵化而感到幻滅，于是格林決定回到他最愛的文學世界（據(jù)說他六歲時就把丁尼生的《國王的敘事詩》全部讀完了），然后就變成了一位文學批評家、影評人、電視解說員以及古代和現(xiàn)代文學翻譯家。由于早年對希臘的熱愛，他攜全家離開英國到累斯博斯島定居，在那里他專心翻譯法語和意大利，同時也翻譯希臘語和拉丁語。最終，他加入了雅典年歲學院，教授希臘和拉丁文學以及古代史，于是重新喚醒了對他先前放棄了的東西的熱愛。1971年，他移居美國，在奧斯汀的得克薩斯大學得到了一個終身教職，此后他一直在該機構服務直到退休。在得克薩斯，他指導過許多研究生的學習，并且是一位成功的本科生任課教師。1997年，他以杰出的榮休教授的身份從大學中退休，這時他遷到愛荷華大學去和他的妻子卡琳（Carin）團聚，當時他妻子是那里的古典學系的一員。自此以后，他成了愛荷華大學古典學系的兼職教授，同時還擔任愛荷華大學的古典學期刊《古典學集刊》（Syllecta Classica）的編輯。

有兩個彼得·格林。一個是古典學者，在希臘史領域筆耕不輟，創(chuàng)作過針對希臘和拉丁文學的文學批評，并因其將幾位希臘和拉丁作家的作品翻譯成英語而受到高度贊揚，其中包括尤維納利斯、奧維德、羅得島的阿波羅尼奧斯和卡圖魯斯。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多產(chǎn)的操英語的古典學者之一。另一個彼得·格林是評論家和記者。大西洋兩岸的讀者對他的藝術批評、特別是文學批評不會陌生。他是《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新共和周刊》（New Republic）和《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定期評論員。他以其強大的閱讀和寫作能力而卓然于眾，例如他驚人地給二十五本（!）關于古埃及的書籍寫過批評性書評，在1979年圖坦卡蒙國王的展覽在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開幕時發(fā)表在《紐約書評》上。1981年，在辛辣地評論國家美術館的探尋亞歷山大展覽時，他也創(chuàng)作了規(guī)模稍小的關于馬其頓的書籍的一系列書評。在這些評論中，他不僅奉獻出針對相關對象的令人深思的敘述，而且對那些站在背后、促成古代財寶到外國展覽的政治力量也有著鞭辟入里的分析。

近來沒有其他的古典學家或許加里·威爾斯（Garry Wills）和已故的伯納德·諾克斯（Bernard Knox）除外能把文學與學術技藝如此完美地結合起來。但是，格林的天分更為廣泛：在他的人生中，除了是古典學者和藝術批評家外，他還是一位小說作家和詩人（言語，言語，言語）。他這部卓越的亞歷山大傳記展現(xiàn)了他的兩大興趣是如何相得益彰的：格林對描繪人類境況的文學藝術的深切熱愛，豐富了對亞歷山大之形象的刻畫，而這種刻畫又是源于對古代史料的精細研讀。這不僅僅是亞歷山大的歷史，還是一部全方位的傳記（正如標題所示），意在闡釋這位人類有史以來最為著名的人物之一的性格和動機。格林完全理解普魯塔克的《亞歷山大傳》的開場白：

我不是在寫歷史，而是在寫傳記。那些最著名的成就未必都能很好地闡釋美德或者邪惡；比起尸堆如山的戰(zhàn)役、最為龐大的軍陣和圍城戰(zhàn)，微不足道的行動、言辭和玩笑反而常常更能表現(xiàn)人物的性情。因而就像畫家在刻畫人物時，著重面容與眼神而較少關注身體的其余部分一樣，我將更專注于靈魂的種種表征，據(jù)此描繪每個人的生平，而把鴻業(yè)與戰(zhàn)功留給他人去寫。

近年來出版了一大批的亞歷山大傳記，其中多數(shù)是為了滿足大學本科生市場的課程需求。這些著作主要是重述國王的政治和軍事功績用普魯塔克的話來說，是歷史但不是傳記。有些批評者反駁說格林經(jīng)常越出古代史料所允許的范圍，對此他在本版的序言中有詳細的回應。在其初版近四十年之后，彼得·格林的《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依舊是對這位著名國王的最博學、最優(yōu)美全面的現(xiàn)代評述。

尤金·N·博爾扎

古代史榮休教授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