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覲文（1872年1935年），字光裕，江蘇省江陰縣人，自幼父母雙亡，由老保姆撫養(yǎng)成人。幼年愛好音樂，擅長江南絲竹，后從師學習琵琶、古琴，技藝大有進步。在古琴名家唐敬洵先生的精心培育下，琴藝高超，講究韻味。他彈奏的《秋鴻》、《平沙落雁》、《水仙操》、《胡笳十八拍》、《梅花三弄》等名曲，古樸典雅，蒼勁有力，技藝精湛，感人至深。后率先發(fā)起組織琴瑟樂社，吸收不少琴家入會，互相交流，不久就在此基礎上醞釀成立了大同樂會。在我國現代民族音樂史上，鄭覲文應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鄭覲文不僅是一位民族器樂演奏家、音樂教育家、音樂活動家，也是一位民族樂器制作家。他對古代音樂的探索，對民族樂器的改革，以及對演奏人才的培養(yǎng)，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對大型民族樂隊的組建，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陳正生，音樂學家、簫笛制作家，前上海藝術研究所研究部副主任。1937年2月生于江蘇南京。1954年加入南京樂社，向甘濤學二胡、琵琶和音響學，向吳造峨學笛，1956年經甘濤介紹向朱虎雄學制簫笛。1959年考入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向江南絲竹笛王金祖禮、著名笛子演奏家陸春齡學笛，向山東嗩吶藝人孫玉秀學嗩吶�，F致力于樂律學、音樂史學和簫笛制作研究，在市級以上及臺灣的音樂刊物上發(fā)表論文150余篇。其對管律的研究卓著，對朱載堉異徑管律、荀勖笛律的研究，多發(fā)前人之未發(fā)，對荀勖笛律所涉及的泰始笛進行了突破性的制作驗證，并歸結出三分損益律的一般的計算公式。

在我國現代民族音樂史上，鄭覲文應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鄭覲文不僅是一位民族器樂演奏家、音樂教育家、音樂活動家，也是一位民族樂器制作家。他對古代音樂的探索，對民族樂器的改革，以及對演奏人才的培養(yǎng)，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對大型民族樂隊的組建，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鄭覲文（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江蘇江陰人。自幼酷愛民族音樂，三十多歲時，任江陰廟堂音樂助教。他對民族音樂作出重要貢獻，乃是來上海創(chuàng)立大同樂會之后。

辛亥革命以后，鄭覲文來到上海。由于他熟知古樂，被哈同辦的倉圣明智學校（一九一九年春改為倉圣明智大學）聘為古樂教員，其后又被圣瑪利亞女學聘為古樂教員。此時的鄭覲文，已不滿足課堂里教幾個女學生，他要面向社會。一九一八年，鄭覲文出資與其堂弟鄭立三共租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一○○四號開辦琴瑟學社。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fā)，鄭覲文受新文化運動的啟迪，當月即果斷地將『琴瑟學社』易名為『大同樂會』，掛出了『大同樂會籌備處』的牌子。鄭覲文為大同樂會制定了『研究中西音樂歸于大同』的宗旨。在研究方法上，鄭覲文則主張『對于西樂主專習，對于中樂則主稽古與改造，務使中西方得相濟互助之益，然后擷其精華，提其綱領』。這一『籌備』階段于一九二三年底才算完成。

鄭覲文在大同樂會建立初期即設立三個部：研究部、編譯部和制造部。研究部又分理學和技能二科。理學所研究的范圍比較廣，有中國律學、韻學、雅樂譜、俗樂譜、西樂譜、西樂辭典和中西詩歌等。技能所學習的內容為中西樂器演奏、中西歌曲唱法、東方古舞和西方舞蹈。編譯部旨在編譯各種樂書和樂譜。制造部的任務當然是制作中西樂器�；I備如此完善的民間音樂團體，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就以制作樂器來說，一九三二年大同樂會就出售過自己制作的小提琴（Violin）。如此繁重的工作，鄭覲文深知『非少數學力所能逮，愿與海內外同志通力合作』。鄭覲文身體力行，因此團結了一批深有造詣的藝術家，如早年教歌舞的歐陽予倩，教琵琶的汪昱庭、吳夢飛，教京劇的陳道安、蘇少卿，教昆曲的楊子詠。鄭覲文自己則教琴瑟。

鄭覲文不僅能團結如此眾多的音樂家，而且全力獎掖后學，因此培養(yǎng)了王叔咸、程午加、柳堯章、鄭惠國、衛(wèi)仲樂等一批深有造詣的音樂人材。一九二五年，柳堯章還只是個二十歲的青年，鄭覲文深知他富有才華，竭力鼓勵他成功地改編出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此曲一出，社會上的反響就十分強烈，認為不聽此曲當引以為憾。

一九二七年，柳堯章又挖掘、整理出已經絕響的《霓裳羽衣曲》（即《月兒高》）。鄭覲文初聞柳堯章的演奏，竟然驚呼『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九二六年，孫傳芳在南京搞『雅歌投壺』，大同樂會五十余人應邀乘專車赴寧，鄭覲文就全權委托柳堯章組織、安排演出事宜。一九二九年衛(wèi)仲樂加入大同樂會，鄭覲文對衛(wèi)仲樂倍加賞識。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晚，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為大同樂會拍攝彩色紀錄片送美國芝加哥萬國博覽會參展，獨奏只有鄭覲文的古琴獨奏《水仙操》和衛(wèi)仲樂的琵琶獨奏《十面埋伏》。同年五月二十一日，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和大同樂會在剛剛改建成的大光明電影院，舉辦首次公開的中西聯合音樂會。大同樂會的單獨節(jié)目僅兩個：合奏《國民大樂》和衛(wèi)仲樂琵琶獨奏《十面埋伏》。音樂會上，衛(wèi)仲樂一曲《十面埋伏》藝驚四座。不久，鄭覲文即提拔衛(wèi)仲樂擔任大同樂會樂務副主任。由此可見，鄭覲文不僅有識英才的慧眼，且有大膽起用青年的卓識。此外，鄭覲文于制造仿古樂器，改良民族樂器，組建民族樂隊，以及編著樂理書籍諸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作出了重大貢獻。

鄭覲文制作仿古樂器，起始于任教倉圣明智學校期間。當時鄭覲文已將復制的竽、塤、篪、大瑟、大小忽雷、箜篌等，用于古樂演奏。一九二三年，歐陽予倩還將這些仿古樂器搬到他編導的京劇《徽欽二帝》的舞臺上。浙派古箏演奏家王巽之由杭來滬，即參加大同樂會的活動，并受大同樂會影響，努力進行塤和簫的制作研究。同樣，箜篌的復制研究也起始于大同樂會鄭覲文的倡導。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在中華儉德會籌賑全國水災游藝大會上，柳堯章就用箜篌獨奏《月兒高》（《霓裳羽衣曲》），可見當時箜篌的演奏技巧已相當完善。在哈同花園里復制古樂器，得受制于人，鄭覲文當然不能盡力施展。大同樂會成立以后，鄭覲文便專心致志地營造這批仿古樂器。盡管多方面籌集資金，仿古樂器的制作，進展仍然十分緩慢；史量才在《申報》刊文呼吁，收效仍然極微。面對如此窘境，鄭覲文毫不氣餒。一九三零年六月，終于得到教育部特批，撥南京地下發(fā)現的古木中的一部分予大同樂會，這套仿古樂器才得于一九三一年完成。據《申報》報導，這次制作的全套樂器計一百六十三件，其中弓弦樂器二十種，彈撥樂器三十五種，吹奏樂器四十三種，敲擊樂器六十種，并附音律樂器五種。這套樂器制成后，陳列于福開森路世界學院（今武康路三九三號）供人參觀。

關于鄭覲文所制作的『仿古樂器』，實際上乃是古代樂器、現存的民間樂器、少數民族樂器和部分創(chuàng)意樂器的綜合。但鄭覲文所制樂器究竟有多少，至今沒有確切的統(tǒng)計，《中國音樂史》中所載為一百六十一件，拍攝《東方大樂》時講有一百八十件，如今存留下的樂器照片和實物，約有一百七十件。

鄭覲文制造仿古樂器，并不拘泥于古制，其中頗多革新。為了克服古琴音量小的缺點，一九二四年，鄭覲文就研制過雙層面板的『增幅琴』，一九二六年又制作了音量比古琴大一倍以上的五弦『虞琴』（史籍載，琴為虞舜所造，五弦）。一九二四年，鄭覲文制作出三十六弦『灑瑟』和五十弦『庖羲瑟』。鄭覲文在瑟上的改革有二：一是將瑟的一弦一柱，改成類似揚琴的排馬，防止鼓瑟時柱與瑟的面板碰擊而發(fā)出雜聲；二是在瑟上裝上軫軸，將弦的首端拴于軫軸之上，以利調節(jié)弦的松緊。如今制作古箏，排馬雖然未被采用，而弦軸卻沿用了下來。

對于常用樂器笛子的制作研究，鄭覲文亦耗費了不少心血。我國舊有的傳統(tǒng)笛子為均孔，即各孔的間距幾乎相等。這種形制，最遲始于漢魏時期，一直沿用下來。為著合奏的需要，鄭覲文于一九二九年首先按國際標準音制成律呂式的十二調笛。所謂律呂式笛，乃是以三分損益律確定各孔之間的音程關系。實際上律呂式調笛的各孔之間的音程關系，與如今普遍采用的十二平均律的笛子相差甚微，遠遠小于聽覺誤差。鄭覲文又考慮到笛子的音高同管長成反比例的這一事實，又琢磨研制成管長能夠伸縮的調音笛。此笛后由羅松泉完善，一直沿用至今。鄭覲文還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制作了十二音簫笛；十二音簫的制作早于今虞琴社的彭祉卿（彭制『雅簫』僅能奏十音），而十二音笛則更早于丁燮林一九四四年制作的十一孔笛。

為創(chuàng)建新型樂隊，鄭覲文亦作過多次探索與努力。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鄭覲文首次組建了具有三十人規(guī)模的女子樂團。女子樂團分歌、舞、樂三個隊；樂隊分弦樂、管樂、簧樂和打擊樂四個組。女子樂團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演出于市政廳，深獲好評。當時德國駐遠東代表林臺博士，觀看了這場演出之后，不僅給予高度評價，而且訂購了八件仿古樂器運往德國供人參觀。這支樂隊的基本力量是哈同辦的倉圣明智女子大學的學生。一九二四年夏，倉圣明智女學亦繼男學之后停辦，女子樂隊也就于無形中解散。當時鄭覲文就想組建一支三十人規(guī)模的男子樂隊，未能如愿。

一九二五年《春江花月夜》改編成功，一九二七年《霓裳羽衣曲》（即《月兒高》）被挖掘整理出來。柳堯章對這兩首曲子雖然作了編配，演奏形式也有所改變，但演奏規(guī)模也不過十人左右。一九二八年五月，鄭覲文采納柳堯章的建議，組建了包括大同樂會、汪氏琵琶研究會、霄雿樂團、韓江絲竹社、琴侶齋、精武體育會國樂組、中華音樂會、辛酉學社、華樂團、儉德儲蓄會國樂組等十個團體的國樂聯合會，意在組建四十人規(guī)模的大樂隊。后因分聲部、定譜、視奏等意見難以得到共識而流產。因為上海的其他民間樂隊很少有大同樂會會員識工尺譜、簡譜，又識五線譜的能力。此事促使鄭覲文下定由大同樂會單獨組建大樂隊的決心。該年夏、秋之交，大同樂會即向社會招收樂隊隊員，大樂隊很快組成。該樂隊有三十余人，分吹、拉、彈、擊四個樂組，高、中、低三個聲部齊全，并編排了五個樂章的《國民大樂》。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七日，上海拒毒會在市政廳舉辦游藝會，大同樂會的《國民大樂》首場演出。拒毒會還特為《國民大樂》拍攝了紀錄片�？上Т似瑸閮炔繑祿�片，鮮為人知。

此后的一九三三年四月，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為《國民大樂》易名的《東方大樂》拍攝了紀錄片送美國芝加哥萬國博覽會參展，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我國知名音樂理論家沈知白先生就給予中肯的評價。

明星影片公司為大同樂會拍攝的彩色紀錄片內容豐富，除鄭覲文古琴獨奏、衛(wèi)仲樂琵琶獨奏，以及合奏《春江花月夜》、《東方大樂》而外，據說還收入了全套仿古樂器。這套紀錄片，無疑當是民族音樂研究極為寶貴的數據，希望有關方面能全力尋找，遺憾的是人微言輕，至今未聞下文。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大同樂會同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在剛改建成的大光明電影院舉辦中西聯合音樂會。大同樂會又奏《國民大樂》。音樂會后，鄭覲文深感這支大樂隊的陣容和音響，遠遠不及管弦樂隊，打算進一步擴大樂隊的規(guī)模。但因時局動蕩，鄭覲文未能如愿。

鄭覲文于理論研究亦頗用功。除了編纂發(fā)行了《雅樂新編》、《簫笛新譜》和《中國音樂史》外，還發(fā)明了七線譜，編纂了《中西樂器全圖考》�！吨形鳂菲魅珗D考》于一九三三年刪除西洋樂器部分，更名《樂器圖說》擬出版，蔡元培還于一九三三年五月為書作序，后書稿竟不知所終。七線譜，據鄭覲文敘述，乃是吸收五線譜的長處，結合我國國樂界只熟悉首調唱名的實際而設計的。一九三一年夏，鄭覲文還特地用七線譜譯古琴譜讓衛(wèi)仲樂先生演奏，譯琵琶譜讓柳堯章先生演奏，以此證明七線譜的適應性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