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擺脫野蠻蒙昧的過程中，日益崛起的理性力量與逐漸式微的兇殘暴力霸權之間的斗爭，可謂機鋒處處。我們這一代自作聰明地嘲笑先輩的前后矛盾，其實，那正是人類螺旋式前進道路的一部分，猶如沉默的勝利獎杯般，應當?shù)玫阶鹬�，這勝利幾乎完全是在不知不覺中依靠漸進方式取得的。因此，在黑暗時代，我們看到正義的實施竟要披著基督教化的迷信外衣、訴諸刀劍和運氣的怪現(xiàn)象，但應當記�。合鄬τ谶^去那種對暴力的普遍依賴，這已經(jīng)是一種進步了。蠻族部落被引向抽象正義，盡管道路曲折幽暗，卻終能修成正果，我們對此不必大驚小怪。無論用何種方法，使強者向弱者屈膝，就已是對人性的偉大征服；而且，如果因人性弱點而必須借助迷信終結斗爭，那么，當今天的我們坐享其成時，偏對這樣的方式吹毛求疵，就未免有點兒無聊了。對于未開化的民族，就像對未受教育的人一樣，感性強于理性，并且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于是，如果執(zhí)著于保持不公的現(xiàn)狀和兇暴掠奪的武士，能夠接受用一場公平的戰(zhàn)斗或神判來決斷他的訴求，他就已經(jīng)朝承認公平正義理念、放棄與人類社會生活格格不入的個人孤立邁出了一大步。正是通過這種間接方式，一個個逞強斗勇的個人被粘合起來，逐漸能夠適應常設政府，并且形成了有組織的國家，開始珍視人與人之間不可或缺的抽象正義理念。從這樣的視角看來，古老的程序形式褪去了它們荒謬的外衣，我們將其想作暴力、信仰和理性的不穩(wěn)定聚合物，就如同對待瓦特的第一臺簡陋的發(fā)動機或者“克萊蒙特”號（Clermont）一樣，當它在哈德遜灣跌跌撞撞地下水起航時——盡管確實笨重而粗糙，但是我們?nèi)詫⑵淇醋魑磥沓晒Φ膶氋F雛形和先驅。
　　對于人類而言，將疑慮的重擔賦予權位較高者，逃避作出決定和探索出路等困難的問題，似乎是一種自然的傾向。在剛果的偶像崇拜者與時常造訪勒•諾爾芒小姐（Mlle.le Normant）沙龍的高雅的懷疑論者之間，盡管相距十萬八千里，卻可以通過這樣共同的弱點而彼此相通；而且無論是試圖追尋過去還是預測未來，其動力都是相同的。因此，在原始的“馬勒姆”（部落司法會議）中，法官智慧的欠缺、證據(jù)的缺乏或雙方證詞勢均力敵，都使判決變得非常困難，還有什么比訴諸更高權力者，并將問題推給神來做判決更加自然的做法呢？考慮到這種對抗類似戰(zhàn)爭的屬性，訴諸戰(zhàn)爭之神也就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無論這個戰(zhàn)神是被稱為奧丁還是薩巴奧特（Sabaoth），他們在每一個案例中都特別眷顧無辜之人。在對正義的茫然索求之中，如此奇特的程序混搭，原始的巴伐利亞法律的規(guī)定可作為一個具體示例：一個人帶著6名共誓人向法庭主張其對某一處產(chǎn)業(yè)的權利；而該處產(chǎn)業(yè)的占有者也有一位證人為其權利進行抗辯，且這位證人必是附近的一位地主。于是，權利主張者攻擊證人的可靠性——“汝以謊言負我。我得以單打獨斗，得神昭示，汝等誓言是真是假”；而且，根據(jù)決斗所決定的，既包括證人的誠實與否，也包括這片地產(chǎn)的權利歸屬。
　　在司法性決斗的討論中，必須記住很重要的一點：決斗斷訟是一種司法制度，而決斗的習慣則是一種幾乎存在于各個種族和時代的普遍現(xiàn)象，兩者之間有著很大區(qū)別。當荷拉斯兄弟（the Horatii）遇上庫里亞斯（the Curiatii）兄弟，或者安東尼（Antony）劍挑屋大維（Octavius）以決定羅馬統(tǒng)治權，抑或理查二世（Richard II）在1384年仗著年輕提議與對手查理六世（Charles VI）用一對一格斗結束由瓦盧瓦的腓力（Philippe de Valois）和愛德華三世發(fā)動的戰(zhàn)爭，或者古代印度人為避免戰(zhàn)爭屠戮，也采用了同樣的方式——這些都是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或者泄私憤的權宜之計。當亨利四世（Henri Quatre）時代的風流雅士，或者今時今日的火爆浪子，想用敵人的鮮血洗雪某種想象中的污點之時，就會進行決斗，它雖與司法性決斗更加相近，但也并非起源于此，而是源自所有古代部落普遍存在的一種私人報復權，以及封建時代紳士階層獨有的、與此相似的私人戰(zhàn)爭權。由來已久的要求“紳士式”的虛華方式，就這樣既成了司法性決斗斷訟這一習慣的目的，也成了其起源。私人戰(zhàn)爭（private war）的廢止，刺激了決斗的興盛，幾乎與此同時，司法性決斗慢慢被廢棄不用。兩者此起彼伏，而且形式上近似，人們曾一度對它們的不同特性感到困惑，這也沒有什么好奇怪的。然而，要想給它們之間畫一條界線并非難事：一個的目標是尋求報復，獲得賠償；另一個則是探查真相，公正執(zhí)法。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一位名叫約翰•范•阿克爾（John Van Arckel）的荷蘭騎士，跟隨布永的戈弗雷參加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當一些德意志武裝加入這支部隊后，一位蒂洛爾（Tyrolese）的貴族看到范•阿克爾的部隊在他的帳前列陣，旗幟和自己部隊的一樣，遂下令將其扯下。這種侮辱不可容忍，但是受到傷害的騎士并未貿(mào)然尋求恢復榮譽。他將案件訴至十字軍統(tǒng)帥們面前，尋求司法解決。一番調(diào)查之后，雙方均證明了他們對同樣旗幟披掛的世襲權利。為了解決沖突和互相矛盾的主張，法官們下令采取司法性決斗，范•阿克爾殺死了對方并奪取了他的盾，證明了自己對“銀底兩紅杠”徽標的權利主張。為表達對神明的感激，范•阿克爾在巴勒斯坦八年間都扛著這樣的旗幟。這不是一場拘泥于細枝末節(jié)的爭吵，也不是一種反擊侮辱的模式，而是一次對法律爭端的審理，是那個年代別無選擇時允許采用的方法。在西西里晚禱事件（the Sicilian Vespers）之后，詭計多端的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受到高歌猛進的對手阿拉貢的佩德羅一世（Pedro I of Aragon）的強力壓制，并且急需時間鎮(zhèn)壓他半島上的臣民發(fā)起的叛亂，于是他向唐•佩德羅（Don Pedro）派出一位先鋒官，指控其惡意不宣而戰(zhàn)。急躁的加泰羅尼亞人立刻中計，為了擺脫并非全無根據(jù)的指控，唐•佩德羅提出與指控者在決斗場（champ-clos）上碰面。雙方都向福音書發(fā)誓，用戰(zhàn)斗方式裁決這一指控，每方都集結了100人，來到當時尚在英王治下的中立地——波爾多。而這時，查理已經(jīng)有足夠時間騰出手來，輕而易舉地設法阻止敵對雙方會面。盡管實際上，這樣的挑戰(zhàn)與安東尼的幾乎沒有兩樣——它實質(zhì)的代價是兩西西里王國（the Two Sicilies）的王冠——其形式和目的依然屬于司法性決斗，被告提出與控方親身廝殺，以推翻對他的“不誠信”（mala fides）指控。同樣如此的是，當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向查理五世（Charles V）挑戰(zhàn)時，那無聊的虛張聲勢，并非想使半個歐洲免受戰(zhàn)亂之災，而僅僅是使他自己免受皇帝提出的背誓指控，并且這項指控證據(jù)確鑿，因為法王確實違背了《馬德里條約》。類似地，有一次同樣披著司法決斗外衣的私斗，無論動機是否出于個人仇恨都可謂惡名昭彰，從而影響了騎士惡行的最后效仿者。這場有名的決斗，發(fā)生在1547年雅爾納克（Jarnac）和拉•查斯泰那拉耶（La Chastaigneraye）之間，受到誠實的老布蘭托姆（Brantöme）如此深切地悲悼，顯示出兩種決斗自始至終的差異。這次決斗舉行了所有的司法儀式，并在亨利二世面前進行，它其實無關榮譽之事，而是使雅爾納克能夠擺脫對方的無恥指控。結果極其出人意料的是，拉•查斯泰那拉耶死去。而他是國王的寵臣，因此這位君王終止了所有合法化的決斗。但是非法的私斗不僅繼續(xù)而且頻繁出現(xiàn)，還史無前例地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愈演愈烈——亨利四世（Henry IV）在22年的時間里頒發(fā)了不少于7000道特赦令，赦免違反王室敕令的決斗行為。這樣一種獲得“滿足”的模式，與我們的時代精神如此大相徑庭，以至于我們毫不稀奇地看到，它的擁護者努力使其歸于古代的決斗裁斷之列。盡管兩者都是野蠻的遺跡，都無疑是從原始的習俗和習慣中演化而來的，卻有著根本不同而又同時并存的制度；而且，無論多大程度上偶爾被暴力時代的激情混為一談，它們其實目標各異，采用了不同的程序形式。在這里我們只須把決斗當作嚴格的司法程序，而不是去談論那些為迎合當代人偏執(zhí)喜好而大量涌現(xiàn)的奇聞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