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這本小書是一些機緣湊合的結果。
　　在完成于1988年的《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研究》一書中，我用了相當?shù)钠�幅來討論中國古代的“私法”或“民法”問題。不過，當時我所關心的與其說是這個問題本身，不如說是一些更大也更具根本性的問題，比如中國古代法律受什么樣的精神支配，其內(nèi)在的邏輯又是什么，等等，而我在探究這些問題的時候，又主要是從所謂“大傳統(tǒng)”入手，對于“民間法”的各種形態(tài)則注意不夠。這些都或多或少地妨礙了我對古代“私法”或“民法”的全面了解。
　　兩年前，我得到了一個進一步考察這個問題的機會。當時，我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劉東先生之請參加了一個有關中國文化與現(xiàn)代化問題的研究計劃。我決定繼續(xù)中國古代“民法”問題的研究，并選擇了“清代習慣法”作研究題目。
　　1994年末，我提交了一份大約6萬字的論文。這篇論文的篇幅已經(jīng)大大超出了“研究計劃”方面的要求，但仍不足以容納我所要討論的問題。于是，我在上述“研究計劃”結束之后繼續(xù)統(tǒng)一研究。論文最后在1995年5月間完成，題為“清代習慣法研究”，共10萬余字，這就是本書的主干。
　　《清代習慣法研究》一文完成之后，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劉夢溪教授決定全文收入正在籌備之中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一卷)。又有一些熱心的朋友敦促我盡早出版單行本，以廣流傳。幾經(jīng)猶豫之后，我把這樣的想法商之于夢溪教授，承他惠允和支持，于是就有了這個單行本。當然，讀者現(xiàn)在看到的這本書，不但新增加了“導言”和“跋”，而且書名也作了調(diào)整，這倒不是為了使本書看上去更像是一本書，而是為了更好地揭示書中所討論的問題及其意義。事實上，關于清代習慣法的研究只是我計劃中另一項研究的一個部分，而以目前的形式發(fā)表這一研究，終不免造成種種缺憾，這也是為什么我在決定出版單行本之前猶豫再三。
　　在中國法律史的研究當中，對于習慣法乃至一般所謂“民法”的研究向來都是非常地不夠，這種情況的造成，與其說是因為材料上的欠缺，不如說是出于傳統(tǒng)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局限。近年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比如美國的一些中國歷史學家主要由地方官府檔案入手展開對清代和民國時期民事司法的研究，已有一些階段性的研究成果發(fā)表；日本的明清法制史研究也在其以往研究的基礎之上提出了許多重要問題。這些研究，讀者從本書的相關討論中應當能夠約略地見出。當然，只是通過一些商榷性意見來了解這些研究及其重要性是很不夠的。我希望這些域外的研究都能夠及時和完整地被介紹給中國的研究者，相信這對于國內(nèi)學者的有關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在中國作學術研究，利用圖書館和獲取最新的海外資料差不多同樣困難。我應該感謝那些為我查找和提供資料的朋友，沒有他們的幫助，這項研究不可能順利地完成，這里，我要特別提到下面幾位朋友的幫助：香港大學法學院的陳弘毅教授和福特基金會的張樂倫女士為我提供了一些當時不易獲得的英文資料，日本九州大學法學部的王亞新教授提供和翻譯了一些重要的日文文獻，北京大學法律系的碩士研究生強世功代我查找和復印了一些對于本書來說是基礎性的資料。此外，也感謝劉東先生為我提供了最初的研究契機；感謝劉夢溪先生應允我將《清代習慣法研究》一文作單行本出版。本書中制成圖片的古代文書原件均由藏書家田濤先生提供，在此一并致謝。
　　1996年7月8日于北京萬壽寺寓所
　　再版后記
　　拙著自1996年出版至今，已過去將近二十年了。時光流逝，我當初關注的問題，如習慣法、民間法。小傳統(tǒng)，以及傳統(tǒng)法秩序的多元性質等，如今不但為學界耳熟能詳，而且也得到了更多面、更深入的討論。近年來，隨著跨領域、跨學科對話的展開，新材料尤其是地方司法檔案的發(fā)現(xiàn)，以及更多相關研究的開展和出版，綜合既有研究，推進和深化對傳統(tǒng)中國法律與社會的理解，這樣的前景應當是在期待之中。當此之際，拙著的重新印行，或者正逢其時。
　　拙著問世之后，在國內(nèi)曾經(jīng)引領一時風氣，在域外同道中間亦不乏積極回應。只是，拙著自1999年重印之后，迄未再版，以至于今天欲求此書者，只能在網(wǎng)上搜到店家自制的復印本。造成這種情形的一個原因，是我對再版舊著既無熱情，亦少動力，此次若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范新先生再三敦促，再版之事恐怕還是遙遙無期。借此機會感謝范新，也感謝負責編輯拙著（不止這一種）的徐婷和向靂，感謝她們?yōu)槌霭孀局�所做的一切�?br /> 　　這次再版，除了把舊版書名《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改為現(xiàn)在的書名，還改正了拙著初版時的誤植，并有少量字句上的修改。書前所附清代民間契約文書圖錄，系由舊版圖錄掃描制成，其清晰程度不如原圖。因為原件不存，要解決這個問題，最便捷的辦法，是另擇幾件民間文書來替換。不過，我寧愿保留這些不夠清晰但是獨具意義的圖錄，以此紀念這些圖版原件的提供者，藏書家及法史研究者田濤先生，一個正派、熱情、直率但卻過早離世的朋友。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一日
　　農(nóng)歷甲午冬月廿一
　　寫于西山忘言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