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支持對威廉處以絞刑!庇h議員喬治•巴恩斯在1918年11月于內瑟頓發(fā)表的一次競選演說中如是說。“一戰(zhàn)”結束之時,威廉二世成了大眾仇恨的對象。協(xié)約國在戰(zhàn)時用于宣傳的藝術海報將他描繪成一只殘忍血腥的動物,俯視被蹂躪過的比利時婦女的尸體,或是一只趾高氣揚的猿猴,站在熊熊燃燒的圖書館前面,欣喜于文明的毀滅。
即使在威廉二世統(tǒng)治了30年之久的德國,國內一波譴責的浪潮亦在他退位之后席卷而來。這位末代皇帝被稱為“瘋子”,帶領他的臣民走向毀滅。21世紀伊始,當時的人們由這類評斷而產生的對威廉的情緒和反應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消失殆盡了,但對威廉二世的印象依然是負面多過正面。
眾多談及威廉的史學評論都采用了嘲笑、譴責,甚至妖魔化的論調,這是該研究領域鮮明和突出的特點。本書并沒有試圖為這位末代皇帝“辯解”。在克拉克看來,他聰明有余,但判斷力不足;時常爆發(fā)出驚人之舉,但往往是三分鐘熱度;生性怯懦,容易恐慌,常常因感到弱勢和威脅而沖動行事。然而,本書試圖通過在具體情境中解讀他的言行,在眾聲譴責和同情理解之間重新找回平衡。
威廉對權力的理解和對如何運用權力的看法一部分來自威廉飽受權力政治沖突所擾的家庭背景,另一部分拜俾斯麥所賜,這位政治偉人對威廉的政治教育可謂影響深遠。
海報:
帝國幾何,多維度解讀帝國!
“帝國幾何”之《沉重的皇冠》重磅上市!
在許多人眼里,他——
是(精神。┲委煹牡湫桶咐;
是想法無常、極度自戀的“可惡皇帝”;
是四肢不協(xié)調、攻擊性強、帶有虐待狂傾向的“惡霸”;
以目睹他人受辱為樂,以脫離于同胞之外而沾沾自喜;
是乏味的、瘋狂的、自吹自擂和自視甚高的“傻瓜”;
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先驅”;
是德意志帝國優(yōu)雅的沙文主義和奧斯維辛種族滅絕式的仇恨之間“失落的環(huán)節(jié)”;
目睹了世界上最...的丑惡,卻宣稱這是上帝的杰作。
簡而言之,他是“世界歷史的浩劫”。
德意志帝國最后一位皇帝的權力究竟有多大,一直是歷史學家們爭論不休的話題。翻開這本書,你將看到威廉二世統(tǒng)治的特點與權力的影響力,他的政治目標與政治成就,他展示權威與施加影響的方式,以及他在整個統(tǒng)治期間所歷經的權威的起伏消長。
德意志帝國最后一位皇帝的權力究竟有多大,這一直是歷史學家們爭論不休的話題。德意志帝國晚期是由皇帝一人把控朝政的嗎?當時實行的是否是這樣一種“人治”——國家政局的走向全憑君主本人的德行和偏好決定?還是國家由“傳統(tǒng)的寡頭”或“隱匿的勢力”掌控權力,而皇帝只是在政局中被邊緣化的傀儡,根本無關緊要?
眾多圍繞這些話題展開的精彩論述都集中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即我們用“人治”這個詞來描述威廉二世的全部或者部分統(tǒng)治時期是否恰切。對于納粹政權本質和權力分配的爭論引發(fā)了對威廉二世統(tǒng)治時期是否實行“人治”的討論。它自20 世紀50 年代早期起如火如荼地展開,直到20 世紀80 年代還方興未艾,如今更是形成了其錯綜復雜的元文獻體系,關于威廉二世權力與政治影響的各類針鋒相對的觀點借此得到了分類、比較與評估。
本書無意再次卷入這一論爭之中。盡管它促使這一領域的學者探討關于帝國政體的更廣泛的問題,卻不免因“人治”這個概念本身意義的不確定性而困難重重。作為對威廉二世執(zhí)政時期的研究中的熱門詞匯,“人治”在不同的研究者眼中有不同的意義,學界至今也沒有得出一個被普遍接受的或內涵固定的定義,這使得學者們對這個詞能否用來描述威廉二世的爭論更趨復雜化。盡管大多數(shù)使用該詞的學者認為它比其他詞更加貼切地描述了威廉二世統(tǒng)治的某些方面,但他們對“ 人治”的起止時間卻沒有達成共識。約翰•勒爾教授原是“人治”說的首要支持者,近年來卻拋棄了這種說法,而代之以“君主機制”和“個人君主制”這種含混的概念。
相反地,本書著重探討威廉二世統(tǒng)治的特點與權力的影響力,他的政治目標與政治成就,他展示權威與施加影響的方式,以及他在整個統(tǒng)治期間所歷經的權威的起伏消長。本書致力于梳理威廉二世在不同領域可能行使的不同權力,以及他在行使權力過程中遭遇的種種阻力。本書還試圖說明帝國的官僚體系并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由各具功能的機構組成的。有些機構分司政治、外交、宗教、軍事、文化等事務,還有一些則承擔象征性的功能。直到威廉二世登基之時,這些機構間的相互關系仍然變化不定,在很大程度上仍懸而未決。威廉二世無法選擇,必須在這樣一個權力關系千變萬化、異常復雜的政治體系里力圖發(fā)揮作用。威廉二世作為帝國的首腦,擁有重要的行政特權,然而他能否行使這些權力、怎樣行使、是否能成功地行使取決于許多可變因素,而他實際能掌控的只有一部分權力或根本無力控制。威廉二世作為政治舞臺上的一員所擁有的權力與他作為公眾人物所享受的權威之間的關系不僅錯綜復雜,而且通常是消極的。值得注意的是,近來幾部講述威廉二世統(tǒng)治的重要論著已將重心從精英統(tǒng)治層面轉移到了威廉二世在當時(帝國晚期)蓬勃發(fā)展的印刷業(yè)和視覺文化產業(yè)中的表現(xiàn)。本書并非巨細靡遺的人物傳記,而是專門研究威廉二世的權力的著作。盡管本書引用了一些尚未公開的資料,但作者并不敢斷言本書中有多少重大的新發(fā)現(xiàn)。本書主要致力于整合和解讀一些論點;诖,筆者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在1888~1918 年這一動蕩時期的統(tǒng)治,究竟對歷史進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英國)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劍橋大學圣凱瑟琳學院現(xiàn)代歐洲史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澳大利亞人文學院院士。曾于2007年榮獲英國歷史學界殊榮“沃爾夫森歷史獎”。2015年6月,因對英德關系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克拉克經英國外交大臣舉薦,被授予爵士頭銜。著有《夢游者》《鋼鐵帝國》等好評如潮的歷史作品。
插圖列表VII
前言IX
第1章青少年時期
家族權力001
威廉的權力之路008
威廉二世其人024
第2章奪取權力
權力與憲法031
皇帝與首相之爭041
班柯的“幽靈”:“隱退”后的俾斯麥056
第3章獨斷專行
緊張的19世紀90年代062
學校政策068
信仰之爭071
軍隊法案(1893)076
消極同盟的失敗078
皇帝的朋友084
皇帝與大臣:克勒爾危機088
1897~1900:威廉掌權?093
小結:權力和約束098
第4章從比洛至貝特曼時期的國內政治
“個人統(tǒng)治—良好意義上的”?101
信任危機(1905~1906)111
比洛的終曲117
1914年以前的國內政治124
小結133
第5章威廉二世與外交政策(1888~1911)
“德意志政策的...主宰者”137
應付威廉140
威廉二世和海軍構想145
海軍至上主義成為政策150
逃生路線(1904~1906)156
孤立(1911)164
威廉的影響167
第6章權力與輿論
演講的力量179
《每日電訊報》危機194
第7章從危機到戰(zhàn)爭(1909~1914)
威廉二世、奧匈帝國以及巴爾干半島210
蓄謀已久的戰(zhàn)爭?218
好戰(zhàn)的威廉二世?223
1914年7月230
來自倫敦的消息243
小結:威廉二世與戰(zhàn)爭的爆發(fā)245
第8章戰(zhàn)爭、流亡、逝世(1914~1941)
最 高統(tǒng)帥253
無限制潛艇戰(zhàn)263
貝特曼的倒臺270
輿論274
流亡284
結語295
致謝303
普魯士—德意志帝國的君主同時也必須(至少理論上)是一個軍事指揮官。從威廉二世開始統(tǒng)治德意志帝國的那天起,他就把這方面的責任視為統(tǒng)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在他登基的幾個星期之后,他就發(fā)布政令,宣布成立一個新的軍事機構,也就是我們所知的“皇帝與國王陛下的指揮部”(Headquarters of HisMajesty the Kaiser and King)。普魯士國王的軍事副手,從傳統(tǒng)上來講,都是作為各自服役的軍隊部門的代表來陪伴在皇帝左右的,然而與此不同的是,威廉二世的指揮部里的將軍和副官都是他在軍事內閣大臣的幫助下親自挑選出來的。在整個戰(zhàn)前時期,威廉二世都對軍備問題以及陸軍和海軍法規(guī)的起草有著非常狂熱的興趣,甚至十分渴望能夠指揮年度軍隊演習。那個被廣為流傳的用來形容德意志帝國皇帝的稱呼,“最高統(tǒng)帥”(ObersterKriegsherr),更是突出了德意志帝國君主對軍隊構建和部署的這份責任。
這位君主對維持和延伸越過議會的王室指揮權的決心,對德意志的政治與憲法歷史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詳見第4 章)。它同樣也影響了陸軍與海軍指揮的結構演變。簡單地講,它阻滯了一個能夠協(xié)調各部門活動以及調整它們的優(yōu)先權的中心機構的形成。在威廉一世統(tǒng)治的時候,人事、訓練、軍備以及部署的責任逐漸被分散到一系列相互競爭的機構中去:總參謀部、戰(zhàn)爭部以及軍事內閣等。威廉二世并沒有試圖顛覆這種狀況,事實上他進一步分散了指揮機構,方式是增加可直接向皇帝匯報的陸軍及空軍指揮所的數(shù)量。這是一種有意識的策略,目的是為了創(chuàng)造出一個使君主的指揮權力不受限制的環(huán)境!霸跊Q定親自行使對海軍以及陸軍的最高指揮權以后,”威廉二世在1899 年3 月14 日發(fā)布的政令中宣稱,“我認為這不實際,就是在我和我的將領之間需要有一個負責指揮的中央機構,而它的作用就是傳達我的命令!
然而,實際上威廉二世行使指揮權的能力是十分受限的。他對軍隊演習的參與,被證明是極具破壞性的,一部分原因是威廉二世并不擅長戰(zhàn)術謀略,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總參謀長阿爾弗雷德•馮•施里芬認為,如果皇帝參與進來,那么他必須得在演習中獲勝:“因為皇帝不能被他的任何一位將領擊敗!1906 年,施里芬的繼任者赫爾穆特•馮•毛奇把威廉二世不再進一步介入指揮作為自己上任的條件。
威廉二世同樣也缺乏對戰(zhàn)略規(guī)劃的概念。在戰(zhàn)爭即將到來的時候,對于總參謀部制定的應對可能發(fā)生戰(zhàn)爭的策略,他也只被通知了個大概走向—比如,他知道施里芬計劃的大致情況。但是,他并不會被告知軍事規(guī)劃中的具體細節(jié),這可能是因為非常注重保密的總參謀部認為他可能會泄露一些機密。此外,無論是陸軍和海軍內閣,還是帝國指揮部,都沒有資源來支持皇帝真正行使指揮權。德意志帝國并沒有像法國的戰(zhàn)爭高級委員會(Conseil Supérieure de la Guerre)或英國的帝國防務委員會之類的統(tǒng)一軍事指揮機構,而威廉二世并沒有能力在軍事指揮中扮演協(xié)調者的角色,因此也就無法彌補德意志帝國的這一缺失了。甚至是在戰(zhàn)爭爆發(fā)前的最后幾年里,德意志帝國領導層都沒有為海陸兩軍的聯(lián)合行動做出什么具體的準備,也沒有試圖使軍事規(guī)劃者所設想的策略和德意志帝國外交所追求的目標相吻合。從這層意義上說,德意志帝國依然屬于“戰(zhàn)略上無領導”。
在軍事指揮方面,就像其他很多方面一樣,皇帝所扮演的角色在理論上與現(xiàn)實上,可謂有著天壤之別。德意志憲法規(guī)定(第63 條)在戰(zhàn)爭爆發(fā)時,皇帝必須擁有所有地面部隊的最高指揮權,據(jù)說威廉二世曾宣布他會是“自己的戰(zhàn)時總參謀長”。如果他確實是這樣聲稱的,那么在1914 年8 月爆發(fā)的戰(zhàn)爭應該能成功打消他的錯覺;他立即正式把以他的名義下達行動指令的權力讓渡給了總參謀長。因此,總參謀長成了“真正擁有軍隊最高指揮權的人”。8 月初,威廉二世承諾,他不會干涉軍事行動的過程,令軍方領導層驚訝的是,他在整場戰(zhàn)爭中都恪守了這個承諾。這些將軍們,至少在戰(zhàn)爭初期的時候,都會留心不讓他知道一些來自前線的壞消息,可能是因為他們都知道他的斗志是多么易受影響。戰(zhàn)爭的爆發(fā)似乎把他拋入了神經衰弱的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一直延續(xù)到戰(zhàn)爭結束的時候—中間只有一些很短的時間他的狀態(tài)會好一點兒。勝利的傳言確實會讓威廉二世沉浸于嗜血的狂喜中,但是他也非常容易變得沮喪,還易于陷入會一陣陣發(fā)作的失敗主義情緒中。他的情緒隨著前線傳來的瞬息萬變的消息而起伏不定。比如,1916 年9 月6 日,據(jù)說威廉二世“看上去很糟”,因為他剛剛收到了關于第一近衛(wèi)軍團在索姆河戰(zhàn)況的令人擔憂的報告。但是,第二天他就又“非常興奮”了,因為他得知羅馬尼亞在圖特拉坎的堡壘失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