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包括三大部分:“臺灣文學發(fā)展趨勢”、“臺灣重要作家作品批評”和“臺灣文學史論探討”。以“文學場域”為核心概念,闡述了當代臺灣文學的場域結構,對當代臺灣文學體制進行了深入系統(tǒng)的剖析,闡釋當代臺灣文學發(fā)展規(guī)律。
張誦圣,美國德州大學教授、斯坦福大學文學博士。曾任美國“中文及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執(zhí)行委員,并受邀于臺灣大學、臺灣“清華大學”、輔仁大學、成功大學等校訪問講學。主要著作有英文撰寫的《現(xiàn)代主義與鄉(xiāng)土對峙:當代臺灣小說》(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1993年)、《臺灣文學生態(tài):從戒嚴主導到市場規(guī)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4年),中文論文集《文學場域的變遷:當代臺灣小說論》(臺灣聯(lián)合文學出版社,2001年)。編有英文選集《麗后春筍:當代臺灣女作家作品選》(美國女性出版社,1990年)、《文學臺灣:史料匯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14年)。
第一輯 趨勢綜述
現(xiàn)代主義與臺灣現(xiàn)代派小說
袁瓊瓊與80年代臺灣女性作家的“張愛玲熱”
朱天文與臺灣文化及文學的新動向
當代臺灣文學與文化場域的變遷
臺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
臺灣文學里的“都會想象”“現(xiàn)代性震撼”與“資產階級異議文化”
第二輯 作品評析
王文興小說中的藝術和宗教追尋
從《家變》的形式設計談起
嘲蔑中產品味的現(xiàn)代主義美學——評李永平《海東青》
論白先勇《孽子》的主題結構
昨日的歷史——評陳映真《山路》
評蘇偉貞《倒影小維》——兼及前作《沉默之島》
絕望的反射——評朱天心《古都》
沖決知識的疆界——評張大春《小說稗類》
虛擬的迷宮——評張大春《本事》
解讀王文興現(xiàn)代主義新作——《背海的人》續(xù)集
重訪現(xiàn)代主義——王文興和魯迅
第三輯 史論探索
從當前對日據(jù)時期文學的學術探討看“臺灣文學研究”體制化的幾個面向
“文學體制”與現(xiàn)當代臺灣文學——一個方法學的省思
現(xiàn)代主義文學在臺灣當代文學生產場域里的位置
“文學體制”“場域觀”“文學生態(tài)”——臺灣文學史書寫的幾個新觀念架構
文學史對話:從“場域論”和“文學體制觀”談起
“位置”與“資本”——側評黃錦樹、任佑卿有關臺灣文學史的論文
現(xiàn)代主義、臺灣文學和全球化趨勢對文學體制的沖擊
試談幾個研究“東亞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新框架——以臺灣為例
臺灣冷戰(zhàn)年代的“非常態(tài)”文學生產
參考文獻
《當代臺灣文化研究新視野叢書:當代臺灣文學場域》:
如果不是《家變》的敘述者在中段以后(特別是小說的第三部分)起了一個突兀的轉,我們盡可將這個文字中暗含的對照觀點視為當然。然而自中段以后,清澄簡練的語法漸漸被冗長迂回的句子所取代,作者欲將某些形式成分和內容層面做一特殊勾連的意圖逐漸彰顯:詰屈反復的詞句往往勾勒出糾纏紛擾的心境或事況;同時不僅是敘述者使用這種特意營造的文體,主角內心獨白處或直引的日記內容,其語調風格也如出一轍。至此,讀者通常賴以區(qū)分敘述者和人物個別觀點的語氣差別既不復可靠,敘述者和主角之間的關系則又開始出現(xiàn)新的可疑發(fā)展。
尤其在進入第三部分以后,讀者可以逐漸覺察出敘述者往往逾分的情緒表露。本來,盡管現(xiàn)代小說的第三人稱敘述者常力求客觀,自抑聲量,但純粹中性的敘述實難以絕對維持!都易儭返臄⑹稣咴诖颂幹燥@得過分囂張,倒不是由于時間不可避免的觀點混淆,而主要由于一中立對照觀點的逐漸隱退。比如在第135到148章之間,主角激動的情緒溢于言表,常一連數(shù)篇的亢奮譏誚:仿佛原非劇中人的敘述者此時代人不平,情不自禁地與主角同仇——抑或書中人物已擺脫了敘述者的中介,迫不及待地參與自身故事的陳說。
全書結尾處某些具有自我指涉功能的語符數(shù)量陡然增加:破折號帶出敘述者與讀者直接溝通的旁白:代名詞下一再加注,以免讀者張冠李戴;敘述者更經(jīng)常任由其思索的軌跡不加修飾地呈現(xiàn)(猶疑、斟酌字句、自我修正等等)。如此凸顯原該是局外人的敘述者的言談行為,不啻暗示讀者其后必然隱藏有特殊的心理動機——其目的何在?
有心的讀者不免臆度:莫非我們應當套上心理分析的公式,將敘述者視為主角人格分裂的另一個自我?或者,更容易取信的,是把他看成一個故意不露面的懺悔者,在回憶的過程中竭力保持著不讓自己受傷的心理距離,卻又不由自主地步步卷入。這樣說來,本文一開頭所節(jié)錄的那段文字中若有所指的機鋒,原是何等的辛辣!
最耐人尋味的,倒并非敘述者與主角之間這層原就十分暖昧的關系,而是作者在敘述觀點運用上對這層關系所故弄的玄虛。用王文興自己的話來說,《家變》的敘述者,像卡繆《瘟疫》中的醫(yī)生一樣,故意藏匿了自己的身份。換句話說,這個敘述者本身是回憶錄的撰寫者,是他——這個虛構作者——決定采用第三人稱,卻仍無法擺脫某些回憶中的銘心之痛。在這樣一個處心積慮設計出的敘述形式背后,到底牽縈著哪些關乎當代小說形式嬗變、作者創(chuàng)作觀認同取向的課題,毋寧是值得深究的。
三
自傳式小說或回憶錄的撰寫涉及的一個理論性關鍵問題便是作品對真相的詮釋(interpretationofreality)。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傳統(tǒng)對這個問題一向深存認知性的懷疑。盡管如此,現(xiàn)代主義小說的大家們仍往往借象征形式企圖對所感觸到的“真理”做高度個人化的界說。而王文興無疑受到這個傳統(tǒng)的深刻洗禮。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許多現(xiàn)代主義所服膺的小說創(chuàng)作成規(guī)、理論先設,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早已產生若干自省式的衍變。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小說中故事結局一般是讀者窺視其對真相所作詮釋的一個重要關節(jié)。而后現(xiàn)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若干作品卻采用多重結局的設計,刻意對作品真相詮釋的權威性提出質疑。《家變》寫成于70年代,其中若呈現(xiàn)某些轉型期的形式設計,原是極易理解的。
基于認知論的觀點,人類對自身瞬息萬變、潛藏蟄伏的心理動機的挖掘,永遠隔著一層不能穿透的主觀性。因此自傳、回憶錄的所謂“真實性”,不過是受文學習規(guī)制約的一個自欺欺人的迷思。王文興在《家變》這樣一個自傳性小說里介入一個虛構作者,無異于戲劇化地肯定了這個主觀性的必然存在。而令此“虛構作者始而竭力爭求客觀性,而終究不甚成功,毋寧是個自傳小說傳統(tǒng)因襲的形式做了個反省式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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