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晏廬印存》鈐拓本考證可得出新證：印譜為葛氏舊物無疑；此本《晏廬印存》為第12（輯），說明《晏廬印存》還有第1至11（輯），第12輯后是否還有續(xù)輯，目前尚無史料佐證；是譜作者徐石倉、徐右余兄弟，為民國時平湖篆刻家、昌楹好友；這6方印款的時間都為甲寅即1914年。從印譜式樣看，輯成該譜初定應在1916年前后。
　　第二：關(guān)于《宋元明犀象璽印留真》印譜，是譜名為留真，實有偽印。當年嘉興篆刻家湯安（字臨澤）聞當湖傳樸堂藏印豐富，收印心切，湯氏等人看中昌楹軟肋，遂設(shè)陷井，編出從古宅墻中拆得此批印章之故事，故意把消息傳給昌楹使其購之。應該說湯安刻印水平屬上乘，且對歷史考古十分嫻熟，系作偽高手，連鑒賞法眼的吳湖帆也被其偽作蒙眼。故偽印，從表面上看有宋元氣息，不然就葛昌楹幾十年的鑒印眼力，是很難蒙混過關(guān)的。此印譜雖為湯氏偽作，但看后往往使人信以為真。以當下審之，仍不失為一部有較高藝術(shù)水準的印譜。由此不能妄斷昌楹“眼低”。如張大干冒徐青藤畫，真假難辯，使曾熙錯鑒蒙羞。所謂人無完人，金無足赤，葛氏收藏重點是明清印人作品，時宋元印出土少，犀象之類印更少，昌楹購印心切，又缺少參照物對比鑒定，故馬失前蹄。這不影響其明清印鑒定的權(quán)威，有羅振玉評價為證日：“1917冬，我籌振災炎返滬江，邂逅葛君書徵，葛君為人溫雅愷悌，能傳家學，出所集《傳樸堂印譜》稿本示予，譜中所集始于文、何，終于吳、趙、凡數(shù)十家，蓋予曩有志未逮者，君則已先我成之已。出示所藏諸印，則皆選擇精嚴，無一贗作廁乎其間，其鑒別之審慎，又可驚也，為之狂喜。”
　　葛昌楹對中國印學史的貢獻除保藏印章、輯梓印譜外，另于珍稀名人字畫亦盡力保護，如嘉慶十年（1805）平湖縣令路罅續(xù)修的《平湖縣志》，十分珍貴，抗戰(zhàn)初此書恰在葛昌楹手中，故未遇難。此書今藏上海圖書館。抗戰(zhàn)勝利后，葛昌楹又偶遇傳樸堂藏畫《路令送朱椒堂北上圖》。路令，即縣令路罅。昌楹見之，如遇故人，感慨萬分，重金購之，并請張元濟鑒賞題辭。張睹畫思緒萬千，題七絕詩二首，其一日：“志乘流傳今僅存，畫圖渲染更加新。天叫傳樸傳雙壁，故辟桃源好避秦�！币粫�一畫，堪稱雙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