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松梢風（18891961）的作家地位在20世紀的日本文壇大概連二流也排不上，盡管他生前發(fā)表過幾十部小說和人物傳記，曾經(jīng)有過不少的讀者，他撰寫的六卷本《本朝畫人傳》被數(shù)家出版社爭相出版，一時好評如潮，1960年中央公論社在建社100周年時又以精美的裝幀將其作品作為該社的紀念出版物推出，在日本出版的各種文學辭典和百科全書中，對他也有頗為詳盡的介紹。不過對于梢風的小說，評論界一直很少給予關注，他撰寫的作品，大部分是歷史人物故事，人文的內涵比較淺薄，除了作為大眾文學作品集出過寥寥兩種選集外，在文集、全集汗牛充棟的日本出版界，迄今尚未見到有梢風的著作集問世。這大概可以映照出梢風文學作品的內在價值指數(shù)。之所以要翻譯出版這本《魔都》，主要是因為1924年梢風最早創(chuàng)造出了魔都這一詞語以及魔都這一意象。當年也許只是不經(jīng)意間創(chuàng)造的這一詞語，由于內含了太多難以言說的復雜的元素，或者說是較為準確地概括了混沌疊合、明暗相交的上海的各種因子，時隔將近一世紀之后，突然在如今的中國爆熱起來，在說到上海時，差不多是一個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事實上，魔都一詞及其意象被創(chuàng)制出來的當時，在中日兩國都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關注。在日本，由于梢風的文學影響力有限，并未得到廣泛的傳播（間或有人提及），而在當時的中國，還很少有人注意到梢風的文學作品，他的《魔都》以及記述他在上海經(jīng)歷的自傳體長篇小說《上�！范紱]有被譯介到中國來，因此這一詞語差不多一直沉寂了幾十年。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后，上海開始新的騰飛，上海的近現(xiàn)代發(fā)展歷程又引起了學界和媒體的矚目。1995年，日本放送協(xié)會（NHK）派出了一批記者來到上海作專題采訪，從歷史的演繹來考察日中關系的未來，在當年的5月出版了一部《魔都上海 十萬日本人》。2000年，來自中國的劉建輝經(jīng)由講談社出版了一部日文著作《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的近代體驗》，介紹了20世紀初葉日本人與上海的關聯(lián)。在此前后，日本一些報道或研究論文對上海使用了魔都一詞，尤其是在日本的上海史研究界。梢風以自己的中國游歷為素材所撰寫的兩部長篇小說《上�！泛汀赌醒b的麗人》，最近被東京的大空社作為重刊外地文學選集的兩種分別按原版本影印出版，標志著日本出版界重新注意到了梢風在這方面的影響。但在中國本土，魔都一詞似乎仍然沒有進入人們的視野。我在2001年發(fā)表了一篇論文《村松梢風的中國游歷與中國觀研究》（《日本學論壇》2001年第2期，后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選刊《外國文學研究》當年第12期全文轉載），這或許是在中國最早論及梢風與魔都的文章。也不知因何緣由，兩三年前開始，魔都一詞突然在中國躥紅起來，且往往與時尚和流行交織在了一起，染上了些許魔幻的色彩。但人們依然不怎么知曉這一詞語乃是出自近一個世紀前的日本人梢風的筆下。其實，與同時代的谷崎潤一郎[1]、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等相比，村松梢風在中國文史上的學養(yǎng)以及原本對中國的興趣，都要弱得多。梢風于1889年9月出生于靜岡縣的一戶地主家庭。從現(xiàn)有的史料來看，筆者未能找到青少年時代的梢風曾對中國或中國文史有興趣的記錄，他后來提到的孩童時代唯一跟中國相關的記憶是，當年風行一時的所謂壯士劇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作惡多端的中國人的形象，小孩要是不聽話的話，大人就會用小心被中國人拐騙了去的話來鎮(zhèn)住孩子。梢風在家鄉(xiāng)的中學畢業(yè)后，來到東京進入了慶應義塾理財科預科學習，此時他才接觸到日本的新文學，并由此萌發(fā)了對文學的興趣。不久因父親的猝然去世，作為長子的他只得返回家鄉(xiāng)看守田產(chǎn)。其間在家鄉(xiāng)的小學和農(nóng)林學校擔任過教員，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頗為傾倒的作家有永井荷風[2]和谷崎潤一郎等，而盧梭的《懺悔錄》更是他的不釋之卷。從個人習性上來說，梢風不是一個安分穩(wěn)靜的人，他不顧自己已娶妻生子，常常一人跋山涉水，四出游行。什么目的也沒有，只是想到陌生的土地上去行走。喜愛漂泊，喜愛孤獨。[3]這一習性，與他后來的中國游歷很有關系。他忍受不了鄉(xiāng)村的沉悶，1912年又來到東京入慶應義塾的文科學習。這一時期他陷入了東京的花街柳巷，家中的田產(chǎn)也被他變賣得所剩無幾，他一時感到前途困頓。恰在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日本乘機出兵，于1914年11月占領了原屬德國勢力范圍的青島。前途迷茫的梢風不覺將目光移向了中國。他想到這一陌生的土地去闖蕩一下。這時他的一位師長輩的人物洼田空穗勸阻了他。洼田勸他不必急著到中國去，在這之前不如先鍛煉一下文筆，在文學上辟出一條路來。于是梢風暫時打消了去中國的念頭，一邊寫稿，一邊幫朋友編雜志，以后又進入日本電通社做記者。1917年，他將寫成的小說《琴姬物語》投到了當時最具影響的綜合性雜志《中央公論》，得到了主編瀧田樨陰的賞識，在8月號上刊登了出來。由此梢風在文壇上正式嶄露了頭角，作品頻頻刊發(fā)，知名度也日趨上升。梢風寫的大都是傳奇故事類的大眾文學，漸漸他感到可寫的素材已捉襟見肘，于是想到在人生中另辟一條生路，這就是使他35歲以后的人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的中國之行。梢風后來在以第三人稱撰寫的自傳《梢風物語番外作家傳》中這樣寫道，1923年的上海之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受了芥川中國之行的刺激，但主要是他自己想去上海尋求自己人生的新的生路。從這意義上來說，他的意圖可謂獲得了完全的成功，而其結果是梢風將35歲以后人生中的十幾年生涯沉入到了中國之中。[1]這里所說的芥川的刺激，是指芥川龍之介作為《大阪每日新聞》的特派員于1921年到中國作了近四個月的旅行，回國后在報上陸續(xù)發(fā)表了《上海游記》等多種游記，后來集成《中國游記》一書出版。芥川那稍稍有些夸張的、多少有些尋奇獵異的文字無疑打動了梢風的心。梢風為此曾專程去訪問芥川，芥川告訴他，寫旅行記的要領是，仔細觀察，隨時在筆記本上詳記所有的見聞。從梢風日后所寫的游歷記來看，可以說是深得個中三昧。1923年3月22日清晨，梢風從長崎坐船來到了上海，說起我上海之行的目的，是想看一下不同的世界。我企求一種富于變化和刺激的生活。要實現(xiàn)這一目的，上海是最理想的地方了。據(jù)對各種文獻的梳理考證，可知在1923年至1932年間，梢風總共到上海來過6次。第一次是1923年3月22日至5月中旬，約兩個月，初抵時寄宿在西華德路上的日本旅館豐陽館，大約在4月10日左右，他移居到老靶子路[4]95號一處房東為俄國人的公寓（此建筑今日仍然留存）內。其間認識了在上海教授交誼舞（實際上是在西洋人開的舞廳內當舞女）的日本女子赤城陽子，兩人迅速墜入愛河，同居在一起。回國之后在《中央公論》上發(fā)表了五萬字左右的《不可思議的都市上�！罚�翌年以《魔都》為書名出版。第二次來上海，是在1925年4月初至5月10日左右，主要下榻在一品香旅館。第三次來上海，是1925年6月10日左右至6月底，主要住在日本旅館常盤舍。第四次來上海是1925年11月初，大約于11月底或12月初歸國，長篇小說《上�！肥菍σ陨蠋状谓�(jīng)歷的自傳體敘述。第五次是在1928年的秋天，訪問的目的地主要是新近成了中華民國首都的南京，但登陸地是在上海，且也在上海盤桓了數(shù)日。第六次是1932年2月初，由日軍挑起的中日武裝沖突已在上海爆發(fā)，梢風為了要撰寫一本記述事變的書籍，來到上海采訪，待了半個多月。此后他又到中國來了好幾次，除了上海和江南一帶之外，足跡北及東北、熱河，南涉臺灣、廣東、香港，有關中國的文字，僅結集出版的即有十本之多。此次將他有關上海的文字編選翻譯出來，其意義大概有兩個。其一是展現(xiàn)了梢風當年視野中的魔都上海，即1920年代的上海，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當年的上海，雖然總體社會環(huán)境動蕩不安，然而因處于西方列強勢力的卵翼之下，局部出現(xiàn)了畸形的發(fā)展和繁榮，差不多擁有遠東最繁華的商業(yè)和娛樂業(yè)，這就是梢風筆下魔都的所謂明亮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整個中國尚處于戰(zhàn)亂狀態(tài)，公共租界、法租界與華界各自為政，法律與行政都局限在自己的管轄區(qū)，因而上海也往往成了藏污納垢的混沌之地，且由于戰(zhàn)亂和部分農(nóng)村破產(chǎn)，周邊區(qū)域的貧民紛紛涌入上海，因而也就有了眾多犄角旮旯的存在。梢風文章對有些歷史實狀的描述，在中國的文獻中未必有詳細的記載，或已在人們的歷史記憶中漶漫不清。他的文字，并非事后的回憶，而是即時的實錄，且文字亦頗為生動，可權當一部黑白紀錄片來觀看。其二是反映了當時日本人中國觀的一個側面。來中國之前，梢風對于中國并無太多的學養(yǎng)和知識，相對成見和偏見也較為淡薄，在他的文字中所體現(xiàn)的，多為直觀感受，鮮活生動，也不免有些膚淺低俗，當年日本人對中國的歧視，多少也有些流露。在文人中，他算是一個游蕩兒，吃喝嫖賭都不會缺位，在這方面，與井上紅梅有些相近，也因為如此，筆墨所涉，就相當廣泛。開始的幾年，他對中國相當癡迷，他也寫蘇州舊城的逼仄，古跡的頹敗，寫南京城區(qū)出奇的黑暗，寫南京城門口人聲鼎沸的雜亂和壅堵，寫廣州珠江上船民生活的諸種實相，寫黃包車夫謀生的艱難。日本大正、昭和時期出版的日本文人的中國游歷記，多達上百種，相比較而言，梢風這一時期對中國的描述不管是怎樣的五色雜陳，卻始終帶著一種溫情，沒有芥川那樣的冷眼。這種筆下的溫情，構成了上海事變前梢風中國觀的基本色調。需要指出的是，1932年1月28日爆發(fā)的一二八事變（日本人稱為第一次上海事變），成了梢風中國認識或者說對中國態(tài)度的一個分水嶺。梢風從此前的中國贊美者，驟然變成了日本當局的同調者。嚴格地說，一二八事變以后梢風到中國來已不是純粹的游歷了。這一時期他有關中國的著述結集出版的有《話說上海事變》（1932年）、《熱河風景》（1933年）、《男裝的麗人》（1933年）和重新編定的《中國漫談》（1937年）、《續(xù)中國漫談》（1938年），在戰(zhàn)后有將以前的長篇小說《上海》和《男裝的麗人》稍作修改后重新出版的《回憶中的上�！泛汀度紵�的上�！贰ｋm然他對中國的情感依然無法割舍，但狹隘的日本人的立場卻嚴重扭曲了他觀察中國的視角，對此，我在《近代日本文化人與上海19231946》一書中曾有詳細論述，此處不贅。這部譯稿，一半多完成于1998年我在日本長野大學的任教期間，原本是應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之約，將頗費苦心搜集來的梢風的文字選擇一部分進行了翻譯（當年還是手寫稿），不意后來發(fā)生了一些變故，又加上版權問題，譯稿就一直被束之高閣，長期蒙塵。這次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肖峰編輯的鼓勵，將梢風有關上海的文字編選了一部分，主要來自《魔都》《中國漫談》《新中國訪問記》《話說上海事變》。在原來譯稿的基礎上，又增加翻譯了十余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魔都》。另外，又加入了幾篇有關蘇州、杭州的旅行記，這幾篇另收錄在《中國的色彩》一書中，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另行出版，這是要對讀者說明的，但《魔都》的文字是第一次在中國問世。對于本書中出現(xiàn)的一些舊地名和一般不廣為人知的人物、事件以及有關日本的詞語，譯者做了適當?shù)淖⑨尅?br />徐靜波2017年9月24日，一個秋雨淅瀝的周日中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