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用詞語站回那一刻一閱讀奧利弗的詩，我們遭遇的仿佛不是文字，而是自然本身，有些事物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池塘、睡蓮、蛇、貓頭鷹、熊……它們反復(fù)出現(xiàn)，被賦予了鮮明個性，成為奧利弗的詩歌標(biāo)志。將自然作為詩歌的絕對主題使奧利弗常常被歸入華茲華斯、濟慈、愛默生、梭羅、惠特曼等詩人所構(gòu)成的自然主義詩歌傳統(tǒng)中，奧利弗本人也認(rèn)可自己與這一傳統(tǒng)的關(guān)聯(lián)，她在隨筆中多次提及了這些詩人對她的影響。不過，相比于這些詩人，奧利弗依然具備獨特的質(zhì)地。她在詩歌中既沒有確立人高于自然的等級制法則，也沒有對自然進行單純的理想主義包裝，而是力圖呈現(xiàn)真實的自然，對自然的生與死、美與殘酷這兩面都予以關(guān)照。她對自然懷抱一種悲欣交集的態(tài)度：自然沒有目的 / 既不是文明的，也不是理智的（《雨》），它包含著死亡與恐懼；自然也不是巴塔耶似的一塊石頭、一座雕像，永遠恬靜地安息，它包含著生機、流動與美。在奧利弗的詩歌中，自然的生死兩面性最突出表現(xiàn)在貓頭鷹與獵物、熊與蜜蜂這兩組動物身上。她對貓頭鷹與熊極為偏愛，多首詩寫到了它們。這兩種生物在她的詩歌中出場時總是帶有死神的氣度：貓頭鷹鳴叫時，血腥的氣息彌漫在樹林，這是貓頭鷹的樹林 / 這是死亡之林 / 這是生命維艱的樹林（《森林》），它的鳴叫伴隨著獵殺和吞噬；熊在饑餓的驅(qū)使下找到蜜蜂的巢穴，如同一只雪橇似的沖進去，給勤勞的蜜蜂帶來打擊和利爪（《果園里的黑熊》），讓它們消失于自己的呼吸之中。奧利弗將生物之間的殘殺與吞噬視為自然的生死交替過程，當(dāng)貓頭鷹捕食兔子，當(dāng)熊吃下蜜蜂，它們自身也是兔子或蜜蜂，也會被死亡所捕獲：有一天，當(dāng)然，熊自身也會變成一只蜜蜂，一只采集蜂蜜的蜜蜂，在普遍聯(lián)系中。自然，在她長長的綠發(fā)下，擁有那種堅定不移的法則《果園里的黑熊》每一種生命都從屬于生死交替的有機循環(huán)體，這種循環(huán)構(gòu)成了自然的生機，也構(gòu)成了每一種生命的意義：假如我是我曾經(jīng)所是的，比如狼或者熊，站在寒冷的岸邊，我將仍然能看見它這一次，魚如何輕松地逃脫了，或者，片刻之后，它們?nèi)绾位�進一束黑色的火焰，又從水中升起，與鯡鳥的翅膀緊緊相連。 《鯡鳥》這種意義不是基于人類的價值判斷標(biāo)準(zhǔn)，而是基于生命本然的狀態(tài)。奧利弗在詩中反復(fù)表達了一種觀點：既不是文明的，也不是理智的自然，才是人類的歸屬地，她甚至將主體性賦予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乃至于無機物。奧利弗所理解的主體性并非由理性、觀念、知識建構(gòu)起來的超越性自我，而是靈魂本身，最終，奧利弗的詩歌講述了許多靈魂的個體故事，它們沒有高低秩序之分，在自然中各安其位，共同組成了一個有機和諧的世界：小塊花崗石，礦石和片巖。它們每一個，此刻，都沉沉睡著�！吨钦哒f，有些事物》百合心滿意足地站在花園，并未完全睡去，而是用百合的語言說著一些我們無法聽見的私語……《百合》這是一種自我圓滿的狀態(tài)，每一種生命與外在環(huán)境水乳交融，它們屈從于生死變遷、生態(tài)食物鏈和自身的有限性，卻仍然保持著生命的尊嚴(yán)，努力讓自己的生命煥發(fā)光彩。在自然中，靈魂既不是人所獨有，人亦不再是萬物的靈長，人的生命形態(tài)和自然萬物平等，人不比自然之物比如青草更好，或者更差：這個早晨，我想，與莫奈的睡蓮相比，睡蓮沒有減去一絲一毫的美，而我并不渴望用更多實用的，易駕馭的事物，引導(dǎo)孩子們走出田野，進入文明的課本，告訴他們，他們比青草更好（或更差）�！肚宄�，我的生日》這種自然觀與西方主流文化所認(rèn)同的人類中心說和等級秩序說有著根本區(qū)別，更接近于美國本土印第安人的世界觀。美國本土印第安人沒有在物質(zhì)和精神之間劃出一條固定不變的界限，也沒有產(chǎn)生二元對立的觀點，他們傾向于將人類社會、自然界和宇宙看成一個整體，所有的個體生命都是偉大的產(chǎn)物，擁有共同的創(chuàng)造者，都是平等的，共同組成了一個有序、平衡、生機勃勃的整體，人類并無高于其他物種的特權(quán)。1 這樣的世界觀體現(xiàn)了一種強烈的詩性智慧。奧利弗以領(lǐng)悟的形式將這些原始文化所包含的詩性智慧融入了自己的詩歌之中。比如，她對貓頭鷹的描述就帶有明顯的印第安文化元素，印第安人常常將貓頭鷹視為逝者靈魂的攜帶者，在奧利弗的詩歌中貓頭鷹也具有這種靈魂攜帶者的神秘氣度。不僅如此，奧利弗的多首詩歌直接以印第安文化以及類似的原始文化為主題，例如《了解印第安》《愛斯基摩人沒有關(guān)于戰(zhàn)爭的詞匯》等詩，在這些詩中，奧利弗贊美了原始文化質(zhì)樸、和諧的特征。然而，置身于西方文化的二元對立結(jié)構(gòu)中，奧利弗不能不持有一種生命的悲哀：以理性為核心的文明（包含各種知識、觀念、大寫的人的主體性概念）造成了我們與本源（自然、靈魂、圓融的自我存在形態(tài)）的隔閡，個體身份的獲得往往意味著自我與他者、人與自然之間的鴻溝，人喪失了自然之物的那種自在狀態(tài)。針對這種永恒的失落境況，奧利弗在自然中的行走如同一種回溯：擺脫思想回到原始的整體世界，回到身體與靈魂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