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場“真正的革命”

　　——《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二編）》前言

　　兩年前，由我們主編的十卷本《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甫經出版，即刻在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引起相當廣泛的關注和好評，紛紛建議我們要將這樣的工作繼續(xù)下去。作為編者，我們自然倍受鼓舞，但也深知這樣的情況，與其是對編者的鼓勵，莫如說是對那一時代倡行社會調查之眾多先驅者的贊譽。正是這些先驅者們不畏艱難、不辭勞苦、披荊斬棘的進取精神和不厭煩瑣、腳踏實地的嚴謹學風，才在那樣一個內憂外患紛擾不已的亂世硝煙散盡之后，仍然給我們留下如許豐富的數(shù)據(jù)、如許多彩的文字，讓一個已然逝去的時代以及生存在那個時代的各階層人物，如許鮮活地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應該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禮！這大約也是今日矢志從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們共同的心聲吧。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樣的社會調查，無論是對于學術研究還是國家建設，仍是需要大力踐行的事情，但畢竟已經司空見慣，基本上是一種常規(guī)化的研究手段和技術。然而當初它在中國的興起，在中國的發(fā)展，乃至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一種引人注目的“中國社會調查運動”，卻是中國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領域里破天荒的新事物。那一時期被譽為對這一運動“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員勇將”——李景漢先生，曾經非常自信地把它稱為一場“真正的革命”，認為社會調查，“是以有系統(tǒng)的方法從根本上來革命”，“是要實現(xiàn)以科學的程序改造未來的社會，是為建設新中國的一個重要工具，是為中國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鋒”。（《社會調查在今日中國之需要》，《清華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

　　對于李景漢的這一判斷，我們只有把它放在近代中國社會劇變和思想文化轉型的歷史脈絡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鴉片戰(zhàn)爭以來，面對由不斷的外力沖擊而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一向以“中庸”自許的國人，卻偏偏要在勢若水火、互不相容的對立的兩極之間走起鋼絲來。民國時期另一位著名的致力于社會調查的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這樣說道：“從前我國的士大夫，向來抱著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態(tài)度，對于現(xiàn)實的社會狀況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驚醒了這迷夢，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每每不顧國情，盲目的整個的把西洋的各種主義和制度，介紹到中國來。以為只要學得惟妙惟肖，便是社會的福利。哪知道主義和制度，介紹得越多，中國的社會，反倒越發(fā)紊亂，越發(fā)黑暗了�！保ā抖�縣社會概況調查·陶序》）也就是說，不管是頑固的復古主義者，還是主張全盤西化的拿來主義者，他們在討論國是之時，都把真實的國情拋到了九霄云外。更有一班激進的革命虛無主義者，舉凡中國固有的一切，無不置于打倒之列。用李景漢的話來說，那就是“孔子打倒，禮教打倒，舊年迷信打倒，馬褂打倒，反動打倒，知識階級打倒，總之，古傳的大半及目下見到之事物少有不在打倒之列者，有大刀闊斧一掃而光之勢”。但是光是打倒一切而不是同時致力于建設工作，結果只能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更加雞犬不寧。當然，李景漢并不是不主張“打倒”的復舊者，而只是認為，“打倒之主意既經拿定，不打則已，茍其打之，必使其一打而準倒；且首先研究打倒后之替代物為何，否則且慢打倒”。而要做到這一點，亦即找到一條有效的民族自救的出路，“必先根本了解中國國家本身的內容”，“必先從社會調查入手”，否則，要“以他國的方法解決我國的社會問題”，只能是“穿洋靴于纏足”，不倫不類了。顯而易見，清末民國時期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之大力鼓吹和倡導社會調查，正是中國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這一激蕩人心的轉型過程在學術領域的反映，或者說是國人的認知觀念對社會劇變的一種反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此前已然發(fā)生的種種現(xiàn)代化努力的一種深刻的反思。因而，這一時期的社會調查，理所當然是當時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國的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再局限于以往對于“革命”的狹隘定義，這樣的社會調查運動，理所當然也可以看作是發(fā)生于近代中國的“社會革命”的一部分。何況那些接受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的革命知識分子，例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也是很早就從事調查研究工作，特別是在后來由城市轉向農村的革命過程中，這些絕大多數(shù)接受過現(xiàn)代社會科學教育的革命領導者，更是把他們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定和中國革命道路建立在大量實地調查的基礎上，以致國外有學者把中國革命過程中形成的這些調查，稱為國內外最大規(guī)模的人類學調查。

　　但是要將這樣一種在西方近代社會行之有效的社會調查移植到當時的中國來，卻又不可避免地要面臨著一種悖論，也就是說在一個基本上不具備社會調查土壤的傳統(tǒng)社會搞調查，搞得不好，或許同樣也會像其所批評的全盤西化論者或革命虛無主義者一樣，陷入“穿洋靴于纏足”的困境之中。胡適曾經寫過一篇叫《差不多先生傳》的寓言式傳記，對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不求精確、不講效率、馬馬虎虎的行為習慣給予辛辣的嘲諷，然而這樣一種在西洋鏡透視下的“懶人”，對于絕大多數(shù)的國人來說，恰好又是一位“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的有德行的人，是一位“樣樣事情想得通、看得破”的“圓通大師”。（見葉圣陶著：《文章例話》，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1頁）而李景漢先生之所以在大學課堂上“跼蹐不安，每問到中國社會統(tǒng)計時則汗流浹背，如坐針氈，而所選之座位亦由最前排而次前排，由次前排而中排，不久而至最后排，而且坐于胖大身量者之后”，那又是他在美國讀書時的感受；一旦回到國內，他所要遭遇的恰是那些不具備這種起碼的普通公民常識的民眾，是一個不具備“近代國家資格”的“有民國而無國民的國家”。另一方面，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傳統(tǒng)的國度，事實上并不缺乏調查這樣的信息采集活動，只是這樣的調查最終的目的無非服務于統(tǒng)治者的征賦加徭，故而當一種服務于民生改善和社會改良的新型的現(xiàn)代社會調查出現(xiàn)在國人面前時，反過來卻要遭遇這些預想中的受益者種種似乎不可理喻的誤解、抵制或敵視。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從事社會調查，他們一方面不得不想方設法盡可能利用傳統(tǒng)的社會關系和權力網絡，從而獲取被調查者的信賴，另一方面往往又要對被調查者進行一番改造。晏陽初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的序言中寫道，從事社會調查，“調查者底技術，固須訓練；被調查者也同樣的須受技術的訓練。譬如我們?yōu)檎{查農民家庭歲入和歲出的情形，而要它們記帳，便須先訓練它們能寫、能算，就是說，它們信仰你，而愿意幫助你，但是幫助你的能力，還須你先替它們培養(yǎng)起來”。他還以建房子做比喻：“本來招工購料，就可開始，但是我們現(xiàn)在的中國啊，正是工料全無。我們須得先栽樹，燒磚，訓練工人�！本痛硕�論，作為近代中國觀念變革之產物的社會調查運動，反過來又成為知識分子到民間去的真正通道，使這些知識分子在深入傳統(tǒng)社會關系內部的同時，又悄然改變著這一社會關系，從而進一步促進了民眾觀念的變革。至少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例如定縣實驗區(qū)，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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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是“事實”與數(shù)據(jù)的生產與保存。這樣的“事實”，既不是那些經過時間的沖刷而無意識遺存下來的零散的記載、片段的回憶或個別的案例，亦非對現(xiàn)實社會問題和社會現(xiàn)象獵奇式的報道或走馬觀花式的表象敘述；這樣的“數(shù)據(jù)”也不是對那些靠漫無邊際搜集而來的案例作極不完整的歸總，更不是憑官樣文章、敷衍塞責而產生的虛假數(shù)字。它們大都是當時的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人口學、民俗學等等社會科學學者，經過周密的問卷調查或深入的田野訪談（當時叫“實地研究”或“實地調查”），并經過系統(tǒng)的標準化的加工整理和綜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后才得到的結果。在不少學者的眼中，這顯然不是所謂的第一手的原始資料，然而縱觀宇內，我們又何曾能夠找到沒有人工斧鑿痕跡的“原生態(tài)”資料呢？相反，這些調查者在向社會公布其發(fā)掘的事實和數(shù)據(jù)時，每每對調查的范圍、過程、方法和局限都做出比較清楚的交代，這就使得利用者可以借此對調查者的描述或分析之可靠與否和適用范圍做出自己的判斷。我們認為，這樣一種系統(tǒng)的資料，遠比堆積式的案例舉隅來得真實。

　　其二是理論上的探索和創(chuàng)新。民國時期的社會調查者之欲貢獻于社會科學的“中國化”，除了提供“赤裸裸的事實”——用李景漢的話來說，就是“好像礦工把山間一塊一塊的礦石開出來送給化驗師去化煉”——之外，當然還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通過理論與調查之間的反復互動，從大量的事實之中提煉出新的概念，并把若干新的概念密切聯(lián)系起來，組成一個概念體系或“概念格局”（ConceptualScheme），進而達致對社會共相或社會整體的認識。這就涉及到了民國社會調查運動演進過程之中所謂“社會調查”與“社會學的調查”（或“社區(qū)研究”）這兩大學派之間的爭論，也體現(xiàn)了民國社會調查的演進方向與趨勢，即從統(tǒng)計型的“社會調查”到民族志式的“社會學的調查”（實即人類學調查）的轉變。

　　1940年代，費孝通先生在《祿村農田》的導論中回顧自己從事社會調查的經歷時，對其早年的研究工作如《花藍瑤社會組織》、《江村經濟》作了一次“痛苦”的反省，認為那個時候“極力避免理論上的發(fā)揮”，“主張調查者不要帶任何理論下鄉(xiāng)，最好讓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實自動地在上射影”，結果不僅“埋沒了許多頗有意義的發(fā)現(xiàn)”，而且因為“在實地調查時沒有理論做導線，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沒有意義的”。經過這兩次實地研究的磨練，費孝通吸取教訓，幡然改轍，按照英國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布朗的指引，舍棄那種“只是某一人群社會生活的聞見的搜集”的“社會調查”，而走向“社會學的調查”或“社區(qū)研究”，即“依據(jù)某一部分事實的考察，來證驗一套社會學理論或'試用的假設'的”。事實上，此處既是費孝通對自身學術道路的反省，也是對當時以李景漢、陳達、卜凱等代表的注重數(shù)據(jù)統(tǒng)計的調查風格的批評。費的導師吳文藻也曾尖銳地指出，對社會調查與社會統(tǒng)計的注重，“本為科學進步極好的征象，不幸又有人誤信'科學即測量'者，甚至亦有誤信'在實地調查以前，腦中應只有一張白紙'，即為嚴守科學精神者。殊不知一切科學工作的進行，事前必須懸有一種可以運用的假設，假設與科學絕不可分；我們的立場是：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fā)理論；必須理論與事實糅合在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后現(xiàn)實的社會學才能植根于中國土壤之上，又必須有了本此眼光訓練出來的獨立的科學人材，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社會學才算徹底的中國化”。（商務印書館《社會學叢刊》總序）。來自同一陣營的另一位燕大學者趙承信，則把李景漢的定縣調查不僅視為“只是一個以經濟為主的統(tǒng)計報告而已”，更看成是一種“社會運動式的社會調查”，因此并非像調查者聲稱的那樣僅是呈現(xiàn)“赤裸裸的事實”，不加任何解釋，而實際上是以平教會（即“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認定的所謂中國鄉(xiāng)村“愚”、“窮”、“弱”、“私”四大病為出發(fā)點的，是“結論先于調查，改良的方案也先于調查”。隨著這樣一種社會調查運動的擴散和由此促進的社會統(tǒng)計行為的“機關化”（即由政府機關接收最初由學者們倡導的搜集統(tǒng)計資料的工作），它的使命也告結束。從社會科學理論建設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從對片段的社會問題的關注轉向對社會整體、社會變遷或社會過程的探討，“去發(fā)現(xiàn)（人類社會）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則”。（參見《社會調查與社區(qū)研究》，《社會學界》第九卷，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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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相關的，便是第三個方面，即調查經驗的積累和調查方法的改進與完善，或者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的調查學的建立與發(fā)展。當時從事社會調查的學者無不深知，對社會進行調查要取得圓滿的結果，是與被調查的社會本身有一個圓滿的良性運行狀態(tài)密不可分的，尤其是舉辦全國性的國情調查或人口普查——這也正是當時學者的最高目標，若非“政治之修明，法令之普遍，苛捐雜稅之免除，土匪之肅清，不良軍隊之裁汰”，即令勉強實施，也是徒勞無益。但他們也同樣明白，要建成這樣的社會，又絕非一點一滴的改良可以一蹴而就。于是，他們便只好退而求其次，亦即選擇某一村落或縣份從事小范圍的地區(qū)調查，是為“實驗調查”。其目的，一則為正在興起的社會科學研究提供可靠的素材，或為局部地區(qū)的社會建設提供政策建議，更重要的則是在調查的組織實施、調查的設計與規(guī)劃、調查的方式與方法、調查資料的整理和分析等各個方面，發(fā)現(xiàn)問題，積累經驗，從而使源自西方的現(xiàn)代社會調查更加適合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建立起中國自己的社會調查體系，也為更大范圍的國情普查或人口調查奠定方法論的基礎。所以，翻閱當時的調查報告，我們往往會發(fā)現(xiàn)作者一般都在其開篇或結論處對整個調查過程作一番細致的交代，有時甚至到了不厭其煩的程度，更無論那些專門探討調查理論、介紹實地調查經驗的專著了。于是，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往往出于反對革命或對革命持保留態(tài)度的社會調查，最終并沒有通過其所服務的社會改良活動，營造出一個適合社會調查的社會，但是在其所反對或質疑的革命終于打倒了一個舊社會之后，它們的成果又成為新中國社會建設的不可或缺的智力資源。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的成功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費孝通先生在質疑土地革命的理論時運用社會調查提出的“鄉(xiāng)村工業(yè)化”主張，不也一度成為中國農村走向現(xiàn)代化的最佳之路嗎？或許，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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