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一篇 前奏
　　第一章 戰(zhàn)爭是如何引起的
　　1939年4月1日，全世界的報紙都登載出下述的新聞：英國張伯倫（NevilleChamberlain）內閣，正在改變其綏靖和孤立政策，并以維持歐洲和平為目的，已向波蘭提出保證，將保衛(wèi)該國以對抗任何來自德國方面的威脅。
　　但是9月1日，希特勒已越過波蘭國界前進。兩天以后，經要求其撤兵無效后，英法兩國也就參戰(zhàn)了。另一次歐洲大戰(zhàn)已經發(fā)動——而且終于發(fā)展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
　　西方同盟國在進入戰(zhàn)爭時是具有一種雙重目標的。其當前的目的就是履行他們維護波蘭獨立的諾言。其最后的目的則為消滅一個對他們本身的潛在威脅，從而確保自己的安全。結果是兩個目的都沒有能夠達到。他們不僅未能阻止波蘭被蹂躪，繼而又受到德蘇兩國的瓜分，而且經過6年苦戰(zhàn)之后，雖然能以表面的勝利為結束、，但卻還是被迫承認蘇聯對波蘭的支配地位——而放棄了他們對于曾經比肩作戰(zhàn)的波蘭人的保證。
　　同時，所有一切用來毀滅希特勒德國的努力，結果也就使歐洲變得如此的殘破和衰弱，以至于當它面臨著一個新的較大威脅時，其抵抗力也就大不如前——于是英國，連同其所有的歐洲鄰國，都已經變成美國的窮親戚。
　　這些都是鐵硬的事實，作為勝利追求的基礎是如此充滿了希望，而其達成卻又是如此的痛苦——在把美蘇兩國的巨大力量引入以對抗德國之后，其結果就是如此。這種結果也就粉碎了那種以為“勝利”就是和平的流行幻想。它也重新證明了“殷鑒不遠”這句話，那就是說勝利只不過是“沙漠中的蜃樓”（a mirage in the desert）——當使用近代兵器和無限方法來打一個長期戰(zhàn)爭時，則此種沙漠即為其所創(chuàng)造的產品。
　　在尚未分析戰(zhàn)爭的起因之前，對于戰(zhàn)爭的后果是值得首先加以清查的。在認清了戰(zhàn)爭所帶來的后果之后，就使我們對于戰(zhàn)爭是怎么產生的問題更能作較現實的觀察。就紐倫堡戰(zhàn)犯審判（Nuremberg Trials）的目的而言，只要假定戰(zhàn)爭的爆發(fā)以及其一切的發(fā)展都純粹是由于希特勒的侵略，也許就夠了。但這卻是一種太簡單和太膚淺的解釋。
　　希特勒并不想制造另一次大戰(zhàn)以達到其目的。他的人民，尤其是他的將領，對于任何這一類的冒險都是深感畏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經驗已經在他們的心靈中留下了很深的創(chuàng)痕。強調此種基本事實，并非是想替希特勒的侵略野心洗刷，也不是想減輕許多甘心跟著他走的德國人的責任。希特勒雖然是異常地驕橫，但當他在追求其目標時，卻又還是極端地慎重。而軍事將領則比他還更要謹慎，對于任何可能挑起全面沖突的步驟都是感到非常焦慮的。
　　戰(zhàn)后有一大部分德國檔案都已被俘獲，而且也可供研究之用。這些文件顯示出德國人對于他們自己有無能力進行一次全面戰(zhàn)爭是深感懷疑和不信任的。
　　1936年，當希特勒主張重占萊茵河岸非軍事化地區(qū)時，德軍將領們對于他的決定和可能挑起的法國反應感到十分憂懼。由于他們的抗議，結果最初只派遣了少數象征性的部隊來作為一種試探。當希特勒在西班牙內戰(zhàn)期間想要出兵援助佛朗哥時，德軍將領們對于可能引起的危險又再度提出了新的抗議，結果希特勒也就同意限制其所給予的援助。但是在1938年3月，當希特勒決心向奧地利進軍時，他卻不理會那些將領們的反對。
　　不久以后，希特勒又宣布他決心壓迫捷克斯洛伐克歸還蘇臺德區(qū)（Sude.tenland）。于是當時的陸軍參謀總長貝克將軍（Gen.Beck）就草擬了一項備忘錄，其中指出希特勒的侵略擴張計劃必然會產生一次世界浩劫，而使德國也化為廢墟。這份文件在高級將領的會議中宣讀并獲得他們的贊同后，送請希特勒考慮。當看到希特勒對于他的政策并未表示任何改變的跡象時，貝克遂辭去了參謀總長的職務。希特勒向其他的將領們保證，英法兩國決不會為捷克而戰(zhàn)，但他們并不信服，于是著手計劃一次軍人政變，想要拘捕希特勒和其他的納粹黨領袖以避免冒戰(zhàn)爭的風險。
　　但是張伯倫卻使他們的計劃受到了釜底抽薪般的打擊。他不僅接受了希特勒對于捷克問題的一切要求，并和法國人一致同意坐視那個不幸的國家受到德國的吞并。
　　對于張伯倫而言，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的意義即為“我們時代的和平”。對于希特勒而言，那是一個更進一步和更偉大的勝利，這又不僅是對于其國外的對手，而尤其是對于其本國的將領為然。當他們的警告如此一再地為他的那種無敵的和不流血的成功所否定之后，他們也就自然地喪失了信心和影響力。同樣的，希特勒本人對于其一帆風順的成功也就自然地有了躊躇滿志之感。即使當他也考慮到再進一步冒險是有引起戰(zhàn)爭的可能時，他還是會感覺到那最多不過只是一個小型和短期的戰(zhàn)爭而已。成功毒素的累積作用已經使他喪失了戒懼的心理。
　　假使他真是企圖發(fā)動一次包括英國在內的全面戰(zhàn)爭，那么他就應該會全力來建造一支能夠向英國海權挑戰(zhàn)的海軍。但事實上，他對于德國海軍的建設甚至還不曾達到l935年英國海軍條約所容許的限度。他經常向其海軍將領保證說，他們可以完全不考慮任何和英國交戰(zhàn)的危險。在慕尼黑會議之后，他告訴他們說，至少在今后6年之內是不會和英國發(fā)生沖突的。甚至于在1939年的夏天，甚至于延遲到8月22日，他還是一再作這樣的保證——盡管其信心已經有一點動搖。
　　既然希特勒是如此希望能夠避免大戰(zhàn)，然則他為什么又還是陷入這種漩渦而不能自拔呢？希特勒的侵略野心既非惟一的答案，也非主要的答案。西方國家的那種親切態(tài)度一向使他受到鼓勵，但到了l939年的春天，西方國家卻突然地改變了它們的態(tài)度。這種改變來得如此的突然和出乎意料，所以也就使戰(zhàn)爭變得必然無可幸免。
　　假如你容許任何人在鍋爐下面不斷地加煤，直到蒸汽壓力已經超過了危險點，則引起任何爆炸的真正責任也就應該由你負擔。此種物理學中的真理對于政治學也同樣地適用——尤其是以對國際事務的指導為然。
　　自從1933年希特勒當權之后，英法兩國政府對于這個危險的獨裁者所作的讓步遠超過他們過去對于德國前民主政府。每次他們都表現出由于怕麻煩而把困難問題擱置起來——為了眼前的舒適而不惜犧牲將來。
　　在另一方面，希特勒對于他的問題卻正在作過分合于邏輯的思考。其政策的路線是受到一種理想的指導，這種理想收容在一種“神圣的誓約”（testa.ment）之內，他在1937年11月曾經加以解釋——其譯文保存在所謂《霍斯巴赫備忘錄》（Hossbach Memorandum）之內，其基礎就是深信德國需要較多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以容納其正在增長的人口，否則就無法維持其生活水準。他認為不可能希望使德國本身自足，尤其是在糧食供應方面。德國也不可能用向國外采購的方式來滿足其需要，因為它沒有那樣多的外匯可供揮霍。在世界貿易中爭取較高地位的機會也非常有限，因為不僅他國有關稅壁壘，而且德國本身的財力也極感缺乏。何況這種間接補給的方法將使德國必須依賴外國，于是到了戰(zhàn)時就會有挨餓的危險。
　　希特勒的結論認為德國應在人口稀少的東歐地區(qū)中去獲得較多的“農業(yè)有用空間”。若希望有人自愿把這種空間讓與德國，那實在是一種幻想。他說：“古今的歷史——羅馬帝國、不列顛帝國——已經證明任何空間的擴張都必須冒險和擊破抵抗……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不可能找到沒有主人的空間。”這個問題至遲在1945年以前必須求得解決——“過此以后我們就只可能期待每況愈下的改變了�！币磺锌赡艿某雎范紝�會被阻塞，而糧食危機卻會日益嚴重。
　　希特勒最初的愿望只是想收回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所喪失的領土而已。這種理想當然是已經超過那種愿望遠甚，不過若說西方政治家對于這些理想完全不知道，那卻絕非事實，盡管他們后來假裝是那樣的。在1937年到1938年之間，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私下討論中都是很坦白現實的，盡管在公開的場合發(fā)言時并非如此，而在英國的政界也已有許多的議論，主張容許德國向東擴張，以便減輕對西方的威脅。他們對于希特勒尋求生存空間的愿望是寄予極大同情的——而且更希望他知道。但他們卻不去思考若不使用優(yōu)勢武力的威脅又如何可以勸誘土地所有人讓步的問題。
　　德國方面的文件顯示，1937年11月哈里法克斯勛爵（Lord Halifax）的訪問，使希特勒獲得了特別的鼓勵。哈里法克斯是當時英國的樞密院院長（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在內閣中的地位僅次于首相。依照談話記錄，他曾經使希特勒了解，英國將容許他在東歐有行動的自由。也許哈里法克斯的原意并非如此，但他所給予希特勒的印象卻的確是如此——而這也證明是極其重要的。
　　于是，在1938年2月間，艾登（Antony Eden）因為一再地和張伯倫意見不一致，而被迫辭去外長的職務——某次當艾登表示反對意見時，張伯倫的回答是請他“回家去吃一顆阿司匹林”。哈里法克斯被指派接替艾登的外長職務。幾天之后，英國駐柏林大使韓德遜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奉命晉謁希特勒作一次密談，那也就是哈里法克斯11月會談的延續(xù)，其所傳達的內容為英國政府對于希特勒想基于德國的利益而改變歐洲的愿望深表同情——“英國現政府具有一種敏銳的現實感”。
　　從文件上表現出來，這些事件刺激了希特勒的行動。他認為綠燈已經發(fā)亮了，可以允許他向東前進。這是一種非常自然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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