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御風而行
　　當我寫完這本傳記的時候，赫希曼本人已經在他自己的記憶中生活了好多年了。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也早就擁有了自己的生命。對于后者，赫希曼也許已經預料到了，他也很期待這個；因為他非常清楚，知識分子都有一個“職業(yè)習慣”——夢想能夠憑借自己的作品獲得“永生”。赫希曼對別人運用（有時甚至是“濫用”）自己的概念和理論去闡述有關問題的論著一直非常有興趣，特別是當他們運用得相當巧妙的時候。譬如，當他的朋友，阿爾卡迪奧·迪亞茲·奎諾內斯運用“退出、呼吁與忠誠三位一體”去解釋古巴問題——難民們?yōu)槭裁磿�不惜冒著生命危險，乘坐簡陋的木筏和嚴重超載的摩托艇逃離孤島？留下來的人為什么要發(fā)動革命？不過，赫希曼享受的并不是當別人成了自己“信徒”時的虛榮；事實上，他最開心的是，自己的概念增進人類對社會問題的理解的程度，遠遠超出了他當初提出這些概念時的目標。對于其他學者，赫希曼早就成了一個傳奇，他可以賦予他們極大勇氣和靈感。2006年，在《經濟發(fā)展的戰(zhàn)略》出版50周年前夕，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在墨西哥城進行了一場紀念阿爾伯特·赫希曼的思想貢獻的演講。面對聽眾，薩克斯擔承，作為一個致力于改善全球最貧窮者的處境的改革者，他經常覺得孤獨，是赫希曼的《反動的修辭》一書（他曾經讀過無數(shù)遍）幫助他克服了這種孤獨感，使他在面對反對者的包圍時，“雖千萬人吾往矣”。第二年，即2007年，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在紐約頒發(fā)了首屆阿爾伯特·赫希曼獎，獲此殊榮的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設置這個獎項的目的是為了表彰那些像赫希曼那樣致力于跨學科研究的社會科學家。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主席克雷格·卡爾霍恩（Craig Calhoun）指出，要堅持赫希曼的傳統(tǒng)，跨越來自學科、理論和受眾等各個方面的種種界限，實非易事，他希望赫希曼獎能夠褒揚、促成一種以赫希曼為最高典范的社會科學范式。所有這些，都是一種信號，它們表明，即便赫希曼離開了人世，他也將永遠活著。他活在其他人的心中。
　　赫希曼在20世紀的奧德賽之旅——借用他自己提出的一個比喻——可以比作一個水手在茫茫大海上永不停歇地御風而行的史詩。他的堅持、他的奮爭、他的寫作，全都是為了證明這樣一個命題：人是一種會進步的造物。作為復雜的混合體，每個人都是既大膽、又謙卑的，他們完全可以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勇敢地采取行動，并且大膽地接受各種可能的替代方案，同時又不會忽視現(xiàn)實。但是，在赫希曼所生活的這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這種觀念卻一直都是不折不扣的異端邪說。許多人——他們當中既有左派，又有右派——都堅持認為，如果沒有革命這個東西，那么痛苦就會永遠延續(xù)下去，或者，日子將會平淡得令人發(fā)瘋；還有許多人（他們組成了強大的悲觀主義者“軍團”）則警告說，任何變革都是危險的，會導致社會失范和混亂，因此很可能只會使一切變得更加糟糕—除非我們相信“無所不能的學者”與他們給出的“多功能的模型”。因此，赫希曼這位水手在很多時候都面對著逆風而行的不利情況，對此，他的選擇是不斷地來回試探。
　　對于他的許多讀者來說，更容易看到的往往是他奮力抗爭的一面，有人甚至認為他一直在通過寫作和實際行動去反對什么東西。要看到他“建構的一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許多人認為，赫希曼沒有理論、沒有模型；充其量，他只有一種風格。當然，從來沒有人懷疑過赫希曼有自己的風格。即使是對赫希曼敵意最深的那些人，面對赫希曼優(yōu)雅的散文、玲瓏剔透的比喻、令人一見難忘的警句，也無法不拜服。但是，赫希曼有沒有提出過可以用來解釋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或其一部分）的任何一個理論、一個模型嗎？至少從當代社會科學的衡量尺度來看，赫希曼似乎沒有做到這一點。1992年秋季，麻省理工學院開設了一個為期一年的“赫希曼研討班”。一群教師和研究生，在比什瓦普里亞·桑亞爾（Bishwapriya Sanyal）和唐納德·A.舍恩（Donald A. Sch·n）的帶領下，以赫希曼的論著為主要參考資料，對經濟發(fā)展的經驗問題進行了反思。許多學者都參加了這個研討班，包括赫希曼以前的學生朱迪思·滕德勒、赫希曼的朋友艾瑪·羅斯柴爾德，另外還有社會學家邁克爾·皮奧里（Michael Piore）和查爾斯·扎貝爾（Charles Sabel）、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和羅伯特·皮喬托，甚至連赫希曼本人也出席過一次研討活動。這個研討班的最終成果是一本論文集《反思發(fā)展經驗：在阿爾伯特·赫希曼的思想啟發(fā)下》（Rethinking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Essays Provoked by the World of Albert O. Hirschman，1994），赫希曼對收入文集的每篇論文都寫下了長長的評論。這本論文集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某位思想大師的思想是怎樣推動某個特定的學術領域進步的？當然，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且答案也必定五花八門，不可能統(tǒng)一。在其中的一次研討活動結束后，所有參與者到一家柬埔寨餐館吃飯，克魯格曼公開大聲地提出了質疑：赫希曼是不是真的已經對經濟學理論產生了如此之大的影響？這立即引發(fā)了激烈的爭論。阿馬蒂亞·森當場進行了反擊。這是一個很嚴肅的爭論，不過氣氛很友好，當然，也無法得出定論。確實，赫希曼對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有什么影響？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回答者自己的定義。爭論肯定還會持續(xù)下去。
　　就赫希曼本人而言，他一直在懷疑那種“急于做出宏大結論”的做法。當然，他并不是第一個有這種疑問的人。知識分子如果急于做出宏大結論，就有可能會忽視一些重要的可能性。很久之前，福樓拜就曾經哀嘆過，模型越優(yōu)雅，能夠解釋的東西反而可能越少。在少年時代，赫希曼就親身經歷過德國1933年大激蕩，目睹過它的嚴酷后果，所以，一看到宏大的宣言和精致的確定性，他就會條件反射式地保持警惕。但是，如果把這種傾向理解為赫希曼缺乏理論野心，那將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赫希曼的思想雄心，恰恰體現(xiàn)在他從來不愿意輕易遵從越來越不可逾越的學科分工界限和越來越僵化保守的“學術規(guī)范”。赫希曼想要的，并不是一個有預測力的理論體系，而是一種思考社會和經濟的思想方法；他的基本前提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中意味著，要想脫離具體時空，以上帝一般的眼光去洞察一切，總結出與日復一日的“平庸生活”和存在的奧秘毫不相關的人類活動的普遍規(guī)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都是作為他（或她）的研究對象的這個世界的“造物”，他（或她）的概念或理論也是如此，因此，它們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它們得以出現(xiàn)的環(huán)境。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對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有了深切感受之后，現(xiàn)實生活中的經驗，才成了赫希曼的思想的源泉。赫希曼經常引用的蒙田，也非常注重經驗（他的最后一篇散文的題目就是“論經驗”——“On Experience”）。正如蒙田提醒我們的，生活就是“目的”。終赫希曼一生，他從來沒有脫離過現(xiàn)實生活：在歐洲，他是反法西斯斗士；到了美國后，又加入美國軍隊前赴歐洲參戰(zhàn)；他還是馬歇爾計劃的資深幕后規(guī)劃者、在哥倫比亞執(zhí)業(yè)的咨詢師、無數(shù)全球性的基金會和銀行（家）的顧問……所有這些活動，都被內嵌到了赫希曼觀察這個世界的過程中，通過這個途徑，赫希曼擁有了更強的洞察力；從他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洞見出發(fā)，赫希曼又引申出了一系列概念，然后再在時間長河中對這些概念進行、錘煉、重塑，必要時甚至徹底丟棄。赫希曼的人生軌跡就像鐘擺一樣不停地擺動著：在一段時間內，他主要是一個思考者；在下一段時間內，他主要是一個行動者；然后再擺動回來。之所以要擺動，就是因為這兩種生活實際上是相互依存的。
　　說到底，赫希曼相信，人類的行為和選擇是一切社會可能性的引擎。他強調，關于人類的可能的未來，任何一處“歷史思考”都只能始于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觀察。這難道還算不上一種宏大理論嗎？由此，思想必須是靈活的、開放的、適應性的，能夠容納任何非意圖后果和副作用的“狡計”——往往比最初的目標還要“狡猾”無數(shù)倍。這就是赫希曼的理想的思想基礎和道德基礎所在，也正因如此，他才敢于夢想一門統(tǒng)一的社會科學。因此，赫希曼根本不是缺乏思想雄心。事實上，我們只要考慮一下他經常并列使用的那些概念和關鍵字就可以一窺全豹了：個人與集體、私人與公共、市場與政治、財富與美德、均衡與非均衡、選擇與約束，簡單性與復雜性……將它們并列起來不可能只是為了“好玩”（盡管赫希曼確實喜歡在適當?shù)臅r候玩一下文字游戲）。赫希曼這樣做的目的是，以此來強調它們彼此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御風而行的藝術在于：如何從對立的力量中借力，加快速度，并使之轉化為自己的優(yōu)勢。
　　傳記可能是文學作品中的一個另類，因為它強調應該努力揭示傳主的生活模式。倘若真的如此，那么赫希曼的奧德賽之旅或許可以理解為一個沒有特定的終點的旅程，他的一生是一位沒有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者的一生。赫希曼認為，旅行本身就能夠帶給我們足夠多的經驗教訓，不僅足以使我們自身發(fā)生改變，而且足以使我們的理想—我們想成為什么人—發(fā)生改變。赫希曼還強調指出，如果要求所有人都有一個抽象的目的地、并時刻堅持這個目的地，那么就可能會剝奪旅途中最有意義的各處可能性。奧德賽的任務是衣錦還鄉(xiāng)榮歸伊薩卡，但是與此不同，赫希曼的“奧德賽之旅”卻沒有固定的終點。一旦離開了家族、家庭和傳統(tǒng)，他就成了一個屬于全世界的人，他永遠置身于“全球化”的旅途當中；雖然懷念自己的“根”，但是從來不曾急切地向往回歸過。在航行過程中，赫希曼也遭受過可怕的、無法估量的損失，但是他一直嚴密地守護著自己的傷口。當然，赫希曼摯愛親人、關心朋友，這也使我們對一個更人性化的未來更加充滿信心。
　　然而，年齡和疾病最終把赫希曼拉了回來，他不能再到世界各地旅行了。他不得不經常沉默地坐在輪椅上，凝視著后院，在那里，冬天看上去了無生機的殘枝枯樹，一到春天就會煥發(fā)出勃勃生機。2011年冬天，莎拉也被確診患了癌癥。這些年來，莎拉一直安慰著、陪伴著她的丈夫。莎拉的丈夫的生命光芒已經越來越弱，但是她不曾想到，自己竟會走在他的前面。莎拉確診時，癌細胞早已擴散。盡管她下定決心，一定要與阿爾伯特同生共死，但是病魔并不會讓她如愿。2012年1月的一個晚上，月沉似水，從法國乘坐飛機趕過來的卡蒂婭爬上了醫(yī)院的病床，擁抱著她病危的母親�？ǖ賸I輕輕地哼著歌，送著莎拉的靈魂從她的肉體里悄悄溜走。第二天早上，卡蒂婭回到紐林路的家中，告訴她的父親她的母親莎拉已經離開了人世。阿爾伯特的頭猛地抬起來，他的身體也激烈地顫抖起來，過了好一會兒才重新縮回到輪椅中。阿蘭從法國趕過來了。在莎拉的葬禮上，彼得·古勒維奇，還有全部外孫也都來了。葬禮后，他們決定把阿爾伯特送入普林斯頓郊外格林伍德的一個護理中心。
　　在寫下上面這些文字之前不久，我剛剛離開護理中心阿爾伯特的房間。出生差不多一個世紀以后，阿爾伯特現(xiàn)在過的似乎是一種“死而復生”的生活。他像初生嬰兒一樣，無法與人溝通，我們不能確切知道他看到、聽到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他肯定能感覺到什么。他緊緊地抓著我的手，他認不出我是誰，但是抓得非常有力；他又抬起我的手，放到他的額頭上，似乎要我去撫慰他。他的雙眼緊閉，而我則輕輕地對他說：“謝謝你，阿爾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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