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暖韩国高清免费中文,亚洲成AV人不卡无码影片,99re热久久这里只有精品6

　　無論什么地方，無論什么人，似乎人人都聽說過薩特。他寫小說、戲劇和新聞評論，為的是贏取更廣泛的受眾，但到了最后，他所有的貢獻，都被縮略為一個簡單的畫面：存在主義者薩特，坐在一間咖啡館里，奮筆疾書著重要然而事實上難以理解的哲學著作。
　　在薩特寫作的那個時代，主流哲學似乎完全沒有觸及與我們的責任和生命的意義相關的問題，而這恰恰是普通人希望哲學能夠解決的問題。正是薩特讓人們一直關注這些古老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就算是那些不喜歡他答案的人，也將他視為一代哲學大家。現在看起來，主流哲學似乎再一次與普通人脫節(jié)，是時候閱讀薩特，向他學習了。

　　前言
　　1980 年，薩特去世，享年74 歲，當時在巴黎有五萬多人參加了他的葬禮。無論在哪個時代，這都是非同尋常的，當時他的哲學著作被認為是過時的，他激進的政治立場，尤其是他給予極端左翼團體的鼓勵，被認為是落后于時代的。到頭來，薩特的名聲比他在哲學和政治思想領域的地位要高得多。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后的頭二十年里，他一直是知識分子當中的領軍人物，不只在法國，在世界范圍內都是如此。無論什么地方，無論什么人，似乎人人都聽說過薩特。他的鼎鼎大名超越了西方國家與蘇聯陣營之間的政治界限，也超越了南北之間的經濟界限。他寫小說、戲劇和新聞評論，為的是贏取更廣泛的受眾，但到了最后，他所有的貢獻，都被縮略為一個簡單的畫面：存在主義者薩特，坐在一間咖啡館里，奮筆疾書著重要然而事實上難以理解的哲學著作。
　　有一點必須承認，薩特的作品難以讀懂，他本人應承擔部分責任。他可以文思泉涌，在短時間內寫出非常出色的散文，可是他絕少保持這樣的品質。他的寫作從未間斷過。在薩特的書中找出一些讓讀者精神為之一振的精彩段落易如反掌，但這些句子并不能使讀者接近他思考的核心：讀罷掩卷，人們會發(fā)現他們并沒有比之前更懂得如何閱讀薩特。
　　本書節(jié)選了薩特最精彩的一些作品。我把它們與他最難以理解的觀念放在一起。要費一番工夫才能理解這些內容，但我們的付出是值得的。他并不總能寫出精彩的文章，他經常折磨法語。而且，為了解釋自己，薩特傾向于越寫越多，而不是修訂和改寫之前的作品使它們更加明晰，在他的生命走到最后的時候尤其如此。要從《存在與虛無》（Beingand Nothingness）或《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Reason）中擇取五百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知道，這兩本書的篇幅都超過了五百頁。薩特從來都不愿意用五百個字來講一件重要的事情，通常是能寫多長就寫多長。所以如果我不用省略號的話，根本不可能在這里選用他作品中的內容。
　　薩特的作品不只是晦澀難懂，他還不斷引起誤解。當夸張的手法可能更具煽動性的時候，他似乎不會慎重地遣詞造句。他寫作是為了引起讀者的注意，而不是求得他們的贊同。不幸的是，當他在采訪中說自己早期言辭夸張的作品很荒謬的時候，其實他受訪時的言辭也很夸張，這就讓批評者很容易抓住他的把柄。
　　盡管如此，對薩特不偏不倚的評價很難不被他卓越的成就所掩蓋。即便他的一些文學作品說教意味太過濃厚，他早期的短篇小說集《墻》（The Wall）和小說《惡心》（Nausea）——都出版于20 世紀30 年代——也都堪稱杰作。事實證明，他早期關于情感、自我以及想象的哲學文章不斷地受到人們的關注。人們對他的批評是理所當然的，即把《存在與虛無》寫得過分艱澀而難以讀懂。但就算是這樣，《存在與虛無》也還是所謂大陸哲學（continental philosophy）中極少數一直受到分析哲學家注意的作品之一，盡管他們以對這類術語的抵觸而著稱。與此類似，他在20 世紀40 年代晚期不經意間寫下來的大量文章，如《反猶分子與猶太人》（Anti-Semite and Jew）、《黑色俄耳甫斯》（Black Orpheus）和《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已經成為經典。1947 年，在《什么是文學》（What is Literature）中，薩特提出了肩負使命的作家的概念，從那時開始，他投身改變世界的承諾一直是堅定不移的。在20 世紀50 年代，他將大部分時間用來重新學習，到50 年代結束的時候，他就可以在《辯證理性批判》中提出一種被存在主義重新激活的馬克思主義。
　　薩特的寫作出于一種緊迫感，比如說，當投身當時的政治事務，如反對酷刑、非殖民地化、反對越戰(zhàn)以及1968 年5月的學生革命時，他會為了自己的工作犧牲健康。即便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他也沒有松懈下來。盡管他的一些政治盟友批評他提出了“布爾喬亞（Bourgeois）”這個主題，他還是堅持以《家庭的白癡》（The Idiot of the Family）為名，為古斯塔夫· 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寫了一部存在主義的傳記，在20 世紀70 年代早期完成了洋洋灑灑的三大卷。簡而言之，薩特集小說家、劇作家、哲學家、編輯和政治活動家于一身，身體力行了他提出的肩負使命的知識分子的理念。
　　直到今天，學術界仍然在研究薩特，但是即便所有人都熟知他的名字，他的讀者群也沒有擴大，而他原本應該被更多的人閱讀。部分原因是他的書常常會引起讀者不適：薩特的讀者原本以為會淹沒在自己的存在危機中，結果卻讀到為整個世界承擔責任的忠告。人們普遍認為薩特存在主義關注的是自我，但很快就發(fā)現，他會把人直接引向政治。薩特的哲學呼吁承擔責任：不是束縛一個人未來的承諾，而是投身其中，在政治上服務他人。
　　但是，與他那個時代相比，薩特的政治觀點現在更加不受歡迎了。在所謂的“第一世界”富裕國家當中，他往往被塑造成一個為專制政權辯護的人。這么說也有幾分道理：他在政治判斷方面犯了不少嚴重的錯誤。無論如何，當局者迷，當我們回顧過去的時候會有更清楚的認識。對新一代的讀者而言，要弄清楚二戰(zhàn)剛剛結束之后的世界與現在有何不同是比較困難的。不只是美國和英國拯救了法國，還有蘇聯，蘇聯當時在宣傳自己的價值理念時比美國還要大張旗鼓，而后者對自己支持種族隔離表現得毫無歉意。約翰· 熱拉西（JohnGerassi）將他為薩特寫的傳記命名為《為他的世紀所仇恨的良心》（Hated Conscience of His Century），并非毫無來由。
　　薩特在“第三世界（Third World）”的形象則大不相同，直到今天，那里的人們依然將他視為受壓迫者的支持者。他不僅關注他們的事業(yè)，還盡其所能地讓人們聽到他們發(fā)出的聲音。戰(zhàn)后，薩特在巴黎與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共同創(chuàng)辦了《現代》雜志（Les Temps Modernes），這份雜志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提供了一個發(fā)聲的平臺，而薩特則利用自己的聲望讓人們聽到這些聲音。他為這些人的作品所撰寫的序言，至今仍然因其自身的影響力而受到廣泛的閱讀�？梢钥隙ǖ氖牵惹械叵Ｍ牭竭@些作者——他們現在聲名遠揚，當時還不為人知——的聲音，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這樣的結果：他當時的一些立場現在看起來是過時的，有待批評�！逗谏矶λ埂肥墙o一本有關黑人文化認同運動（negritudemovement）的詩集寫的序，人們在其中就發(fā)現了這一點。那是在1948 年，弗朗茨· 法農（Frantz Fanon）多年來一直對此怨言不斷，但也承認自己對薩特一直心懷崇敬。薩特在晚年也秉著同樣的精神，冒著被逮捕的危險分發(fā)毛主義者的報紙，他這么做不是因為贊同他們的觀點，而是認為他們的聲音值得一聽。
　　盡管如此，人們也不應當將薩特視為偶像。他不全力支持女權主義這樣的事實很難解釋。著實令人驚奇的是，他能和《第二性》（The Second Sex）的作者西蒙娜· 德·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一同度過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光，卻沒有對這個問題——他那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全球運動之一——變得更加敏感。
　　在薩特寫作的那個時代，主流哲學似乎完全沒有觸及與我們的責任和生命的意義相關的問題，而這恰恰是普通人希望哲學能夠解決的問題。正是薩特讓人們一直關注這些古老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就算是那些不喜歡他答案的人，也將他視為一代哲學大家。薩特不是學術型的哲學家，他與普通人眼里的哲學家不一樣：實際上，他在二戰(zhàn)前應召入伍，此后他就不再教授哲學，再也沒有回到這個行當。存在主義卻依然是哲學系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現在看起來，主流哲學似乎再一次與普通人脫節(jié)，是時候閱讀薩特，向他學習了。

　　在戰(zhàn)爭中，沒有無辜的犧牲者
　　薩特從來就不是那種哲學家——說一些不偏不倚、不痛不癢的真理，這種言論很容易獲得普遍的贊同。他經常言辭夸張，甚至會用同樣夸張的言辭來糾正自己的夸張之詞。他的目的是引發(fā)思考，下面節(jié)選的內容將他的煽動性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他一開始堅稱我們都是完全自由的，然后得出結論——在戰(zhàn)爭中，沒有無辜的犧牲者。
　　我們以上的意見的主要的結論，就是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個世界的重量擔在肩上：他對作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責任的。我們是在“（對）是一個事件或者一個對象的無可爭辯的作者（的）意識”這個平常意義上使用“責任”這個詞的。從這種意義上說，自為的責任是難以承受的，因為他是讓自己使世界存在的人；而既然他也是使自己成為存在的人，因此不管是處在什么樣的處境中，自為都應當完全地擔當這種處境連同其固有的敵對系數，盡管這是難以支持的。難道不是我來決定事物的敵對系數，甚至在決定我自己的同時決定它們的不可預見性嗎？
　　于是，在一個生命中就沒有事故；一種突然爆發(fā)的和驅動我的社會事件并不是來自外部；如果我被征調去參加一場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就是我的戰(zhàn)爭；它是我的形象并且我與之相稱。我與之相稱，首先是因為我隨時都能夠從中逃出，或者自殺或者開小差：當涉及到面對一種處境的時候，這些極端的可能性就應成為總是面對我們在場的可能性。由于我沒有從中逃離，我便選擇了它：這可能是由于在公正輿論面前的軟弱或者怯懦所致，因為我偏向于某些價值更甚于拒絕進行戰(zhàn)爭的價值（我的親友的議論，我的家庭的榮譽，等等）。無論如何，這是關系到選擇的問題。這種選擇以一種一直延續(xù)到戰(zhàn)爭結束的方式在不斷地反復進行；因此應該承認儒勒·羅曼（J u l e s R o m a i n ）的話：“在戰(zhàn)爭中，沒有無辜的犧牲者�！币虼�，如果我寧要戰(zhàn)爭而不要死和恥辱，一切都說明我對這場戰(zhàn)爭是負有完全責任的。……
　　但是，戰(zhàn)爭之所以是我的還因為，僅僅由于它在我使之存在的及我只能在為了它或者反對它而自己介入時暴露它的處境中涌現，我現在不再能區(qū)別我對我所做的選擇與我對它所做的選擇：進行這場戰(zhàn)爭，就是我通過它來自我選擇和通過我對我自身的選擇來選擇它。……
　　最后，……我已自我選擇成為一種不知不覺引入戰(zhàn)爭的時代的可能意義；我與這個時代本身沒有區(qū)別，我不能無矛盾地被轉移到另一個時代去。于是，我就是約束、限制并且使人懂得這場戰(zhàn)爭之前的時代的這場戰(zhàn)爭。在這種意義上說，在剛才我們列舉的公式：“沒有無辜的犧牲者”上面為了更加明確地給自為的責任下定義，我們應該加上這樣一個公式：“人們擁有人們與之相稱的戰(zhàn)爭。”于是，我們是完全自由的，我與我選擇成為其意義的時代不可分辨，我同樣對戰(zhàn)爭負有深重的責任，就如同是我本人宣告了這場戰(zhàn)爭，我不能不將戰(zhàn)爭并入我的處境之中，我不能不完全地介入到我的處境中并在它上面打上我的印記，否則，我就不存在，我應該是既無悔恨又無遺憾地存在的，正如我是沒有托詞地存在一樣，因為，從我在存在中涌現時起，我就把世界的重量放在我一個人身上，而沒有任何東西、任何人能夠減輕這重量。
　　——《存在與虛無》
　　上面節(jié)選的內容聽起來和黑格爾（Hegel，1770—1831）將歷史當作評判標準的論調一樣讓人無法接受：“沒有人是冤屈的；如果他遭受冤屈，一定是他理應受到冤屈�！�1943年薩特動筆寫這本書的時候，他對自己周遭發(fā)生的真正可怕的事情一無所知，但這并不能成其為借口。他當時不承認存在無辜的犧牲者，我無法給他找到正當的理由，但多多少少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來解釋他為什么會寫這本書。薩特將此歸咎到儒勒·羅曼（Jules Romains）身上，他試圖躲在羅曼背后，不過沒辦法做到。我的論述將從這一點展開。
　　1939年11月底，薩特被征召入伍，成了一名氣象兵，當時他正在讀儒勒·羅曼的小說《凡爾登：序曲》（Verdun： The Prelude）和《凡爾登：戰(zhàn)役》（Verdun： The Battle）。羅曼被譽為法國當時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這兩部有關凡爾登的小說在1 9 3 8 年出版，收錄在系列小說《善意的人們》（Men of Good Will）中，這個系列最終收錄了2 7 卷小說。羅曼的這兩部小說以生動的筆觸描寫了凡爾登戰(zhàn)役——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最血腥的戰(zhàn)役之一（從規(guī)模和人員這兩個角度來看）。小說的主人公讓·杰凡尼（Jean Jerphanion）是一名步兵中尉，正在巴黎短暫休假，他和好朋友皮埃爾·杰萊茲（Pierre Jallez）在一起談論這場戰(zhàn)役以及前線士兵對平民百姓和干著輕松活兒的士兵的蔑視。杰萊茲表示，這些士兵不是他人愚蠢導致的可憐的犧牲者：他們之前也曾是平民百姓，戰(zhàn)爭就是由于他們及其他人的愚蠢才導致的。杰凡尼表示贊同朋友的觀點，說出了下面這番被薩特錯誤引用的話：“戰(zhàn)爭奪走了許多人的性命，但其中只有極少數是無辜的�！彼_特在《戰(zhàn)爭日記》中引用了這句話，對它做了極大的改動：他將其推而廣之，借羅曼的口表示在戰(zhàn)爭中沒有無辜的犧牲者。在《存在與虛無》中，他在引用的時候犯了同樣的錯誤，此外還認為這句話出自《凡爾登：序曲》——事實上它源于《凡爾登：戰(zhàn)役》。而且，他忽略了這個句子的上下文，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在小說中，杰凡尼表達了對戰(zhàn)友的嫌惡；還掩蓋了羅曼接下來的觀點——最該受到指責的人往往沒有受到最嚴厲的懲罰。這樣一來，薩特選擇了作者原本用來表達政治上的憤怒及反感的一句話，將其變成了一個哲學主題。他錯誤引用這句話的方式讓我們看到了他有關自由的哲學理論最主要的含糊之處：他有關自由的存在論論點與他有關自由的政治理論之間的聯系。我們將在接下來的兩章中著重講述兩者之間的聯系。它占據了薩特的余生。
　　薩特有關自由的存在論論點如他在《存在與虛無》中所說：“我命定是自由的�！碑斔_特說出這番話時，他解釋說自由是沒有限制的，只除了我們沒有中止自由狀態(tài)的自由。但是，他隨后又表示這句話也可以通過海德格爾的論調來解析：“我們被拋入自由”或者“我們被遺棄在自由中”。換言之，薩特并不贊同犧牲人為性換取自由，這是不少人的態(tài)度。他強調的是位于自由核心的人為性，自由并不意味著得到想要的東西，而是為自己想要的東西負責。對薩特而言，自由并不是一個人謀劃的成功，而是一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謀劃。把
　　前面的引文中提到了“ 敵對系數”（coefficient ofadversity），就凸顯了這一點。“敵對系數”的說法源于加斯東· 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的《水域與夢想》（Waters and Dreams）。這篇文章最初發(fā)表于1942 年，也就是《存在與虛無》出版的前一年。巴什拉認為哲學家只有在處理事務的時候從該項事務所需要的人類勞動這一角度出發(fā)，才會將現實建立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之上。巴什拉抱怨道，按照這些條件，有關意向性的現象學理論就顯得太過于形式化、太過理性，無法確定這個世界當中的各個客體“他們真正的敵對系數”。在《存在與虛無》中，薩特明確地追求建立一門能夠經受住這種批評的現象學，但同時也承認這正是現象學領域里的那些前輩的特征。理解他這么做的方式非常重要。
　　薩特采納了巴什拉的建議——哲學家應該將重點放在工具性（instrumentality）上。薩特將工具性定位在它所有人為性中的機體內。他的觀點是一個人的人為性不能直接被感知到，但可以在這個人克服障礙通向其謀劃的過程中被發(fā)現。他將該觀點用于人為性的所有方面，包括種族、階層和國籍（我們可能會好奇為什么他很少將性別包括在其中）。舉個例子，我發(fā)現自己長得丑，不是通過看鏡子當中的自己，而是從它讓別人表現出的不歡迎的態(tài)度中發(fā)現的。薩特經常表示我才是決定事物敵對系數的那個人，就像本章開頭的引文一樣，這驗證了某些人的說法——薩特不夠重視通向自由之路上的障礙。他在多年之后的訪談中承認了這一點，仍然是以我在前面提到過的夸張方式。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將目光越過那些華麗的辭藻，找到他在《存在與虛無》之中所闡述立場的哲學基礎。簡單地說，薩特的意思是我選擇目標或謀劃的自由使得我同時也選擇了這一路上所遇到的障礙。正是通過決定越過這座大山，我將自己身體的虛弱和懸崖的陡峭變成了障礙，如果我只安于坐在安樂椅上遠遠地瞧著這座大山，它們也就不成其為障礙了。當然，如果這是薩特所要表達的意思，那么他距離倡導簡樸生活的斯多葛哲學似乎只有一步之遙。這種哲學就是限制人的欲望，以免失望。但是，薩特有關責任的哲學理論事實讓他走上了方向截然相反的一條道路。
　　薩特對海德格爾有關拋入謀劃的說法的理解多少有點另類。當時，薩特片面地強調由于可能性的謀劃而導致忽視對拋入或人為性的理解。因為存在的可能性的謀劃決定了我的處境以及事物出現的方式，那么只要我決定或確定了自己的謀劃，那么似乎在某種意義上我不僅選擇了我的謀劃，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還選擇了我的世界。我們也可以通過山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根據我的謀劃，山可能是障礙，也可能是審美享受的對象。薩特擴展了討論范圍，將世界納入其中，讓它不僅僅包括那些轉化為障礙或優(yōu)勢的具體事務，從而讓討論轉向了政治，這個轉折就出現在上面節(jié)選的部分。正是因為我選擇了我的世界，薩特才能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為發(fā)生的事情負責，即便那是一場戰(zhàn)爭。確實，薩特在上面的節(jié)選部分說道——我對這場戰(zhàn)爭負有責任，就如同是我本人宣告了這場戰(zhàn)爭。
　　薩特在上面的引文中對這一點的討論是分階段循序漸進的。一開始，他的主張似乎就是如果我從軍參戰(zhàn)，沒有變成逃兵或成為一名和平主義者，那么我就接受了這場戰(zhàn)爭。就這個程度而言，我面臨著一個選擇。情況很可能是這場戰(zhàn)爭不由我決定，但又否認沒人能帶來和平。我能決定的是我對待這場戰(zhàn)爭的態(tài)度，這決定了我的戰(zhàn)爭以及戰(zhàn)爭影響我的方式。在這里，薩特最為接近我們通常所說的“沒有無辜的犧牲者”。薩特最后的分析結論總會出現自殺。自殺不會讓我變得更加多余或是不那么多余，就像薩特在小說《惡心》中所解釋的那樣，但自殺的可能性意味著我選擇繼續(xù)活著也就選擇了這個世界，不然至少我們本可以選擇不再生活其中。
　　但是在第二階段的論述中，薩特應用了他從海德格爾那里得到的教訓。因為我無法接觸到這個世界中獨立于我與之關系而存在的事物，那么從最基本的層面上講，我就不能斬釘截鐵地說我為它們帶來了什么以及它們提供了什么。也就是說，因為超越性和人為性之間并沒有一條明晰的分界線，這一點我們在上一章中已經說過，那么我就不能明確將我的謀劃對我看待處境的態(tài)度產生的影響同屬于該處境人為性的東西區(qū)分開來�？偟膩碚f，我就是這個處境，在其中找到了自己，通過選擇自己，我也就選擇了這個處境。
　　在論述的同時，責任的概念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動。薩特一開始告訴讀者他是在作為一件事情“無可爭辯的作者”這個意義上使用“責任”這個詞的。但是，他在之后的兩頁內就得出了一個不尋常的結論：“事實上我對一切都負有責任，除了我的責任本身以外。”薩特在1948 年一份未出版的手稿中則更加直截了當，他在其中寫道，在事后為既不是他導致也不是他所希望的事情承擔責任，這是自由的本質。但是，責任并不主要是向后看。只是因為我選擇了未來，才要對過去負責。這就是責任性（responsibility）并非義務性（accountability）的原因。同時，它也不意味著可責性（culpability）。薩特正是通過這種夸張意義上的責任，后來將存在論上的自由概念（根據這一概念，人本質上是自由的）同政治上的自由概念關聯在一起，將其視為某種需要實現的東西。因此，薩特正是通過責任的觀點來防止他有關自由的哲學理論淪為斯多葛學派的消極主義，也就是適應我拿到手里的牌而不是試圖做點別的什么。
　　應該將薩特哲學的這一方面自始至終視為他對德軍占領巴黎的一種反應。1944 年解放后不久，薩特通過英國廣播公司（BBC）發(fā)表了一番講話：“德軍占領期間是我們最自由的時候。”5 這句話最能體現薩特存在論上的自由概念與政治上的自由概念之間復雜的相互影響。從存在論的角度來講，自由沒有程度可言：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是完全自由的。從政治的角度來講：自由是有程度的，但是薩特并不是以一個人享有權利的多少來衡量自由（比如言論自由或行動自由），而是由自由問題的困擾程度來衡量。在納粹占領期間，法國人發(fā)現他們過去享有的理所當然的自由被剝奪了。同樣的境況使把每一個法國人都想到反抗，思考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如何作為，這讓自由變得非�，F實。由占領引發(fā)了自由問題，它不是選擇某樣東西而不是選擇另一樣東西的問題，而是通過在面對死亡時采取行動表現出來的社會責任感。這樣的政治形勢也可能導致我們回歸到某種內心的自由，同樣可以促使我們采取行動。
　　如果薩特真正的目的是讓我們對自己缺乏自由的狀態(tài)負責，并由此促使我們?yōu)樽杂啥範�，那么他為什么如此堅持自己從存在論角度的闡述，也就是說存在就是獲得完全徹底的自由？對于這個問題，完整的答案要在接下來的幾章中給出，但我們在這里可以提供一個暫時的答案。薩特從形而上的自由——即“我是完全自由的”的論斷——推導出他有關自由的政治見解�；蛘吆唵蔚卣f，因為我的存在，自由屬于我，因此我在這個世界中缺乏自由就是一個我必須努力糾正的丑行。因此在《存在與虛無》中，薩特在存在論上的著重點不是從具體壓迫的丑惡中抽身，而是將理論立足于其上。確實，薩特的哲學理論的目的已經在他關于意向性的文章中有所體現，那就是抵達具體。在他看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從抽象出發(fā)，并且利用描述。因此，如我們所見，他的出發(fā)點就是意識之間抽象的二元論，即自在與自為。但是，他對描述的依賴與其說是支持這一劃分，還不如說是糾正或克服它，與此同時他還依賴存在論指導我們構想應優(yōu)先考慮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他在《存在與虛無》結尾的地方論述這本書在倫理上的影響就顯得再合理不過。無論如何，盡管他明確表示會按照責任來解決倫理問題，但他對下面這個問題并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認識，更不用說給出答案：“我在誰的面前負責？”但是，我們之后會了解——到20 世紀50 年代中期的時候，他提出了不受歡迎的目光這一概念，責任的倫理學將變成反對壓迫的政治。
　　……

你還可能感興趣

我要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