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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邏輯(修訂版)
改革從何而來?往何處去?未來中國如何前行?中國的改革已經(jīng)走過了30多年的歷程,為什么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為什么我們這個體制改起來那么難?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專家學者、大眾輿論,眾說紛紜。
從改革史上標志性的莫干山會議開始,周其仁教授就密切參與中國改革的每一步。他善于從現(xiàn)實世界出發(fā),用扎實的經(jīng)濟學功底和風趣、直白的文字,將中國改革的理念、方法和歷程進行嚴密而邏輯清晰的梳理。從“鄧小平做對了什么”到“中國還需要做對什么”,從“如何防止改革變成半拉子工程”到“怎么避免糟糕的政策組合”,周其仁教授系統(tǒng)地從產權改革、土地改革、貨幣改革等方面,深入解讀中國經(jīng)濟改革的來龍去脈和關鍵問題,讓讀者更加了解中國改革的邏輯。同時,周其仁教授對未來中國改革之路提出了獨特看法。
《改革的邏輯》是知名經(jīng)濟學家、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jīng)濟人物周其仁教授關于中國改革的力作,暢銷多年。
《改革的邏輯》,足夠的高水準和絕對的接地氣,完全擺脫了只停留在呼吁改革層面,是一部執(zhí)政者和大眾都亟需閱讀的改革如何推行的務實之作。 《改革的邏輯》用清晰的邏輯、簡潔的語言、淺顯的實證、趣味的敘述,回望、深察、預見改革之大勢,揭示中國經(jīng)濟未來之走向,探索中國經(jīng)濟前行之方向與路徑。 厲以寧、汪丁丁、胡舒立等鼎力推薦!
把這些年來作者有關改革的文字輯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編輯的建議。我自己覺得,這些文章在網(wǎng)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編入其他文集,再編一本,可有可無。不過,出版社對讀者的需要總有更多的了解,那就聽他們的吧。書前也沒有特別要交代的話,前一段在不同場合的發(fā)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來作為序言。
不久前我問過一個問題,為什么改革開放30多年了,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再進一步問,為什么我們這個體制改起來那么難?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嗎?中國這個要改革的體制從1952年國民經(jīng)濟開始恢復,到1978年,總共也不過就是26年。其實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義的經(jīng)濟元素還在,農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勞動者私產的合作社,在理論上還可以退社。農戶自留地的面積蠻大的,此外尚沒有搞政社合一,沒有城鄉(xiāng)戶籍控制,也沒有從這個產業(yè)到那個產業(yè),這不準、那不準的那一套。 換句話說,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體制,應該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間形成的?傆20年時間,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體制?墒且趺锤倪@套體制呢?從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經(jīng)35年了,人們還在呼吁改革、討論改革、建言改革。這么一個現(xiàn)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為什么我們過去形成的那套體制,改起來特別難? 現(xiàn)在有一個認識是,維系老體制的既得利益太頑固。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jīng)濟壯大了不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壯大了,F(xiàn)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億實實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頑固,于是改革就難了。 但是,哪個國家在哪個歷史時代都有既得利益問題。一套體制就是一個既得利益格局,從來如此。改革要改游戲規(guī)則,也就是要改變經(jīng)濟競爭的輸贏準則。游戲規(guī)則改了,原先的贏家不一定繼續(xù)贏,當然不可能高高興興就退出比賽,總還想維系老規(guī)則,繼續(xù)贏下去。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樣。所以要問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為什么顯得特別頑固? 我的看法是,計劃命令體制不是從實踐中自發(fā)建立起來的。它是按照一種理論構想、按照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構造出來的體制。如把整個國民經(jīng)濟作為一家超級國家公司來處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經(jīng)驗。發(fā)達國家的市場里是出現(xiàn)過一些大公司,但要讓公司大到覆蓋國民經(jīng)濟,以至可以消滅全部市場關系、完全靠“看得見的手”來配置一個國家的經(jīng)濟資源,那還是要差十萬八千里。但是一旦把這么個超級國家公司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態(tài),誰還能隨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義”的大詞匯,碰不得,只好拖來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還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詞匯”的既得利益,才特別頑固,特別難觸動。誰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會主義”——50年代的中國還有一個罪名叫“反蘇”——本來是怎樣搞經(jīng)濟的問題,非常實際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賴經(jīng)驗和實踐效果。要是意圖老也實現(xiàn)不了,不妨考慮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詞匯”當頭,點點滴滴改進的難度驟然變大,一靜一動之間好像都觸犯了制度底線,既得利益就變得很僵硬。 推進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經(jīng)驗的基礎上來,也就是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的理想要堅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國一步一步實現(xiàn),要根據(jù)實際情況來決定,也要根據(jù)實踐效果來調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種田的人吃不飽飯,才叫“社會主義”?久而久之,人民對那套“大詞匯”就不會有信心,也不會有興趣。 其實世界上的各種經(jīng)濟體制互相比賽一件事情,那就是糾錯能力。哪有不出錯的制度?資本主義了不起,《共產黨宣言》說它創(chuàng)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時代的革命性的經(jīng)濟成就,但為什么老要鬧經(jīng)濟危機呢?還不是那個體制會出錯?過去以為搞了計劃經(jīng)濟就可以消除危機,實際上無論在蘇聯(lián)還是在中國,經(jīng)濟決策同樣會出錯,否則為什么隔幾年就來一次“調整”?經(jīng)驗證明,出錯不可免,問題是糾錯能力強不強。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個優(yōu)點,但前提是決策要對。決策錯,又集中,那錯誤也大,且糾錯比較困難。 改革無非是系統(tǒng)性地糾錯。這里存在一個悖論:計劃體制本來就是因為糾錯能力不夠強,非積累起很多問題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幟,我們體制的糾錯能力就能自動變強嗎?實踐中還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偏向,千難萬難,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進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經(jīng)濟成就,有一種輿論就認為我們的體制是全世界最靈光的體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這么難,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國已經(jīng)建成了新體制,再也無須改革,行不行?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因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后面。大體有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不繼續(xù)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xù)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方向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xiàn)連鎖爆發(fā)趨勢。 瀏覽新聞,劉鐵男案、劉志軍案、東北四天里的三場大火,還有延安城管的暴力執(zhí)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當然也可以說,這么大個國家,總有負面新聞,也總有偶發(fā)因素、純個人的因素。不過個人感覺,這些新聞事件還是反映出在經(jīng)濟高速增長的中國社會機體里,帶有令人不安的體制性疾病。中國是比過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是很健康,到處可見富態(tài),也可見病態(tài)。 以高官貪腐案為例,涉案的金額巨大,本身就夠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搶銀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產品。“利用職權”能帶出如此數(shù)額巨大的非法收益,可見現(xiàn)行的職權利用體制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僅辦貪官,不改體制,老虎、蒼蠅生生不息,沒完沒了。 一個國家糧庫,一次過火面積就是幾萬噸存糧。網(wǎng)上議論,向著“天下糧倉”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調查結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過以過去的經(jīng)驗推斷,倉儲存糧數(shù)目過于巨大,與價格機制被嚴重干擾總有某種間接的聯(lián)系,F(xiàn)在財政對糧食的補貼,到每戶農民頭上的還不算多,但總量已經(jīng)不小。這對糧食的總供求當然有影響。不補貼呢,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煩——是為兩難。出路之一,是適度提高糧食種植經(jīng)營規(guī)模。為此需要進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權、發(fā)展農地轉讓權。就是說,土地制度方面需要進一步改革。延緩地權改革,只靠糧食補貼,財政能力是一個問題,補來的糧食壓庫,社會成本過大,管理負荷過重,怕是過不長久的。 還有吉林那場大火,工人在車間里干活兒,門卻被反鎖了,著火后人跑不出來,活活被燒死!經(jīng)濟發(fā)展當然要支持民營經(jīng)濟,但民營企業(yè)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權益。這些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不可能僅靠各方自覺就可以自動實現(xiàn),要有政府來充當履行市場合約的第三方?墒瞧綍r管東管西、查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關天的環(huán)節(jié)就沒檢查、沒監(jiān)督。說此案暴露出“政府缺位”,總不冤枉吧?問題是缺位了怎么辦,用什么機制來監(jiān)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樣野蠻的辦法。眾目睽睽之下,身穿國家制服,跳腳猛踩小商戶的腦袋——這樣的官民關系,離“官逼民反”不很遠就是了。說是“臨時工”所為,可事發(fā)整整7天之后,延安城管局局長才現(xiàn)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員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這樣的官制不改,就不怕國將不國嗎?這件事發(fā)生在延安,那是共產黨奪天下的圣地。要是當年也是這樣的官民關系,能有今天的新中國嗎? 聯(lián)系到當下的經(jīng)濟形勢,總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出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了。所以現(xiàn)在論改革,還不是擺開架式做最優(yōu)的頂層設計,或慢慢摸到石頭再過河。很多問題久拖不決,正派生出更多的問題。我寫過“接著石頭過河”,就是挑戰(zhàn)一個接一個飛過來,逼你出手招架。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制、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huán)境的評價,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參照系,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比如說,對經(jīng)歷過1959—1961年大饑荒,經(jīng)歷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說,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變化,再怎么說也覺得進步巨大。但是,對“80后”、“90后”來說,他們的參照系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了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現(xiàn)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產業(yè)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系究竟是什么,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么?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xiàn)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了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面現(xiàn)象覺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國經(jīng)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家的期望,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改革前怎么樣,更不能講新中國成立前怎么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系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青一代對社會的期望,也會出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彌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層面,現(xiàn)在很多制度性的變量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fā)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xiàn)象,F(xiàn)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討生活。 看到這類現(xiàn)象,人們習慣于批評中國內地有法不依,沒有遵紀守法的好習慣。這個問題是存在,但有的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法律或規(guī)章,定得不合理。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里一定說請大家不要打開手機?墒悄闱昂笞笥铱聪,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而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家一落地就廣播說現(xiàn)在可以打開手機了。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后開手機沒啥不良后果,干嗎不痛痛快快讓大家開手機得了?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律或規(guī)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F(xiàn)在不少經(jīng)濟管制,或曰法規(guī)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zhí)行,弄來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過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車”,為什么?常常是“白車”經(jīng)營的門檻過高、負擔太重。凡“白車”服務不到的地方,“黑車”常常應運而生。再看所謂“小產權”,法律上沒地位,現(xiàn)實中有市場。單單天子腳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業(yè)?還有早就過時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戶”?挺大一個小伙子,交談幾句就告訴你他是被罰了幾十萬元才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們對我們這個社會,會怎么看?金融改革講“利率市場化”,討論得很熱鬧。可走進生活,哪種利率模式現(xiàn)實里沒有?所以,法外世界很熱鬧,到處都是“中國式過馬路”。 講到這些現(xiàn)象,“小道理”盛行——這個不讓碰,那個不讓改。但似乎忘了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絕大多數(shù)人的絕大多數(shù)行為,在合法的框架里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盡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敗。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F(xiàn)實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制里來。在這三個方向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后面。 這本文集討論的,就是一個很難改的體制,如何在不改更難的預期下,繼續(xù)改革的邏輯。是為序。 把這些年來作者有關改革的文字輯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編輯的建議。我自己覺得,這些文章在網(wǎng)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編入其他文集,再編一本,可有可無。不過,出版社對讀者的需要總有更多的了解,那就聽他們的吧。書前也沒有特別要交代的話,前一段在不同場合的發(fā)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來作為序言。 不久前我問過一個問題,為什么改革開放30多年了,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再進一步問,為什么我們這個體制改起來那么難?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嗎?中國這個要改革的體制從1952年國民經(jīng)濟開始恢復,到1978年,總共也不過就是26年。其實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義的經(jīng)濟元素還在,農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勞動者私產的合作社,在理論上還可以退社。農戶自留地的面積蠻大的,此外尚沒有搞政社合一,沒有城鄉(xiāng)戶籍控制,也沒有從這個產業(yè)到那個產業(yè),這不準、那不準的那一套。 換句話說,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體制,應該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間形成的。總計20年時間,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體制?墒且趺锤倪@套體制呢?從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經(jīng)35年了,人們還在呼吁改革、討論改革、建言改革。這么一個現(xiàn)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為什么我們過去形成的那套體制,改起來特別難? 現(xiàn)在有一個認識是,維系老體制的既得利益太頑固。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jīng)濟壯大了不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壯大了,F(xiàn)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億實實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頑固,于是改革就難了。 但是,哪個國家在哪個歷史時代都有既得利益問題。一套體制就是一個既得利益格局,從來如此。改革要改游戲規(guī)則,也就是要改變經(jīng)濟競爭的輸贏準則。游戲規(guī)則改了,原先的贏家不一定繼續(xù)贏,當然不可能高高興興就退出比賽,總還想維系老規(guī)則,繼續(xù)贏下去。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樣。所以要問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為什么顯得特別頑固? 我的看法是,計劃命令體制不是從實踐中自發(fā)建立起來的。它是按照一種理論構想、按照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構造出來的體制。如把整個國民經(jīng)濟作為一家超級國家公司來處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經(jīng)驗。發(fā)達國家的市場里是出現(xiàn)過一些大公司,但要讓公司大到覆蓋國民經(jīng)濟,以至可以消滅全部市場關系、完全靠“看得見的手”來配置一個國家的經(jīng)濟資源,那還是要差十萬八千里。但是一旦把這么個超級國家公司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態(tài),誰還能隨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義”的大詞匯,碰不得,只好拖來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還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詞匯”的既得利益,才特別頑固,特別難觸動。誰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會主義”——50年代的中國還有一個罪名叫“反蘇”——本來是怎樣搞經(jīng)濟的問題,非常實際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賴經(jīng)驗和實踐效果。要是意圖老也實現(xiàn)不了,不妨考慮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詞匯”當頭,點點滴滴改進的難度驟然變大,一靜一動之間好像都觸犯了制度底線,既得利益就變得很僵硬。 推進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經(jīng)驗的基礎上來,也就是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的理想要堅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國一步一步實現(xiàn),要根據(jù)實際情況來決定,也要根據(jù)實踐效果來調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種田的人吃不飽飯,才叫“社會主義”?久而久之,人民對那套“大詞匯”就不會有信心,也不會有興趣。 其實世界上的各種經(jīng)濟體制互相比賽一件事情,那就是糾錯能力。哪有不出錯的制度?資本主義了不起,《共產黨宣言》說它創(chuàng)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時代的革命性的經(jīng)濟成就,但為什么老要鬧經(jīng)濟危機呢?還不是那個體制會出錯?過去以為搞了計劃經(jīng)濟就可以消除危機,實際上無論在蘇聯(lián)還是在中國,經(jīng)濟決策同樣會出錯,否則為什么隔幾年就來一次“調整”?經(jīng)驗證明,出錯不可免,問題是糾錯能力強不強。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個優(yōu)點,但前提是決策要對。決策錯,又集中,那錯誤也大,且糾錯比較困難。 改革無非是系統(tǒng)性地糾錯。這里存在一個悖論:計劃體制本來就是因為糾錯能力不夠強,非積累起很多問題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幟,我們體制的糾錯能力就能自動變強嗎?實踐中還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偏向,千難萬難,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進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經(jīng)濟成就,有一種輿論就認為我們的體制是全世界最靈光的體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這么難,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國已經(jīng)建成了新體制,再也無須改革,行不行?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因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后面。大體有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不繼續(xù)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xù)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方向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xiàn)連鎖爆發(fā)趨勢。 瀏覽新聞,劉鐵男案、劉志軍案、東北四天里的三場大火,還有延安城管的暴力執(zhí)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當然也可以說,這么大個國家,總有負面新聞,也總有偶發(fā)因素、純個人的因素。不過個人感覺,這些新聞事件還是反映出在經(jīng)濟高速增長的中國社會機體里,帶有令人不安的體制性疾病。中國是比過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是很健康,到處可見富態(tài),也可見病態(tài)。 以高官貪腐案為例,涉案的金額巨大,本身就夠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搶銀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產品。“利用職權”能帶出如此數(shù)額巨大的非法收益,可見現(xiàn)行的職權利用體制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僅辦貪官,不改體制,老虎、蒼蠅生生不息,沒完沒了。 一個國家糧庫,一次過火面積就是幾萬噸存糧。網(wǎng)上議論,向著“天下糧倉”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調查結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過以過去的經(jīng)驗推斷,倉儲存糧數(shù)目過于巨大,與價格機制被嚴重干擾總有某種間接的聯(lián)系,F(xiàn)在財政對糧食的補貼,到每戶農民頭上的還不算多,但總量已經(jīng)不小。這對糧食的總供求當然有影響。不補貼呢,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煩——是為兩難。出路之一,是適度提高糧食種植經(jīng)營規(guī)模。為此需要進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權、發(fā)展農地轉讓權。就是說,土地制度方面需要進一步改革。延緩地權改革,只靠糧食補貼,財政能力是一個問題,補來的糧食壓庫,社會成本過大,管理負荷過重,怕是過不長久的。 還有吉林那場大火,工人在車間里干活兒,門卻被反鎖了,著火后人跑不出來,活活被燒死!經(jīng)濟發(fā)展當然要支持民營經(jīng)濟,但民營企業(yè)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權益。這些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不可能僅靠各方自覺就可以自動實現(xiàn),要有政府來充當履行市場合約的第三方。可是平時管東管西、查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關天的環(huán)節(jié)就沒檢查、沒監(jiān)督。說此案暴露出“政府缺位”,總不冤枉吧?問題是缺位了怎么辦,用什么機制來監(jiān)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樣野蠻的辦法。眾目睽睽之下,身穿國家制服,跳腳猛踩小商戶的腦袋——這樣的官民關系,離“官逼民反”不很遠就是了。說是“臨時工”所為,可事發(fā)整整7天之后,延安城管局局長才現(xiàn)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員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這樣的官制不改,就不怕國將不國嗎?這件事發(fā)生在延安,那是共產黨奪天下的圣地。要是當年也是這樣的官民關系,能有今天的新中國嗎? 聯(lián)系到當下的經(jīng)濟形勢,總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出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了。所以現(xiàn)在論改革,還不是擺開架式做最優(yōu)的頂層設計,或慢慢摸到石頭再過河。很多問題久拖不決,正派生出更多的問題。我寫過“接著石頭過河”,就是挑戰(zhàn)一個接一個飛過來,逼你出手招架。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制、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huán)境的評價,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參照系,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比如說,對經(jīng)歷過1959—1961年大饑荒,經(jīng)歷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說,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變化,再怎么說也覺得進步巨大。但是,對“80后”、“90后”來說,他們的參照系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了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現(xiàn)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產業(yè)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系究竟是什么,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么?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xiàn)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了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面現(xiàn)象覺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國經(jīng)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家的期望,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改革前怎么樣,更不能講新中國成立前怎么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系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青一代對社會的期望,也會出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彌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層面,現(xiàn)在很多制度性的變量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fā)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xiàn)象,F(xiàn)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討生活。 看到這類現(xiàn)象,人們習慣于批評中國內地有法不依,沒有遵紀守法的好習慣。這個問題是存在,但有的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法律或規(guī)章,定得不合理。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里一定說請大家不要打開手機?墒悄闱昂笞笥铱聪拢畈欢嗳巳硕荚陂_手機。而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家一落地就廣播說現(xiàn)在可以打開手機了。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后開手機沒啥不良后果,干嗎不痛痛快快讓大家開手機得了?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律或規(guī)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現(xiàn)在不少經(jīng)濟管制,或曰法規(guī)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zhí)行,弄來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過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車”,為什么?常常是“白車”經(jīng)營的門檻過高、負擔太重。凡“白車”服務不到的地方,“黑車”常常應運而生。再看所謂“小產權”,法律上沒地位,現(xiàn)實中有市場。單單天子腳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業(yè)?還有早就過時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戶”?挺大一個小伙子,交談幾句就告訴你他是被罰了幾十萬元才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們對我們這個社會,會怎么看?金融改革講“利率市場化”,討論得很熱鬧?勺哌M生活,哪種利率模式現(xiàn)實里沒有?所以,法外世界很熱鬧,到處都是“中國式過馬路”。 講到這些現(xiàn)象,“小道理”盛行——這個不讓碰,那個不讓改。但似乎忘了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絕大多數(shù)人的絕大多數(shù)行為,在合法的框架里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盡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敗。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F(xiàn)實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制里來。在這三個方向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后面。 這本文集討論的,就是一個很難改的體制,如何在不改更難的預期下,繼續(xù)改革的邏輯。是為序。
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教授,“孫冶方經(jīng)濟科學獎”獲得者,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jīng)濟人物”之一。
早年在黑龍江下鄉(xiāng),其間在完達山狩獵七年半。 1978年從農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jīng)濟系。畢業(yè)后工作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和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發(fā)展研究所,在杜潤生先生指導下從事農村改革發(fā)展的調查研究。 1989年5月開始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訪問學習。1991年秋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96年春季,回北京大學中國經(jīng)濟研究中心(現(xiàn)為國家發(fā)展研究院)任教,并應邀為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浙江大學經(jīng)濟學院、復旦大學經(jīng)濟學院和長江商學院等院校開設課程。 研究范圍主要包括產權與合約、經(jīng)濟史、經(jīng)濟制度變遷理論、企業(yè)與市場組織、壟斷、管制與管制改革等。自1996年以來,相繼開設了經(jīng)濟組織和經(jīng)濟制度、發(fā)展經(jīng)濟學、新制度經(jīng)濟學等課程。 著作有《突圍集》《城鄉(xiāng)中國》《競爭與繁榮》《貨幣的教訓》《中國做對了什么》《病有所醫(yī)當問誰》《世事勝棋局》《真實世界的經(jīng)濟學》《挑燈看劍》《產權與制度變遷》等。
自?序 /V
第一部分 中國做對了什么? 改革30年感言 / 003 鄧小平做對了什么? / 006 科斯的中國影響力 / 026 過去十年是改革開放收獲的十年 / 033 第二部分 重新界定產權之路 重新界定產權之路 / 047 一部未完成的產權改革史 / 054 公司理論與中國改革 / 077 農民、市場與制度創(chuàng)新 / 091 第三部分 土地制度改革 農村改革:國家與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變化 / 121 農民收入是一連串事件 / 187 城市化、土地制度與宏觀調控 / 206 試辦“土地交易所”的構想 / 221 變革土地制度的時機已經(jīng)成熟 / 226 成都試驗的新進展 / 236 第四部分 貨幣制度重于貨幣政策 貨幣、制度成本與中國經(jīng)濟增長 / 249 “貨幣深化”與改革的風風雨雨 / 265 貨幣無僥幸 / 269 銀根與“土根”的糾結 / 273 政府主導投資的經(jīng)濟性質 / 277 貨幣制度重于貨幣政策 / 281 第五部分 改革驅動的經(jīng)濟增長 向內轉型的困難 / 291 不能僅靠政府拉動經(jīng)濟 / 293 經(jīng)濟增長與企業(yè)成長 / 296 應對更激烈的全球競爭 / 301 三種私人資本和中國經(jīng)濟 / 310 科斯定理與國資轉讓 / 318 第六部分 中國還需要做對什么? 改革是對未來最重要的投資 / 325 民貧國衰、民富國強 / 329 體制政策要靠前 / 334 防止改革成為半拉子工程 / 337 避免糟糕的政策組合 / 339 以規(guī)則的確定應對結果的不確定 / 347 “中國制造”的轉型前景 / 353 中國還需要做對什么? / 357 接著石頭過河 / 363 跋?從抽象上升到具體 / 汪丁丁 /371
鄧小平做對了什么?
本來我為會議準備的是另一篇論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來信轉述了以下意見:“他認為如果沒有一篇關于鄧小平的論文,這次研討會將是不完美的。”來信還說:“你可能是提供這樣一篇論文最合適的人選。”這當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榮耀。不過,我倒愿意說明,為什么自己愿意冒著不自量力的風險,也要嘗試著完成當時已經(jīng)97歲高齡的科斯——這次研討會的發(fā)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務。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書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給了我兩本小書。翻開一看,是張五常著的《中國的前途》和《再論中國的前途》。但落在我手上的這兩本,卻顯然是盜版的:開本很小,紙質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顯痕跡;封皮上沒有字,里面印有“內部讀物”的字樣。 在《中國的前途》的第148頁,張五常這樣介紹:“科斯對經(jīng)濟制度運作理解的深入,前無古人,且對中國的經(jīng)濟前途深表關懷!睍刑岬搅丝扑沟膬善笞,用產權(property rights)與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闡釋了制度和制度變遷的理論。那時我自己對市場交易沒有多少感受,因此對“交易費用”不甚了了,特別是對把交易費用假設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難。但是,對于“產權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卻立刻覺得它有非凡的解釋力。 為什么獨對產權界定別有感悟?容我交代一點背景。我是1978年從黑龍江農村考到北京讀大學的。此前,我沒有機會上高中,不過是1966年的一個初中畢業(yè)生,經(jīng)歷了3年停課,“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鄉(xiāng)。等我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已在鄰近蘇聯(lián)的邊陲之地上山下鄉(xiāng)10年了。對我這樣的人來說,鄧小平時代的第一頁,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復高考的決定。這一頁改變了我們一代人的命運。 1978年10月后的北京,是中國偉大變革的旋渦中心。我們?yōu)橹匦芦@得讀書機會而奮發(fā)學習。不過在那時的北京城,似乎也擺不下一張完全平靜的書桌。我們到西單看過大字報,傳閱過當時一切可得的有關日本、美國、歐洲各國、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現(xiàn)代化情況的報道,也聚在一起收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新聞公報,以及鄧小平與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著名談話。站在那個中國開放時代的端口,為了消化大量撲面而來的新鮮信息,我們在自發(fā)組織的讀書小組里度過了無數(shù)不眠之夜。 不過,最打動我們的,還是在一個聚會上聽到的安徽農村包產到戶的消息。那是親到現(xiàn)場調查的人帶回的第一手報告:大旱天氣增加的饑荒威脅,逼得農民悄悄把集體土地分到了戶;結果,糧食大幅增產,但“包產到戶”卻不合法,農民只在底下秘密推進。這個故事讓我們興奮。在貧困好像與生俱來、無可更改的中國農村,原來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徑!我們的困惑是:為什么被實踐證明可以促進生產、解決農民溫飽的生產方式,卻得不到“上層建筑”的合法承認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學生為主、自發(fā)成立了一個農村研究小組,立志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和發(fā)展面臨的種種問題。由于全部有過上山下鄉(xiāng)的親身經(jīng)歷,其中還有幾位本人就是農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進農村和農民的生活,觀察、詢問、調查、分析、研究和辯論,提升對真實世界的認知水平。機緣巧合,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潤生先生等前輩中國農民問題頂級專家的欣賞、指點和支持,把我們帶入改革政策的制定過程。其中個人最離奇的經(jīng)歷,就是身為一個非黨人士,也參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關于農村改革幾個政策文件的準備、起草、修訂、成文的全過程——按規(guī)矩,這些黨內文件一旦下發(fā),是不可以讓我這樣的黨外人士閱讀的!仿佛在不經(jīng)意之間,我們見證了歷史:對于8億中國農民來說,包產到戶才是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偉大活劇的第一幕。 中國特色的產權界定 包產到戶并不是新生事物。調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縣就出現(xiàn)了包產到戶——剛被卷入高級社的農民發(fā)現(xiàn)“大鍋飯”帶來出工不出力的消極傾向,就把集體土地劃分到農戶,以此約束集體成員努力勞動。后來我結識了當年主政那個地方的縣委書記李云河,他因贊成包產到戶而被革職、遣返老家務農長達21年之久!1959—1961年,包產到戶出現(xiàn)在“大饑荒”最嚴重的所有省份,其中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產隊,農民把能夠有效抵抗饑荒的責任田稱為“救命田”。問題來了:既然包產到戶不是鄧小平主政中國以后才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更不是鄧小平自上而下發(fā)明或推行的一種土地制度,為什么要把農村包產到戶改革看成鄧小平偉大戲劇的第一幕? 答案要從包產到戶本身尋找。“包產到戶”的學名是“家庭承包責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這套制度下,集體的土地分給農戶,以農戶承擔一定的責任為前提。在開始的時候,農戶的責任通常聯(lián)系著產量——以相應土地面積的常年平均產量為基線,農戶承諾將交多少給國家、多少給集體,以此交換土地的承包經(jīng)營權。很顯然,這是一個“增加的產量歸農民”的合約,對生產積極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戶的土地,并沒有改變集體所有制的性質——它們還是公有的,只不過按照約定的條件交給農戶使用而已。 農民和基層生產隊發(fā)明了家庭承包責任制,也證明了這套辦法能夠有效地增加產量、抵御饑荒。但是,農民和基層生產隊并不能決定包產到戶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認。這是蘇式中央集權體制的一個派生物:任何經(jīng)濟組織、生產方式的變動,都被看成事關社會主義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須由最高權力當局決定。在中國,從“三條驢腿的合作社”到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組成的超級人民公社,從要不要辦集體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員私養(yǎng)集體的母豬,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奪?墒牵飨瘜w土地承包給農戶經(jīng)營的辦法抱有很深的成見。有記錄說,雖然嚴重的饑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許包產到戶,但只要“權宜之計”產生了效果,經(jīng)濟情況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舉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大旗予以無情打擊。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包產到戶屢起屢批。 自發(fā)的合約得不到法律承認和保護,對當事人的預期和行為就有不利的影響。我們看到,自發(fā)的包產到戶固然可以讓農民嘗到增產和溫飽的甜頭,但此種好處究竟能不能持續(xù)?未來繼續(xù)承包的條件有什么改變?以及在什么情況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這些疑慮都影響著農戶的生產和投資(農地保護和改良)決策。這是來自合約本身性質的一個實質性的困難:作為有待兌現(xiàn)的一組承諾,不穩(wěn)定的預期無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約的履行成本。 鄧小平的貢獻,是把國家政策的方向,轉向了對促進生產力的自發(fā)合約提供合法承認與保護。這并不是這位偉大政治家一時心血來潮的杰作。據(jù)杜潤生回憶,早在1962年鄧小平就談道:“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要采取這樣一種態(tài)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保ā抖艥櫳貞涗洝罚332頁)這說明,鄧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認”對特定生產關系(產權與合約)的意義。當歷史把他推上了核心領導地位之后,鄧小平就用“這樣一種態(tài)度”來對待農民和基層創(chuàng)造的家庭承包責任制。 在鄧小平路線下,農民家庭承包制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邊遠地區(qū)擴展到發(fā)達地區(qū)農村,進而幾乎覆蓋了全國所有的農村生產隊;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擴展為“長期不變”;合約的責任從聯(lián)系產量開始,逐步演變?yōu)槁?lián)系土地資產。農民家庭承包責任制不斷得到更高規(guī)格的合法承認:從基層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認,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國人大通過了《農地承包法》,確立了農戶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這部法律,全部農地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都長期承包給了農戶;“集體”仍是農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經(jīng)濟職能就是到期把所有農地發(fā)包給農民。隨著承包戶擁有續(xù)訂合約的優(yōu)先權,“長期不變就是永遠不變”。 中國人創(chuàng)造的這個經(jīng)驗,讓我們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個命題:“清楚的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保ㄖ凶g本見《生產的制度結構》,第73頁)我們可以說,產權界定也是合約的前提——要不是雙方或多方各自擁有清楚的資源產權,他們之間怎么可能達成任何一個合約?可是,中國的實踐卻提醒人們:恰恰是承包合約才界定出清楚的農民對土地的權利,因為在訂立承包合約之前,作為集體成員的農戶究竟對集體土地擁有何種權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這是不是說,農戶的產權反而是經(jīng)由合約才得到界定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可以得出一個新的結論:合約締結與產權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開的同一回事。 合約可以經(jīng)由再合約(re-contracted)得到調整,而經(jīng)由合約不斷界定的產權也就可以不斷進一步明確其經(jīng)濟含義,并逐步提升產權的“強度”。我們在中國看得清楚,后來被列入《憲法》保護范圍的私人財產權利,最初就是從城鄉(xiāng)公有經(jīng)濟的承包合約中產生并發(fā)展起來的。私人承包獲得的公有資源在約定條件下排他的專用權,不是私產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約,超出約定產量的部分一般歸承包人所有,這難道不正在創(chuàng)造更完備的私產嗎?隨著承包私產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產不斷由少增多、由弱變強,公有制成員不斷擴大對外締結合約的范圍,循序漸進地積累起更多的私產,也進入更豐富多樣的市場合約網(wǎng)絡。這套經(jīng)由合約界定出清晰產權的辦法,從農業(yè)擴展到非農業(yè),進而擴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國市場經(jīng)濟的基礎。 來芝加哥參加這次會議的時候,正是中國春小麥的收割季節(jié)。此刻在華北農村的田野上,有一幅壯觀的畫面:成千上萬臺拖拉機和收割機,順著莊稼成熟的路線跨村莊、跨市縣、跨省份移動。這些拖拉機和收割設備,有私人的,有多個私人擁有并集合到一個合作社或一個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給私人經(jīng)營的。它們作業(yè)的范圍,早就超越了一個個“集體”的狹小范圍,唯有一個復雜的市場合約網(wǎng),才把它們與數(shù)目更加巨大的農戶、合作社、公司制農場的收割服務需求連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參加了進來,一道道緊急頒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對這些農機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務。這是經(jīng)歷了30年改革的中國經(jīng)濟的一個縮影:產權與合約構成了所有活躍的生產活動的制度基礎。 鄧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過“產權界定”的理論表達?墒牵囆∑降母母镏谰褪菆猿之a權界定并寸步不移。這套中國特色的產權界定,一直受到來自不同方向的批評。一種批評說,鄧小平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經(jīng)濟的最后邊界,因而背離了經(jīng)典社會主義。這個批評忽略了繼續(xù)維系一個不斷支付昂貴組織成本的體制的巨大代價,這一點,人們通過比較改革的中國與拒不改革的那些國家在經(jīng)濟表現(xiàn)上的顯著差別,就可以獲得深刻印象。另一種批評認為,基于承包合約的產權改革遠不如“全盤私有化”來得徹底和過癮。這種批評則看輕了制度變遷所要付出的代價:只要過時的觀念和既得利益纏住了相當多的人群,任何“激進和徹底的改革”在實際上都寸步難行。甚至,制度選擇的“最終目標”也受制于交易費用的狀況。例如,這次我們大家到芝加哥大學開會,都要借助屬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徹底化為“私路”呢?答案是費用。每人一條專用的道路顯然太過昂貴,于是社會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時約束人們的行路規(guī)范。 鄧小平不為任何批評所動。他始終堅持一點,無論如何也要容許中國人在實際的約束條件下從事制度和組織選擇的探索和試驗。任何產權、組織或合約形式,只要被證明可以促進生產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鄧小平就樂意運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動員國家機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標題下為之提供合法承認。這看起來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實用主義的策略。但是,有了自科斯以來的經(jīng)濟學的進展,我發(fā)現(xiàn)在中國改革的實踐經(jīng)驗里,包含著具有很高普適性的道理,這就是廣義的交易費用決定著制度的存在及其變遷。 把企業(yè)家請回中國 2006年,我訪問了浙江東部臺州市松門鎮(zhèn)的一家民營公司。創(chuàng)辦人叫江桂蘭,是個農家女,中學畢業(yè)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貸來的20萬元,辦起了這家塑料制品廠。4年后,江桂蘭在廣交會上向別人轉租來的六分之一展臺上,與外商簽訂了第一個出口合同。又過了10年,江桂蘭的公司已成為肯德基全球范圍所用餐具的主要供貨商。等我到訪的時候,江桂蘭的公司有1 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個集裝箱制成品。 江桂蘭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國非常平常。比起華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馬云、吉利汽車的李書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營公司老總,江桂蘭過于普通了。不過,要是在改革前,江桂蘭的公司就是不到現(xiàn)在的百分之一也容易“舉世知名”——在那個時代,任何“自由雇用”工人的企業(yè),都有機會作為“資本主義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聞的榜首!同樣是私人辦公司,從被看作“資本主義”的洪水猛獸,到被戴上“民營企業(yè)家創(chuàng)業(yè)”的桂冠,滿打滿算也只不過30年——中國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人們當然要提到來自實際經(jīng)濟生活的壓力。一方面,在“短缺經(jīng)濟”下商品和服務的長期匱乏,滿足不了城鄉(xiāng)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單一公有制經(jīng)濟又容納不了日益增長的就業(yè)要求,特別是不能吸納包產到戶改革后釋放出來的巨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兩方面壓力的匯集,逼迫中國以更靈活的方式組織經(jīng)濟。 于是,在單一的公有制經(jīng)濟下,出現(xiàn)了野草般頑強成長的“個體戶”。當年北京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鄉(xiāng)知青在路旁擺攤出售“大碗茶”。他們自我雇傭或利用家人勞動力,靠私下籌集的小資本捕捉種種市場機會。一些個體戶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擴展的市場要求他們進一步擴大生意的規(guī)模。結果,“個體戶”開始越出了“家庭勞動力加兩三個幫手”的規(guī)模,向著雇用更多工人的“私人企業(yè)”方向演變。挑戰(zhàn)來了:社會主義中國怎么可以容許“資本主義剝削”的復辟? 對傳統(tǒng)思維而言,私人擁有生產資料,自由雇用特別是雇用工人超過7人以上的企業(yè),當然就是“資本主義剝削”,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這條馬克思和蘇聯(lián)模式劃下的鐵的界線,中國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后,就再也沒有逾越過,F(xiàn)在,改革突破了傳統(tǒng)戒條,是不是“走資本主義”的疑慮籠罩中國。 同時高舉改革開放與堅持社會主義兩面旗幟的鄧小平,抓住了一顆瓜子破解難題。80年代初,安徽蕪湖個體戶年廣久炒賣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場追捧,生意迅速擴張。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從雇4個幫手開始,兩年內發(fā)展成一個年營業(yè)額720萬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業(yè)。“傻子”當上了老板,爭議也從蕪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奪小小一顆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當時供職的農村政策研究機構是杜潤生領導的,他組織了關于“傻子瓜子”來龍去脈的調查,并把有關材料報到了鄧小平的案頭。記得當時傳回來的鄧小平指示,斬釘截鐵就是“不要動他”四個大字!其中,最了得的還是那個“動”字,因為這一個字就包含了“運用國家機器的強制手段給予取締和打擊”的全部意思。既然歷史經(jīng)驗顯示過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鄧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試試,再也不準用專政手段對待像年廣久這樣的民營企業(yè)家。 鄧小平的辦法就是允許實踐,并從實際出發(fā)來觀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難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廣久雇用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國有公司的工作機會;年廣久付給工人的薪水,不低于當?shù)貒泄S的給付水平;這些工人原本或失業(yè),或從事其他工作但收益還不如給年廣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場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給——老板與老板的市場競爭加劇了,不但是顧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公案又做何處理? 沒有人指出,剩余價值學說的基礎是交易費用為零。馬克思在理論上堅持,當資本在“流通領域”雇用勞動力時,雙方交易遵循的是等價原則。在這里,一切商品包括勞動力商品的價格等于價值,因此就排除了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奧秘發(fā)生在其后:當資本家?guī)е蛠淼墓と诉M入工廠的大門以后,通過組織、指揮、命令工人生產出高于其勞動力價值的產品;最后,企業(yè)主帶著這些產品回到商品流通領域,再次通過等價交換而完成剩余價值的實現(xiàn)。 很明白,在上述各個環(huán)節(jié),都沒有交易費用這回事。不是嗎?資本家似乎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發(fā)現(xiàn)顧客及其需求的各種細節(jié),從而決定生產什么和生產多少;資本家也不費吹灰之力就發(fā)現(xiàn)待雇的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從而決定以什么價格、什么合約形式雇多少要素;資本家甚至無須付出監(jiān)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團隊產品自動大于團隊成員個人產品的算術之和。在這個前提下——也僅僅在這個前提下——我們當然同意馬克思的意見:“剩余價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還帶有道義上不公正的剝削性質。 問題是,真實世界里的交易費用絕不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務的買家與賣家,特殊如資本家與工人,他們之間在市場上的互相發(fā)現(xiàn)、訂約和履約,都要付出昂貴的費用。交易費用不為零,就既不存在自動的“等價交換”,也不存在不需要經(jīng)營、監(jiān)督和管理的經(jīng)濟組織。從這點看,發(fā)現(xiàn)市場、協(xié)調供求、組織生產等項職能,絕不是“多余的”。資本家們獲取的報酬,部分是投資于企業(yè)的財務資本的利息,部分是作為企業(yè)家人力資本的服務回報。至于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場競爭——企業(yè)家與企業(yè)家的競爭、工人與工人的競爭、商品買家與買家的競爭以及商品賣家與賣家的競爭——決定的。 資本家當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對稀缺性謀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場中人一樣,資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約的過程中,侵犯、損害各相關利益方——其他股東、各種債權人、工人、上下游供應商、產品經(jīng)銷商,甚至顧客——的利益。人們可以用“剝削”之名囊括所有這些侵權行為,但是無論如何,“剝削”并不是資本家的唯一職能,正如可能的假冒偽劣行徑并不是商販的全部職能一樣。在真實世界里,人們節(jié)約交易費用的行為與增加交易費用的行為——兩者皆可圖利——經(jīng);祀s在一起。究竟哪一種行為主導了經(jīng)濟,取決于現(xiàn)實的約束條件——習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實際執(zhí)行。 那么,究竟怎樣對待真實過程里的資本家呢?蘇聯(lián)模式得出了一個革命的結論——“消滅資本家,消滅一切剝削”。但是,這樣一來,把資本家節(jié)約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的職能也一并消滅掉了。問題是,交易費用并沒有隨著資本家的被消滅而消失。社會主義經(jīng)濟仍然面臨節(jié)約建設成本、生產成本、制度成本和組織成本的嚴重問題。結果,把資本家打翻在地的社會主義國家,只好由自己來扮演“總資本家”的角色,即用“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法權”(列寧)來管理國民經(jīng)濟。幾十年的實踐結果表明,中央計劃體制不但運行成本奇高,也并沒有完全消滅“剝削”——作為等級制替代產權與市場合約制度的產物,官僚特權替代了資本家的剝削;在“大鍋飯”的體制下,多勞不能多得的人,天天受到“不多勞卻多得”行為的剝削。這個結果應該出乎革命家當初的預料,它當然要被反思。鄧小平不允許把重新冒頭的民營企業(yè)一棍子打下去,堅持多試試、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復雜問題分開來處理的路徑。蘇聯(lián)和中國自己的歷史教訓時刻提醒著中國改革的決策者,為什么社會主義經(jīng)濟非要把資本家連同創(chuàng)業(yè)精神、市場判斷力、組織和協(xié)調生產的能力一起拋棄呢? 鄧小平把企業(yè)家請回了中國。他執(zhí)掌中國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歷史上“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榮毅仁,并大膽決策劃出一筆國有資本交付榮先生全權打理——這開啟了“國有資本+企業(yè)家”的新經(jīng)濟模式。鄧小平還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威,多次對“傻子瓜子”這個事件表態(tài),不準再動用國家機器魯莽地扼殺民營企業(yè)家。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問:允許這些企業(yè)家的存在,難道真的就危害了社會主義嗎? 越來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確答案。隨著企業(yè)家的存在被廣泛認為是“對的”(right),創(chuàng)業(yè)當企業(yè)家就再次成為中國人的一項權利(the right)。改革以來,中國發(fā)布了多個政策文件,通過了多部法律,并數(shù)度修訂《憲法》,逐漸承認并保護了普通人自由締約、創(chuàng)辦各類企業(yè)、按投資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權利。據(jù)一項權威發(fā)布,到2007年底,中國的民營經(jīng)濟約占國民生產總值50%、非農就業(yè)的70%、稅收的30%~40%。這是改革前無論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重新認識“看不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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