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哲學》：

　　《中庸》是中國教育哲學的第一著作。《中庸》是《禮記》中的一篇，其作者是孑L子的孫子子思�！吨杏埂吩凇抖Y記》中最初并沒有突出的地位，隨著唐宋之際佛教在中國的興盛才逐漸變得重要起來。乃至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后，和《大學》一起同《論語》《孟子》并稱為“四書”，成為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時期科舉考試命題的主要內(nèi)容。《中庸》被儒家“發(fā)掘”出來，事實上是為了應(yīng)對禪宗在世界及人生意義解釋力方面的挑戰(zhàn)：《中庸》先是為佛學家所重視，借融合《中庸》擴張勢力，而后又被儒家道學接過來掩去佛學的名頭而擴張儒學的影響。總而言之，《中庸》作為儒家教育著作中的教育哲學著作是有其理由的，一如其涵括的天命心性的哲學味道和中庸致和的思辨取向1�！吨杏埂氛J為教育即“循性修道”。《中庸》開篇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2，這是從“教”的前提角度提出了“教”從何而來和“教”的根據(jù)。天賦予人的稟賦是“性”，遵循天性而行動稱為“道”，從道人手，修飾品節(jié)，這就是教化。這里可以看出思孟學派的核心思想，子思門人傳及孟子，孟子就發(fā)展出了“存心養(yǎng)性”“修身立命”的性善論的教育學說。即人先天具備善端，后天的教育就是要擴充和完善這種善端�！吨杏埂烦薪涌鬃诱J為道德的最高標準就是能夠做到中庸，即待人接物、為人處世有分寸，能做到不偏不倚、無過而無不及，教育和學習是達到這一道德水準的手段。做到中庸或中和的一個重要的心理條件是“誠心”，即“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3。以誠心明白事理就是天性，從內(nèi)在天性出發(fā)才能認識外部世界（后來為心學所強調(diào)）；由明白事理而能誠心，通過外部世界的求索以及接受教育才能做到誠心（后來為理學所強調(diào)）。《中庸》還提出了著名的學、問、思、辨、行的“為學次序”�！把�性”之“性”為天所命定，后來的理學就將這種“性”發(fā)展為“天命之性”即“天理”（相對的是人的渾濁的“氣質(zhì)之性”），儒學就因由崇信天理而普及成為儒教。

　　《中庸》作為教育哲學重要的一方面在于其著力點在“教育形式”。按照形式和內(nèi)容的二分法，教育內(nèi)容好比語文、數(shù)學等各學科知識，而教育形式是教育理論和實踐關(guān)照的對象（當然，教育內(nèi)容也有其“形式”問題，比如教育內(nèi)容的選擇、編排、呈現(xiàn)等）。教育形式主要指教育的本質(zhì)、方法、手段、過程設(shè)計、實踐藝術(shù)——教育哲學作為教育理論學科，它的使命中的重點不是直接進行哲學教育（否則就成了哲學通識），而在于對這種“教育形式”的哲學探討�！吨杏埂芳匆浴暗啦贿h人”、心誠則靈這樣的思想，將教育理解為“儒學內(nèi)容”的“自我修為”，將“學習”提到“教育本體”的層面上。盡管儒學如《論語》《孟子》都有相關(guān)的教學原則、教學方法的論述，顯然都是一般教育理論層面的。所以，《中庸》相對于哲學和教育的一般理論而言，更是教育哲學。也難怪佛學會吸納它而“為我所用”。

　　對于教育的理解還有文化上的不同。在中國古代社會，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總體上是行重于知、學重于教的。而且，中國古代使用“教”字本來就和今天不同，相對于使別人學習，“教”更是君子賢人自己修業(yè)進德的一種方式，教是學的一種方式（所謂教學相長）。所以，《中庸》中教育即循性修道，不談教而只言學，原因即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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