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新中國想象》作者的首本“著作”就這樣出世了。
　　2012年博士畢業(yè)后，《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新中國想象》作者到武漢大學任教。那時候新聘教師是“師資博士后”的身份，即在一般的教學科研之外，還得從事博士后工作。兩年后經(jīng)過出站考核，方轉(zhuǎn)為“固定編制”教師。這本小書就是以博士后出站報告為基礎(chǔ)修改的，所以算是三四年前的東西了。
　　《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新中國想象》作者的博士后研究其實是在博士論文做完之后，“意猶未盡”的產(chǎn)物。所論問題固然不同，但其歷史背景和思考視域則是一樣的，可以說是博士論文的姊妹篇。然而，由于以博士論文為基礎(chǔ)申報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卻尚未結(jié)項成書，所以，現(xiàn)在竟然把這后寫者先出版——姐姐未出閣，妹妹倒搶先嫁了。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拙作的平庸粗淺是顯見的，疏漏之處也有待日后增補改進。可以自《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新中國想象》作者安慰的是，從碩士論文到博士論文再到博后報告，《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新中國想象》作者的四十年代情結(jié)總算有個了結(jié)了。雖然《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新中國想象》作者對文本細讀，對文學的“內(nèi)部研究”興味亦濃，但自從遇上“四十年代”，便一見鐘情一往情深，“抗日”“戰(zhàn)爭”“遷徙”“西部”“轉(zhuǎn)折”“知識分子精神”“建國”“新社會”等問題就縈繞于懷，揮之不去，“寤寐思服”。歷史學出身的《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新中國想象》作者，深感當代中國的諸多問題，皆可以追溯回四十年代（延續(xù)到六七十年代）。這也算一種“感時憂國”罷。
　　而《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新中國想象》作者所說的“了結(jié)”還有一層意思。從博士期間開始，當《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新中國想象》作者選擇相關(guān)議題的時候，就隱隱感到一絲不安：《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新中國想象》作者所書寫、所追憶、所緬懷或者反思的對象，僅僅是所謂“知識分子”，甚至主要是精英知識分子。《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新中國想象》作者關(guān)注的僅僅是他們的思想、生活，他們對社會的批評、對國家的想象和設(shè)計。而這一群體之外的更廣大部分的存在，在《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新中國想象》作者看來，其被關(guān)注和書寫的意義更為巨大。比如，《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新中國想象》作者的大部分生活在農(nóng)村的祖父輩和父輩，大都是20世紀頭10年至四十年代生人，親身經(jīng)歷了從“民國”到“新中國”的變遷與轉(zhuǎn)折，他們更有資格講述歷史的豐富和時代的詭譎及個人命運在其中的沉浮。他們當然也有資格講述“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和紅太陽升起以后的歲月。在此之前，《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新中國想象》作者只是將之視作“故事”來聆聽，而忽視了其史傳的價值。事實上，這一部分的沉默的“他們”，“無言的痛苦是太多了”；而1949年，距今也快七十年了，歷史記憶刻不容緩。希望以后可以將部分精力投入到口述史、回憶錄的整理和農(nóng)村社會變遷的研究。
　　十來年前，讀到周德偉先生“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yè)誤蒼生”一聯(lián)，頗為震撼和感慨。寫作此書時，也時時想起這句話，為彼時的前輩先賢，也為從四十年代迄今的中國知識分子。楊奎松先生稱之為“忍不住的關(guān)懷”，極為恰切。所以，《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新中國想象》作者在書中對一些人事雖略有苛評，但整體上仍是極為欽佩敬服這些先生們的，常有“前不見古人”之感。這也是從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大的收獲和感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