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李培林
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國和一些東歐國家（如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等）都開始了“市場轉型”（market transition），即從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這種市場轉型也伴隨著巨大的社會變遷，變遷之迅速和深度引起世界普遍關注，也激發(fā)了一大批學者投入對“市場轉型”這個議題的研究中，“市場轉型”在20世紀90年代也成為國際社會科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同樣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更加主導的作用，中國與東歐國家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走的是一條漸進的道路。這條道路的特色，就是在堅持基本政治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東歐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一種政權變更下的“激進改革”，伴隨著快速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移植。這兩種模式在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方面也帶來不同的結果。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fā)，這兩種道路的不同績效開始引發(fā)廣泛的關注。中國與東歐國家的比較，在20世紀90年代晚期“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后，重新迎來了新的問題和新的挑戰(zhàn)。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給社會結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涌現出許多新階層和新問題，但社會變遷并沒有引發(fā)大的社會動蕩。而在東歐的一些國家，比如匈牙利，激進改革給社會帶來了陣痛，一度出現非常緊張的政治局面。尤其是在金融危機之后，由于過分依賴境外投資，匈牙利的經濟現狀陷入了困境。
另外一方面，伴隨著歐美發(fā)達國家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動蕩，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研究的新寵兒。一些國際學者開始在各種場合談論“資本主義的衰落”，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其他發(fā)展模式的崛起。一些學術研究成果也開始引發(fā)媒體和學界的反響。然而，這些研究有著兩個主要的缺陷。一是大多數的研究，是由國際關系、地緣政治或者世界經濟與政治等學科的學者在進行的，缺乏實證社會科學界的聲音。二是許多研究將新興市場國家，僅僅局限于大國，尤其是以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為代表的“金磚國家”身上，忽視了對一些中小新興經濟體的研究，特別是忽視了一些市場經濟建設很有特色的國家經驗。因此，國際比較研究的合作，一是要“把社會學帶進來”，通過社會學的視角和思維，使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數據，對新興市場國家的社會結構變遷做出研究；二是“把社會主義帶進來”，通過中國與東歐國家的比較，探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可以汲取的經驗和教訓，并通過對“中國經驗”的對比，進一步加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解。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在開展中美比較、中俄比較，中歐比較、金磚國家比較等項目的同時，把中國與東歐國家比較也列為一項重點課題。2000年前后，在我擔任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期間，我訪問了許多前社會主義東歐國家，包括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匈牙利、波蘭等，原希望他們能形成一個統一合作的整體，但實際上很難。在一些已經加入了歐盟的前社會主義東歐國家，人們對“東歐國家”這個表述有些敏感，他們更愿意接受“新興市場國家”的概念。所以中國和東歐國家比較這項課題，在很多場合下被稱作“新興市場國家比較研究”。自2012年開始，社會學研究所與波蘭、匈牙利、捷克三個國家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合作，舉辦了一系列的學術活動，建立了每隔一年輪流在中國和東歐三國舉辦學術研討會的“慣例”。
2012年7月14日至15日，“新興市場國家的社會結構變遷：國際比較的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寧夏銀川召開。此次研討會由社會學研究所主辦，作為中國社會學會2012年學術年會中的一個分論壇，是分論壇中唯一一個以英語為媒介語言的研討會。來自中國、捷克、匈牙利及波蘭等國家的二十多位學者與會。當時我作為所長也出席了研討會并發(fā)言。與會學者在會上達成共識，每兩年在中國和中東歐各自召開一次較大的研討會，中間一年召開一次較小的總結會。并以會議為中介，進一步推動課題的立項和成果的出版。
為落實這一共識，從2012年開始，每年都圍繞“新興市場國家的社會變遷”這一主題召開中國與東歐國家的研討會。2013年9月，在匈牙利召開以“新興經濟體的社會變遷”為主題的研討會，并在捷克召開了圓桌討論會。與會者在研討會上發(fā)表了高質量的論文。捷克和波蘭的學者在后來通過所在科學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交流合作協議，對中國進行了回訪并召開了學術研討會。
2014年，社會學研究所又組團赴波蘭科學院哲學與社會學研究所進行訪問，同時參加由波蘭科學院、匈牙利科學院、捷克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四家機構聯合主辦的“轉型時期傳統與現代間的社會不平等：中國、波蘭、捷克和匈牙利的經驗”國際學術研討會。波蘭科學院院長柯樂伯（Michal Kleiber）、中國駐波蘭大使館科技參贊葉向東作為嘉賓出席了研討會,柯樂伯院長還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波蘭5名學者、中國5名學者、捷克3名學者、匈牙利4名學者先后發(fā)言。在這次波蘭舉行的研討會上，波蘭科學院資深社會學家斯隆茲斯基（Kazimierz Slomczynski）為會議做了總結。他認為，中國和東歐國家之間的合作存在廣泛的空間，各方不僅要善于利用現有的數據資源，而且要站在理論的高度反思整個轉型過程的共性問題，開展更加實質性的合作，比如共同開發(fā)相關的數據庫。
在那次波蘭的學術會議結束后，中國、波蘭、匈牙利和捷克的學者舉辦了一個圓桌會議，專門討論未來的合作事宜。參加會議的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張翼表示，可以出版一個中國與東歐比較的社會學文集。波蘭哲學與社會學研究所的所長理查德（Andrzej Rychard）表示，將考慮將本次研討會的論文結集出版，或者，尋找合適的機會，在《波蘭社會學評論》（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或其他刊物上刊發(fā)特輯。匈牙利和捷克的學者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愿。捷克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科斯特勒吉（Tomas Kostelecky）建議，為了更好地申請相應的經費，同時為了在國際學術界更好地發(fā)揮影響，中國和東歐國家的科學院系統的學者，應該給現有的合作方式命名，以一種研究團隊或研究網絡（research network）的方式宣傳自己，中方積極響應了這一倡議。在履行各自的外事程序之后，中國、匈牙利、波蘭、捷克四國（社會）科學院的社會學研究所簽訂了正式的合作協議，組建“轉型時期傳統與現代性研究網絡”，進一步提升了合作的層次。
此后，這個研究網絡的活動內容和層次得到了極大豐富和提高。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匈牙利科學院合作研究項目“新興市場國家社會變遷研究：中國和匈牙利”于2015年初正式立項。這個雙邊合作課題使得雙方的一些動態(tài)的交流有了更加充分的制度和資金保障，比如該項目支持拍攝了“數碼博物館”的《學者對談》欄目。
2015年4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與波蘭科學院哲學與社會學研究所在華沙聯合召開“波蘭和中國：社會治理與社會變遷”研討會。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教授和波蘭科學院院長杜辛斯基（Jerzy Duszyński）教授出席了研討會，并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王偉光院長回顧了近年來中波雙邊關系發(fā)展情況，并表示在當前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加強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的新形勢下，進一步深化中波兩國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及智庫之間的學術合作與交流，具有重要意義。隨行王偉光院長的代表團成員有國際合作局局長王鐳、社會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孫壯志、歐洲研究所所長黃平、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趙克斌等。4月23日，社會學研究所一行學者與保加利亞科學院社會與知識研究所聯合舉行圓桌會議。王偉光院長一行也出席了圓桌會議，并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強調，借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保加利亞科學院重新簽訂合作協議之機，要進一步加強兩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合作。后來，保加利亞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也于2015年以正式協議的方式加入了“轉型時期傳統與現代性研究網絡”。
作為這個研究網絡學術活動的一部分，2015年10月17日至18日，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和上海研究院在上海大學聯合主辦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社會變遷國際研討會”，來自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上海研究院、上海大學、保加利亞科學院、波蘭科學院、捷克科學院和匈牙利科學院的近30位學者參加了本次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各國學者就本次會議論文的后續(xù)提交和出版工作達成了最終共識，正式啟動了這部論文集的編輯工作。
今天大家看到的這本論文集，匯集了來自中國、匈牙利、捷克、波蘭、保加利亞各國學者的一共20篇文章，內容涉及方方面面，既有宏觀的社會結構的變遷，也有最新的網絡研究方法的討論對話，還涉及健康、教育、農村等各個領域，為我們從比較視野出發(fā)全面理解中國與東歐國家的社會變遷，提供了難得的學習和參考資料。當然，這個文集也有局限性，還不夠專題化，理論方面也還較弱，這也說明這項合作研究還需要繼續(xù)深化。
社會學研究所發(fā)起的這個研究網絡，與該研究所的“金磚國家”研究網絡一起，實際上構成了一個更大的有關新興市場國家的國際比較研究網絡，它將為我們理解新的國際經濟社會格局提供很好的平臺。希望通過本文集的研究成果，帶動更多的社會學家和社會科學研究者，參與到這樣的研究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