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與臺灣兩地，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形成密不可分的關系。這種關系表現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方方面面，從研究的角度，可以做出種種不同的細分。無論如何劃分，行政關系都是其中無法繞過的關系，在閩臺各種“緣”中，算得上一個重要的“緣”。
　　閩臺行政關系的產生，既是一種基于地理關系的歷史必然，又是其他各種關系得以深化的重要基矗這種關系源遠流長。早在南宋時期，就有許多福建沿海居民移居澎湖，有關文獻明確記載澎湖及其附近島嶼隸屬福建晉江縣，地方官府曾采取在島上造屋遣將分屯等行政措施。元朝進一步加強對臺澎地區(qū)的行政管理，至元年間設立澎湖巡檢司，并征收鹽稅，仍屬泉州晉江縣管轄。明朝建立之初，繼續(xù)保留澎湖巡檢司，不久后因實行禁海政策，澎湖巡檢司被廢。明朝后期，沿海倭患盛熾，福建守軍曾多次深入澎湖、臺灣追擊倭寇，明確宣示臺澎一帶乃中國門戶，不容外國覬覦，并在澎湖設兵把守。1661年，鄭成功以福建為基地收復臺灣，尊奉明朝正朔建立政權。1683年清朝統(tǒng)一臺灣，次年設立臺灣府，并入福建行政序列。福建省原來轄有八個府，稱為“八閩”，臺灣府加入后，改稱“九閩”；雍正十二年（1734年）閩東地區(qū)福寧州升格為福寧府，福建又稱“十閩”。從1684年建立臺灣府到1885年臺灣單獨建省，臺灣隸屬福建省行政管轄達201年。1885年臺灣建省后，隸屬閩浙總督，許多行政事務依然與福建省分而不離，臺灣巡撫的官印稱為“福建臺灣巡撫關防”，臺灣地方官員的考核任用曾依托于福建，臺灣學子依然要到福建參加科舉考試，臺灣的財政缺口要以福建為主籌措“協(xié)銀”補給。臺灣從各項事業(yè)的開發(fā)、建設、發(fā)展，到最后成就一個行省的格局，一直離不開福建的強力支撐，在清朝高層設計中，閩臺兩省是“聯(lián)成一氣”“內外相維”的關系。
　　這就是福建與臺灣兩地行政關系發(fā)生、發(fā)展的主體內容。然而，由于地理和人文的因素，閩臺關系的淵源要深遠得多，實質的行政關系只是這種淵源水到渠成的產物；同時，這種行政關系的影響，不可能隨歷史的變遷而消泯湮沒，200多年作為“九閩”“十閩”之一的臺灣，留下的閩文化印記如影隨形，在中國異彩紛呈的區(qū)域文化版圖中，閩臺地域文化具有很強的同質性。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兩岸政治關系有了新的歷史演繹，福建在臺灣光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國共內戰(zhàn)造成的兩岸分離，依然沒有切斷閩臺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閩臺特殊關系將持續(xù)影響兩岸歷史的走向。因此，闡明閩臺歷史上的行政關系，在厘清區(qū)域性行政關系發(fā)生、發(fā)展的主體內容的同時，還要注重淵源追溯和后續(xù)影響的擴延。
　　筆者始終認為，作為一種歷史述說，闡述閩臺歷史形成的行政關系，應該具有一種超越區(qū)域和時代局限的眼光。任何歷史現象，包括區(qū)域歷史的發(fā)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與一定的歷史條件和特定環(huán)境相聯(lián)系。閩臺兩地從隔海相望，到跨海成為一個區(qū)域行政整體，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和歷史演進的邏輯。從足夠深廣的時空視野，我們可以看到，以福建人為主體的大陸人民開發(fā)臺灣并將之納入中國版圖的過程，是與兩種更為宏大的歷史過程相伴隨的，一是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過程，二是世界歷史進入近代以后國際政治秩序的震蕩和重構過程。這是述說閩臺行政關系不可抽離的背景。因此，這里有必要將這兩種歷史過程與臺灣開發(fā)和歸屬的關系做個前置性的梳理，也以此作為本書必要的理論建構和各章節(jié)設置的依據。
　　首先，應該從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高度，認識臺灣開發(fā)的過程。
　　中華文明的母體是一種內陸大江大河流域的農業(yè)文明。秦漢以后，隨著氣候的變遷、生產力的進步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漢族農業(yè)文明的重心總體上呈現向東、向南轉移的態(tài)勢。在漢族移民大規(guī)模到來之前，東南地區(qū)的歷史發(fā)展極其緩慢，福建在秦漢時期還屬于“瘴癘之地”，臺灣到元明時期還屬于原始部落社會。盡管“閩越”“島夷”很早就進入中原政權的視界，但因相隔遙遠和技術手段落后，長期處于行政管轄鞭長莫及的境地。
　　從漢代開始，農業(yè)開發(fā)向南拓展的趨勢逐漸明顯。漢高祖劉邦為表閩越族協(xié)助倒秦之功，封閩越族首領無諸為閩越國王。閩越國深受漢族農業(yè)技術和冶鐵技術的影響，大力發(fā)展稻作農業(yè)，經過數十年的休養(yǎng)生息，國力增長迅速，成為南中國一支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鼎盛時期“甲卒不下數十萬”。這樣一個強盛的王國，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以想見當時東南區(qū)域農業(yè)開發(fā)的程度。
　　閩越國因公然反叛中央朝廷，被漢武帝所滅，東南區(qū)域的歷史長期陷入低谷。三國時期，東吳出于拓展領土、鞏固后方的需要，派軍經略閩地，增設郡縣。兩晉間，北方戰(zhàn)亂，漢族南移，東南區(qū)域歷史逐步走出低谷。從唐初到五代間，多種政治風云際會，進一步促成了東南區(qū)域的開發(fā)，陳元光入閩、二王入閩等，帶來大批漢族移民，對東南區(qū)域展開全面經營。兩宋時期，福建在圍海造田、陂塘建筑、水車灌溉、品種改良、經濟作物引種、海運等方面的技術運用上，都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土地開發(fā)程度被生動地描述為“水無涓滴不為用，山到崔嵬猶力耕”。以此為基礎，東南區(qū)域的發(fā)展躍上新的高峰，福建從人口稀少地區(qū)一躍而成人口密集乃至過剩地區(qū)，經濟、社會、文化呈現全盛狀態(tài)，人力資源、技術、產品均具有了很強的向外輸出能力。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作為東南地區(qū)最后一塊農業(yè)開發(fā)表層空間的臺灣，很快進入辛勤的漢族農人的視野。
　　臺灣很早就已經引起大陸政權的重視和探索，其標志性事件就是吳國派軍“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和隋朝三次派兵入流求，只是限于技術條件，尚未能設治。宋元以后，福建成為全國重要的經濟文化發(fā)達地區(qū)，其雄厚的經濟技術條件和人口過剩所產生的強大輻射力，必然促使開發(fā)浪潮推向近在咫尺的臺灣這塊農業(yè)寶地。閩人發(fā)揮先祖篳路藍褸開發(fā)福建的傳統(tǒng)，開始向臺灣地區(qū)移民。先是開發(fā)澎湖，進而開發(fā)臺灣本島。從明朝到近代日本竊據臺灣之前，有史料可以查證大陸移民成規(guī)模進入臺灣本島的事實有：
　　明天啟年間漳州人顏思齊率眾在臺灣北港一帶開發(fā)經營。
　　明崇禎年間泉州人鄭芝龍招徠大批沿海農民入臺墾荒種植。
　　鄭成功收復臺灣時，帶去大批官兵、家屬以及受招徠的農民。
　　清朝統(tǒng)一臺灣后，持續(xù)200年中，陸續(xù)有大量閩南人、客家人移居臺灣。
　　1885年臺灣建省后的10年間，又有較多的大陸人移居臺灣。
　　與這些移民潮相對應的，是臺灣土地開發(fā)的一輪輪拓展。漢人到臺初期，開發(fā)地主要在臺南附近和平原地帶；鄭氏政權時代，開始分別往南、北拓展到高雄、嘉義等地，有些開發(fā)點分布到北部的雞籠、淡水及臺中等地；清朝統(tǒng)一臺灣后，開發(fā)大軍開始大規(guī)模向北部推進，原先的開發(fā)點也逐步擴大，連成一片，到嘉慶、道光年間，臺灣西部及宜蘭地區(qū)絕大部分已開發(fā)完畢；1874年，沈葆禎受命辦理臺灣事務，開辟東西通道以促進臺灣東部開發(fā)，開發(fā)區(qū)域繼續(xù)向各高山荒埔延伸。到19世紀90年代，在農業(yè)土地資源的意義上，臺灣已完成了全島開發(fā)。
　　從以上的歷史概述可以看出，整個東南區(qū)域的歷史，是在漢族農業(yè)文明的影響下逐步進化的，其開發(fā)過程波浪式推進的特點非常明顯，漢代閩越國的崛起、宋代福建經濟社會的全盛、明清臺灣的開發(fā)，就是這種波浪式推進的三波高潮標志，而推進波浪的原動力，來自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
　　在經濟文化重心南移趨勢的推動下，福建、臺灣的次第開發(fā)，有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和連貫性，從福建到臺灣，東南區(qū)域開發(fā)的歷史，當作一個整體觀。也就是說，臺灣的開發(fā)，是福建開發(fā)的繼續(xù)和延伸；整個東南區(qū)域的歷史，就是一部漢族文化播遷、開發(fā)東南區(qū)域，使東南區(qū)域從少數民族散居的蠻荒之地發(fā)展成為以漢族為主體的經濟文化發(fā)達地區(qū)的歷史。
　　隨著土地的開發(fā)和人口的發(fā)展，自然帶來行政建置的跟進。福建在漢族進入之前，行政上長期屬于揚州會稽郡管轄。孫吳派軍入閩，始設建安郡，晉時增設晉安郡，唐代逐步發(fā)展為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五州并立，到了宋代，福建單獨成一“路”建制，下轄六州二軍，“八閩”格局基本成形。隨后，開發(fā)浪潮推向臺灣，行政建置也繼續(xù)跟進，并逐步完善、升級。人們可以從漢族在臺灣的土地開發(fā)和行政建制中，看到一個與福建驚人相似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用學術界常用的一個術語來描述，那就是“內地化”。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當臺灣農業(yè)意義上的土地資源開發(fā)基本完成的時候，臺灣同樣升格為內地政權的一個省級建制，并具有了4府（州）、17縣（廳）的地方建制格局。
　　因此，離開福建的開發(fā)史而孤立地看待臺灣開發(fā)史，便看不出臺灣歷史文化的本質，也理不出臺灣歷史發(fā)展的頭緒，無論其歷史差異性如何，都應該先抓住這個最根本的主線，治經濟史如此，治政治史也同樣如此。研究閩臺行政關系，首先必須有這樣的歷史高度，才能看清種種復雜的歷史現象及其內在聯(lián)系。
　　其次，應該從近現代國際政治秩序震蕩和重構的高度，認識臺灣主權歸屬的明確過程。
　　中國早在12世紀就已在澎湖實行行政管理。13世紀這種管理得到加強。14世紀后期到16世紀，明朝對臺澎地區(qū)疏于管理，但在屬土觀念上，一直將澎湖和臺灣視為不容外國染指的門戶要地，臺灣已出現漳、泉移民的聚居點。16世紀中期，倭寇勾結中國私商和海盜，頻繁襲擾東南沿海，明朝重新重視海上警戒。抗倭名將俞大猷、戚繼光等率沿海軍民，給倭寇以毀滅性打擊，把海防線推進到臺灣、澎湖，并恢復澎湖駐防機構，先后設立游兵把總、澎湖游擊，隸屬于福建南路參將。為了杜絕日本的覬覦，當時中國已有不少人意識到遲早應把行政治理范圍推進到臺灣，官方和民間都出現了“郡縣彼土”的議論。顯然，隨著歷史發(fā)展，中國朝代更替中代代傳承的對臺灣的統(tǒng)轄意識在不斷加強，行政管理擴及臺灣只是時間問題，而當時沒有其他任何國家能夠對此持明確的異議。
　　臺灣被置于近現代性質的國際法和歷史過程來確認主權歸屬問題，肇始于西方殖民勢力東來以后。17世紀上半期，當中國正在發(fā)生又一次封建王朝更替的時候，西方正逐步邁入資本主義主導的近代歷史。資本的擴張性和對原料、市場的渴求，不斷激發(fā)著西方國家和民間力量向海外開展殖民活動的沖動，原來相對隔絕和靜態(tài)的國際秩序，再也難以為繼。以世界市場一體化為趨向，國際關系不斷在震蕩中孕育新的秩序，原有的國家權益觀念不可避免地要經受新的洗禮，而正是在經受這種新的洗禮過程中，中國對臺灣的主權得到更加明晰的確認。
　　17世紀初，荷蘭殖民者來到東方，謀求在中國沿海奪取一個海島作為貿易基地，起初把目標鎖定澳門，但遭到先其在此的葡萄牙人驅趕，只好把目標轉向澎湖、臺灣，并趁著當時中國海防力量的不足，采取欺詐手段占據了臺灣。荷蘭占據臺灣的第二年（1625年），該國法學家、“國際法之父”格勞秀斯出版了《戰(zhàn)爭與和平法》。根據這部國際法奠基之作所倡導的“先占”原則，荷蘭人從來不敢宣稱他們對臺灣“先占”而取得主權，因為他們在澎湖和臺灣登島時，分明看到了中國人已經先在那里經營、居住乃至設防。因此，他們只能利用明朝地方官員因海防力量不足而暫時默許他們居留臺灣，編造“中國皇帝將（臺灣）土地賜予東印度公司”的謊言，作為他們占據臺灣的“合法性”依據；而他們也承認“如果說有什么人（在臺灣）有權力征收稅款的話，那無疑應該是中國人”。1661年，鄭成功東征臺灣，以明朝藩王和先人經營過臺灣的雙重身份，嚴正地向荷蘭殖民者索還臺灣。雙方信使往來的多次爭執(zhí)中，鄭成功始終大義凜然地堅持臺灣“一向屬于中國”，先前的一切約定只是應遠方來客通商之需，“允許荷蘭人暫時借居”，現在中國人想要回土地，是理所當然的事。他說：“臺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為貴國所據，今余既來索，則地當歸我，珍瑤不急之物，悉聽而歸�！焙商m人既無法抵抗鄭成功的進攻，又理屈詞窮，只好簽約投降，歸還臺灣。從此，臺灣是中國領土的觀念，在國際上就無可置疑地樹立起來。
　　1683年，清朝秉承中國必須統(tǒng)一的國家傳統(tǒng)，統(tǒng)一了臺灣，并設立臺灣府，歸入福建省行政序列，其后臺灣隸屬福建省管轄201年。在這200多年里，“臺灣是中國領土，隸屬于福建省管轄”是一種確定的事實，在當時清朝的外交中，沒有遇到任何質疑。
　　人為地制造出臺灣歸屬的麻煩，是世界近代史的弱肉強食的特殊年代，列強趁中國衰弱之機強加給中國的諸多災難之一。但即使在這種麻煩之中，那種赤裸裸地恃強凌弱的行徑，也屢屢遭到無可辯駁的事實的挫敗。隨著世界歷史從近代跨入現代，尤其是經歷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世界秩序和國際規(guī)則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炮艦驅動的“叢林法則”日益遭到人們的唾棄，人類公平正義的呼聲日益高漲，國際秩序的重構不斷被納入公理公例的法則。而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臺灣的歸屬得到國際社會更加明晰的確認。
　　從19世紀中期開始，美國、日本、法國先后利用清朝對臺灣治理中“政教不及”的空隙，企圖玩弄國際法條文來侵吞臺灣部分土地，最終都因缺乏道義和法理力量的支撐而被挫敗。清朝為消弭外國覬覦之心，加快完善臺灣治理，1885年將臺灣升格為省級建制，政令通達全島各地，進一步使臺灣主權和治權都無可置疑。但日本竟以強盜手段，通過戰(zhàn)爭迫使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悍然割占臺灣、澎湖列島。這種做法，在國際關系中屬于典型的“強加條約”，在當時的國際道義上也是被否定的。
　　兩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國際社會逐步在國際法中確立和完善“強加條約”無效的法律原則。歷史終究走著公道的軌跡，長期站在反對霸權侵略、反法西斯立場的中國，終于贏得世界的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期，國際反法西斯陣線對于日本霸占中國臺灣、澎湖列島的事實，進行了追究，并做出清晰的處置。1943年12月1日，協(xié)同對日作戰(zhàn)的美、中、英三國首腦聯(lián)合發(fā)表《開羅宣言》，宣告：“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這是國際社會對日本崛起以來種種貪婪行徑的一次總清算，實際上在公理、法理意義上否定了包括《馬關條約》在內的日本強加于受害國的一切行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開羅宣言》的原則后來在盟國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得到重申。1945年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書，承認接受《波茨坦公告》條款。1945年8月17日，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命令臺灣日軍向中國戰(zhàn)區(qū)統(tǒng)帥投降。中華民國政府立即命令曾經長期擔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陳儀，出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并于1945年10月25日在臺北接受日本臺灣總督兼日軍第十方面軍司令安藤利吉投降，向世界宣告：“從今天起，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
　　上述種種歷史事實及其所依據的道義力量和國際法規(guī)則，都再清楚不過地表明，正是在經歷了近現代國際政治秩序震蕩和重構過程之后，臺灣歸屬于中國的事實和道義，變得更加明確起來。中國擁有對臺灣領土主權的事實，是永遠改變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