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官銳園將其主編的《人際溝通的核心能力——共情的理論與應用》一書的書稿發(fā)給了我，希望我能夠為此書寫序。我斷斷續(xù)續(xù)地在出差及假日旅游的空隙瀏覽了全書。
　　當官銳園告訴我，她及高雋、張絲艷等一起完成了一本共情的書時，我一下子想起了20世紀80年代末為翻譯“empathy”一詞，和我的大學同學張雨新討論的情景。我告訴官銳園，“共情”的翻譯就是那時我們提出來的。官銳園高興地說：“那就把這個事情寫在序里吧！”
　　那是1987年，我作為訪問學者在荷蘭的萊頓大學訪學。期間我的導師GerdaMethorst幫助我申請到經(jīng)費，到英國倫敦參加一個認知行為治療的會議。我在那里見到了認知治療的創(chuàng)始人貝克，這是此行的一大收獲。另一個收獲即是對“empathy”一詞的翻譯。倫敦會議之后我去了蘇格蘭的首府愛丁堡，我大學時的同學張雨新那時正在愛丁堡攻讀博士學位。到張雨新處做客的我特意和他討論了“empathy”一詞的翻譯。當時查到的英漢詞典上的翻譯是“感情移入”和“神入”，前者是一個四個字的翻譯，使用起來并不順口，感覺應該將其翻譯為一個兩個字的中文詞；而后者雖然是兩個字的詞，卻感覺并不能很好地反映“empathy”的原意。按照當時我對“empathy”的理解，認為翻譯為“移情”更合適。但是這個中文詞對應的英文詞是“transference”，所以不能再用。當時我們也知道臺灣將“empathy”翻譯為“同理心”或者“同理”，但這樣的翻譯雖有“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感覺，卻未能反映“empathy”中包含的“-pathy”，即情感共鳴的含義（翻閱字典過程中，發(fā)現(xiàn)以“-pathy”為后綴的詞翻譯為中文大都包括一個“情”字）。討論至此，我們感覺這個詞的翻譯應該包含一個“情”字。我們又想到“共鳴”一詞，但還是感覺不理想。一是這個詞已經(jīng)有約定俗成的解釋，二是它雖然可以擴展到人與人心靈層面的相互理解，但無法反映出“empathy”的情感內(nèi)涵。最后不知是誰突發(fā)奇想，感覺可以取“共鳴”中的“共”字，另取“-pathy”后綴包含的“情”字，組成“共情”二字來翻譯“empathy”一詞。此時兩人一拍即合，共同認定這個詞這樣翻譯最合適！現(xiàn)在想想，那時也真的是年輕氣盛，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自造了一個中文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