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19 世紀，除了鐵路之外，再沒有什么東西能作為現代性更生動、更引人注目的標志了�？茖W家和政客與資本家們攜起手來，推動機車成為進步的引擎，作為對一種即將來臨之烏托邦的許諾。直到19 世紀末人們才意識到這是何其天真，尤其是在美國，在人們眼中，鐵路公司就是殘忍而不負責任的商業(yè)力量的象征，對經濟和政治的秩序與穩(wěn)定都構成了極大威脅。但事實上從一開始，鐵路就未能免于威脅之論調和恐懼之潛流。機械馬這一流行意象試圖用一種馴化的隱喻來掩蓋，但正是這種掩蓋，暴露了人們的恐懼：對于熟悉的自然被一種自身擁有內在力量源的、噴著火焰的機器所取代的恐懼。這種機器一出現，似乎就在不懈地推進它對景觀的支配用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話說，它用將英里折疊起來（lapped the miles）的方式只用了一代人多一點的時間，就引入了一套新的行為體系：不僅是旅行與交流，還包括思想、感覺與期望的體系。無論是對于機械的普遍恐懼，對事故和損傷的特定擔憂，還是對無限的經濟力量的社會性畏懼，都不能完全抹去速度作為公共生活的新準則確立之后所蘊含的烏托邦許諾。事實上，工業(yè)世界的人口，包括那些把對于企業(yè)資本主義的深深敵意投向鐵路的美國大眾，都讓自身適應了一個純粹的物理事實，即乘鐵路旅行成為存在的一種普通狀況。

　　現在，鐵路作為個人旅行和經濟分配的方式，其重要性減弱了，但它卻作為一個研究的對象、一個歷史學關注的對象重新出現。學者們評估了它在工業(yè)資本主義確立的過程中，作為運輸以及組織業(yè)務的手段所發(fā)揮的重要性。不僅其經濟功能頭等重要，它還以許多非直接的方式，對個體從一地到另一地這種看似簡單的需求施加影響，這一功能同樣重要。通過鐵路的個體旅行，即便不是無意識，也不可避免地將個體旅客吸納進了一個移動貨物的有形系統(tǒng)中。卡爾·馬克思寫道，在鐵路通過時間消滅空間的背后，是資本的增殖現象。創(chuàng)造交換的物質條件對于資本而言相當必要，因為資本就其本質而言，就是要跨越所有空間障礙。產品只有在進入市場時才會成為商品。而進入市場，就需要在空間中移動，需要一種位置性的時刻。工業(yè)體系也需要把資源從礦井移到工廠這種移動就已經是對自然的一種轉化。因此，鐵路滿足了資本的內在需求，僅鐵路一項，就促進了資本在19世紀不受阻礙地發(fā)展。

　　鐵道之旅作為一項旅行與社會性邂逅事件，充斥著19世紀的小說，它實際上是服務于生產的一種空間性遷移事件。沃爾夫岡· 希弗爾布施揭示了機械化旅行這一隱藏的核心，從而為乘火車旅行注入了一種新的、啟發(fā)性的思考。對于人們進入商品生產體系中的新地位，這是一種決定性的開啟方式：這種地位即人們作為力量的對象，而這些力量的起源尚不得而知。旅行的路線從道路轉型成了鐵路，前者要讓自己適應大地的等高線，而后者則夷平并征服大地，使大地滿足其對規(guī)則性的需求，與此類似，就像許多旅客坦承他們的感受時所說，他們變成了一塊重物、一件包裹。與鐵道所取代的東西，也就是乘公共馬車旅行相比，鐵道旅行造就了一種全新的體驗這是一種自我的、與諸多同行旅客一起的、景觀的體驗（現在，景觀是極速掠過的全景），是空間與時間的體驗。通過座位安排與新的知覺強制（包括新型休克）實現機械化，通過運行圖與不會偏離的路徑實現例行化，鐵路旅客經歷的體驗，與軍事系統(tǒng)化類似更不用說其本質轉變成了商品。旅客從一個單獨的個體，轉變成了大眾中的一員僅僅是一個消費者。

　　這是對希弗爾布施的敏銳分析方式過于粗略而概要的說明。但這一簡要總結，并不足以闡明源于其洞見的某種特定思考。他希望在鐵道旅行剛出現的時刻，就其純粹的獨特性，來找回鐵道之旅的主觀體驗：從一系列華麗的書面及圖繪文獻中，建構起被稱為工業(yè)主體的東西。帶著這樣的雄心，希弗爾布施本著希格弗萊德·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以及多爾夫·施特恩貝格爾（Dolf Sternberger）的精神來寫作這些文化史家都在為新式意識尋求證據，這些新式意識，源自與新結構、新事物的遭遇。在19 世紀得以具體化的現代性，特征之一便是機械與機器工具在日常生活中處于最顯眼的位置。鐵路正是以這種形式，展示了現代技術的可視性。在技術中還存在著社會生產及其關系的形式。因此，關于技術的物質性體驗，對新興社會秩序的意識起到了中介作用；它為與舊式體驗、社會秩序和人際關系的革命性決裂，提供了一種形態(tài)。正如馬克思的評論，新技術的產品生產了它們自身的主體性；它們生產了合乎它們自身使用的能力。在鐵道旅行中，19世紀的人們遭遇了他們生命的新境況；他們遭遇了作為現代人、作為在新規(guī)則和需求結構中居存的他們自身。

　　希弗爾布施通過極為豐富的細節(jié)，著手重構了遭遇的即時性。本書內容豐富，謀篇宏闊，同時又極具深度。它聚焦在一個單一的系統(tǒng)上，而這個系統(tǒng)則成為了各種局部性事實的基礎：底盤、車廂、包廂，以及走廊、站臺和候車室的設計。本書探討了鐵路與城市相接合的節(jié)點，并且展示了新的旅行方式對交通流通與都市空間的隔離的影響。本書還揭示了鐵道旅行、在都市街道漫步與在百貨公司購物三者之間的隱秘聯(lián)系。作者所關心的，不僅是身體行為的變化諸如對神經的新要求也包括對這些變化的文化感知與界定。這本書本身就是一次旅行，從鐵道體驗走向工業(yè)資本主義中更廣闊的文化構建。本書意味著我們可以在新事物與舊習慣發(fā)生接觸的微小點上尋求文化的證據，也可以在我們的歷史意識中加入事物本身的力量，從而在意識中銘刻、形塑并喚起某種反應。這里并沒有對鐵路已逝之浪漫的懷舊，而是許許多多迫使我們用新的方式來設想那種浪漫的東西。本書為一種迫切需要的有關現代工業(yè)文化起源的批判性歷史研究作出了振奮人心的貢獻。

　　 阿蘭· 特拉赫滕貝格

　　耶魯大學

　　（本文據2014 年加州大學出版社英文版譯出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