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學術與人生

我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真的走入學院之中，開啟學術的人生。

我一直以為，我會成為一名放蕩不羈的自由作家，我所熱愛的，是在那“自由而無用的靈魂”穿透之下，所指向的一切和藝文有關的糅雜。譬如小劇場里的詩歌朗誦，配上獨立樂隊的練習曲；譬如咖啡屋里的哲學與歐洲電影，配上灰暗和明快交織在一起的混搭色彩。這種對于不著調無約束生活的近乎偏執(zhí)的熱愛，一直影響我到今天。當別人在跑數據、畫圖表、讀文獻的時候，擺在我手邊閱讀的，卻是各種小說、詩歌，還有獨立漫畫。

上大學的時候，最愛去的地方，是學校邊上一家叫作海德格爾的咖啡館。去咖啡館，倒不是真的去喝咖啡，而是去參加“夜行舞臺”的戲劇實驗。“夜行舞臺”是幾個復旦學生組成的民間戲劇團體，大家常常聚在一起，無所顧忌地暢談偉大與深刻，時不時撩撥一下長劉海，還有吉他上的弦音，吼兩句白衣飄飄的校園民謠。那幾乎就是我整個的大學時光。

大學之后，就開始了漫長的海外求學漂泊生活，從英國到中國香港，從中國香港到美國，再從美國回英國，然后再回美國，三大洲四座城，一只旅行箱，如此往復。常常會在漫長的飛機旅途上，看完一本小說，然后打開遮光板，望向黑暗中一望無際的大片云海，然后問自己，這，是否就是自己想要的人生？

彼時，人生之前，還并沒有加上學術兩字，成為學術的人生。

跨入學術人生的那個時間點，現在已經難以記得，大概也不會有一個非常確切的時間點。但可以明確的是，學術的人生，不是一下就飛躍進去的，而是慢慢累加，一點一滴融進去，再經過多次的激勵，最終才沉淀下來。

第一次的融入，是2004年去牛津大學修讀碩士學位期間。當時的我，住在離格林學院（Green College)不遠的一條小街上。緊挨著我的鄰居，是大名鼎鼎的理查德·多爾（Richard Doll)教授。多爾教授是世界上首位提出吸煙可致肺癌的科學家，被稱為西方反煙草危害運動的“教父”。他和合作者于1950年發(fā)表研究論文，指出抽煙是導致肺癌的“一個原因，并且是一個主要原因”。4年后，他再次發(fā)表報告證實了自己的發(fā)現，西方反煙草運動自此開始風起云涌。坐在格林學院的草坪長椅上翻著書，常常會遇到西裝筆挺、拄著拐杖去學院食堂晚餐的這位老先生。他每次都會停下來，和我聊幾句，然后再慢慢地走向食堂。黃昏時分，看著這位科學泰斗走在牛津大片的草地上，我的心里總會有一種莫名的感動。很多次，晚上八九點鐘離開圖書館走回家，到家前總能看到多爾教授房間的燈還亮著，那時我總是會想他在做什么呢？老先生房間那盞明亮的燈光，讓我第一次感受到學術原來是有溫度的，肅然起敬之余，不禁讓我萌生起獻身學術的激情和沖動。

第二次的激勵，則是2008年的春天。彼時還在香港工作的我，已經決定去美國攻讀社會學的博士。正拽著兩三所學校博士錄取信猶豫不決，有一天郵箱里突然跳出斯坦福大學魏昂德(Andrew Walder)教授的電郵。魏昂德教授是美國社會學界研究中國問題的頂級學者，他早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fā)表的成名論述，《共產主義的新傳統主義》(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透過對中國國有工廠中權力庇護關系形成過程的分析，重新詮釋了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作為一名尚未邁入學術門檻的年輕學子，突然收到向往的大名鼎鼎大教授的郵件，那是一份怎樣的驚喜。

在信里，魏昂德教授誠懇地邀請我去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系攻讀碩士學位，這樣就可以跟著他一起做一項有關政治社會學方向的宏大研究。誠實地說，當時雖然亦有收到斯坦福碩士項目全獎，但在其他博士項目的錄取信面前幾乎對此沒有做太多的考慮。如若接受這一邀請，就意味著要放棄其他的機會，并且還要再經歷一次博士申請的冒險。但是魏昂德教授提出的這一研究計劃是如此的有趣，再加上他那極富個人魅力的感召，我?guī)缀鯖]有做太多的思考，就立即選擇前往斯坦福，開啟一段嶄新的學術探險之旅。而這一決定，就此拉開了一段長達七年，從碩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的師徒傳授歲月。我和導師之間有過上萬封的電郵往來，但故事開頭的這第一封，卻一直銘記在心正是這一次的召喚，定格了我的學術視野和研究志趣，讓我在歷史、政治與社會交叉的領域內，一頭扎了進去，體會到很多研究的樂趣。

而整個學術道路中最為重要的一次沉淀，則是撰寫博士論文后期那一段刻骨銘心的時光。2014年的春天，我如愿申請到斯坦福大學的博士后工作，但前提條件是我必須在當年的9月完成博士論文的答辯，這就意味著我最遲在當年的7月提交博士論文的最終稿。壓力和挑戰(zhàn)同時襲來，讓我一時慌了陣腳。知道這個情況后，胡佛研究所的馬若孟（Ramon Myers)教授主動提出，將他在胡佛的辦公室讓我使用，這樣我就可以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學術空間，心無旁騖地全身心投入論文撰寫之中。馬若孟教授曾長期擔任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館長，保存和研究中國及東亞地區(qū)檔案，貢獻卓著。與此同時，他還是西方最早使用日本滿鐵調查檔案來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學者之一。20世紀70年代，他和黃宗智（Philip Huang)、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關于近代華北農村問題的大討論，迄今都是學術界的一段佳話。

馬若孟教授的辦公室在胡佛研究所的拐角處，比一般的辦公室多出一個縱深的延展空間，可以將兩把椅子拼接在一起，每日在上面做簡單的午休。辦公室有兩塊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著窗外加州明媚的陽光從茂盛的樹葉縫隙間篩落下來，影影綽綽。在這一個完全屬于我的靜謐之地，我的心情復歸平靜，開始進入每日高強度的寫作當中。時間被我切割成一段一段：每日9點起床，10點之前進入辦公室，工作到下午1點，然后簡短午飯；下午接著一般從1點半工作到3至4點，然后會有一個短暫的午休，午休之后接著工作，一直到晚上7點，再去晚飯和飯后校園散步。晚上從8點繼續(xù)工作到11點，再離開辦公室�；氐綄嬍蚁词�完畢后，接著工作到凌晨2點，再進入夢鄉(xiāng)。第二天周而復始，從未間斷。

如此幾個月苦行僧般的學術寫作之后，博士論文終于大功告成。在馬若孟教授的囑托下，我開始幫助整理辦公室內的藏書、工作筆記和私人物件。彼時他已84歲高齡，身體狀況大不如從前。我的面前，突然呈現出一位優(yōu)秀學者一生的全部學術歷程，就如同老式電影放映機一般，一幀一幀地在辦公室不同的角落里閃回出耀目而又溫情的片段。我看到他身著博士袍的博士畢業(yè)照片，他和好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中心艾詩（Robert Ash)教授長達二十多年的信函來往，還有2012年末他親筆寫給所有師友的告別信，信里簡短回顧了他這一生的學術工作，并在末尾寫道：“我親愛的朋友，我的學術生涯即將邁入尾聲。這將是你們收到的我最后一封信函，以此珍重告別�！�

學術的生命，似乎就在那一刻，在那一間辦公室，獲得了新生般的延續(xù)，如此蓬勃，如此激昂。

我知道，這過去十幾年的求學生涯，就好比一場學問的冒險，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學院，體味學術的苦與樂。用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周雪光的話說，就是“在學術旅途上，我是一個不斷趕路的行者。”作為一名同樣趕路的行者，今天，我的學術人生剛剛起步。

當年的海德格爾咖啡館，在我大學畢業(yè)后不多久就因租金的問題而關門，成為一段塵封的歷史。伴隨著年歲的增長，閱讀與寫作的積累愈加豐厚，我卻越來越喜歡海德格爾所說的“思想之業(yè)是危險的”這一警句，并時刻提醒自己，學術不僅僅關乎達至職稱評選的論文發(fā)表，或者掌握了多么復雜的算法模型；學術更關乎的，是思想上的激濁揚清。社會學家鄭也夫就曾指出：“一個思想者應該有兩個支點，一個是對智力生活的熱愛，一個是對社會正義的關懷�！痹趯W術的人生里，這兩個支點構成了“學問何為”這一疑問的最好注解，成為學者靈魂深處最澎湃的生命力，讓那思想之光擠過嘆息的墻壁，絲絲縫縫里透出明媚。

2017年春

于北京清華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