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承擔著一個略顯老套的任務，即要解釋并評價國家向其公民主張的權威。有人曾經(jīng)指出：“權威問題具有一個壞名聲，一個哲學家要討論這個問題的話，就必然會引起懷疑和敵意�！盵1J如果我預先就指出，這本書出自權威的懷疑者而非權威的狂熱支持者，那么我或許可以避免某些懷疑，不過毫無疑問，我只有通過吸引他人來做到這一點。本書斷言，現(xiàn)代國家主張了一種總體上無法得到證成的權威。但同時，本書又不是一名哲學無政府主義者的作品。我主張，政治權威有時候是合法的，不過這種觀點離經(jīng)典政治義務理論所暗示的那些觀點還有一定的距離。如果在這一點上我是對的，那么大多數(shù)現(xiàn)代法律理論與政治理論就是建立在一種錯誤的觀點之上。沒有必要解釋政治建制如何才能為一般性的服從義務提供根據(jù)。就像其他各種業(yè)已失敗的超驗性論證一樣，這些論證也在為一個完全錯誤的前提尋找可能性條件，因為并不存在這種義務。
　　本書原本是我向牛津大學提交的博士論文。我要感謝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他最先向我介紹這些問題，通過言傳身教讓我認識到政治理論對我的重要意義，然后又在我的研究的準備階段給我以指導。后來，我的導師換成了約瑟夫·拉茲（Joseph Raz）.他給我的持續(xù)鼓勵和批評是無價的。我從我們的多次討論和他本人的著作中學到了許多東西，或許我本來應該學到更多的。我還要感謝英國國家獎學金委員會（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Commission）、加拿大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委員會（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和我的父母，感謝他們在我求學于納菲爾德學院期間給我的支持。
　　此外，還有很多人曾給予我?guī)椭�，他們有的給我提出建議，而更多的則是提出批評。其中，我要特別感謝約翰·菲尼斯（John Finnis）、斯蒂文·盧克斯（Steven Lukes）、尼爾·麥考密克（NeilMac Cormick）、大衛(wèi)·米勒（David Miller）、帕特里克·諾維爾一史密斯（Patrick Nowell Smith）以及杰里米·沃爾德倫（Jeremy Waldron）。他們糾正了我的許多錯誤，不過如果本書還有什么錯誤的話，責任自然在我。我在牛津大學林肯學院以及后來在多倫多約克大學的學生們也為這些論證的較早版本付出了努力，并幫助改進了我的論證。我還要感謝莫淑妍（Shu-Yan Mok）在準備本書定稿時給予的幫助。我虧欠丹尼斯·里尤姆（Denise Reaume）太多了，無法在這里加以表達：她經(jīng)常抽出白己的研究時間來和我討論，鼓勵我，批評我，并且在其他很多方面改善了我的作品和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