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是中國傳統(tǒng)知識體系的基石,是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學術體系之大宗。但晚近以來,受到受到西方的沖擊與國人的蔑棄,加之自身未能建立起適合于時代的新的形態(tài),經學成為已陳之芻狗,長期被否定。由此造成國人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缺乏正確認識,在面對時代之挑戰(zhàn)時也常常感覺捉襟見肘,無所適從。在此局面下,重建經學思維體系,從學理上改造經學的歷史形態(tài),使之在現(xiàn)代重現(xiàn)煥發(fā)生機。這是需要幾代人為之不懈努力的事業(yè)。加之近年來傳統(tǒng)文化重新受到上上下下的關注,各種各樣的聲音不絕于耳,眾聲嘈雜之下,需要對經學進行正本清源的解讀與闡釋。本系列之用意即在于此。本輯分學術信札、圓桌會議、古典新詮、經義闡微、經學歷史及書評隨筆,所收文章既有對經典、經義之抉幽發(fā)微,也有對經學歷史的宏觀觀察與微觀透視,言之成理,體現(xiàn)了較高的學術含量,對促進學界乃至普通人對經學的理解,有重要參考價值。
一百多年來,隨著西力東移與西學東漸,經學遭到國人蔑棄,僅僅成為新的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系的歷史研究的對象。由此造成的*的后果之一,則是中國文化自身的失語,中國文化失去了表達自身的能力。幾年前,中國學術界重提有關中國有無哲學的話題,便是這一失語仍在延續(xù)的一個表征。
經學的失語首先影響了中國文化的自我意識。潛藏在晚清以來古今中西爭論背景之后的,其實是建立在經學體系之上的傳統(tǒng)學術無法在短期接納西學,從而引起的文化上的心理緊張。這種緊張在國力不振之際表現(xiàn)為文化上的盲目自戕,在國力稍蘇之時則表現(xiàn)為觀念上的盲目自大。如何擺脫這兩種盲目狀態(tài),有賴于從學理上改造經學的歷史形態(tài),使之在現(xiàn)代重現(xiàn)煥發(fā)生機。這是需要幾代人為之不懈努力的事業(yè),絕非如時下所謂儒學在大陸的復興,更多地只是一種立場上的自我宣示。其尤下者,則把經學重新打造成一種宗教式的意識形態(tài),只許信仰,不許質疑,這不利于時下中國文化的重建。
經學的缺位還影響了對中國文化的歷史理解。新文化運動以來,科學主義逐漸在中國思想界甚囂塵上。反映在人文領域,則是以科學派新史學為中心的整理國故運動以及種種以論代史、自命科學的歷史研究。這些研究盡管不無所見,但總的來說用一套與原有知識系統(tǒng)相異的理論或方法對經學加以剪裁,扭曲了經學自身的表述邏輯,妨礙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理解。因此,即便只是正本清源,也同樣需要加深對傳統(tǒng)經學的研究。
編後記
經學被取消一個世紀之後,恢復其學科地位已成大勢所趨。近幾年來,南北各大高校及研究機構對經學發(fā)生興趣的研究者,特別是青年研究者迅速增多,相關研究機構也不斷成立,逐漸改變了學術界的研究現(xiàn)狀。儘管形成這股潮流的動因頗爲複雜,不同參與者亦各有訴求,後果殊難逆料,但無疑會對未來的文化走勢産生深遠影響。
不過,倘從學術角度來看,經學到底如何發(fā)展還遠未成爲共識。由於經學與傳統(tǒng)政治相結合的歷史,有些人簡單把經學視作帝王之學,卻不知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形態(tài)都建立在某一知識體系之上,而在中國傳統(tǒng)皇權時代也有不同形態(tài)的政治經學或政治儒學存在。我們不能因爲納粹法西斯等極權統(tǒng)治建立在西洋哲學與政治學基礎上,便否定所有西洋學術。那種僅憑一己好惡來支持或否定經學的視角是不公允的,就像無論我們是否認同神學、西洋哲學與社會科學、印度教或佛學,都應該承認這些是人類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
當然,對於傳統(tǒng)經學已經存在過的某些弊端,也應該給予充分的自我反省。譬如,章太炎曾特別提及傳統(tǒng)學術其失在於汗漫。汗漫的反面就是章學誠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或者乾嘉漢學所豔稱的家法條例。儘管清儒的家法條例之學本身不無可議之處,但學術應該講理、重視內在脈絡,卻無疑是不刊之論。經學真正應該遵守的家法條例是不僅要回到孔子,甚至還要回溯三代之前,應當如其所是地對經學這一長河溯源衍流,由此才能真正做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汗漫的首要原因是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隨著五經博士及博士弟子員的設置,經學本身成爲利祿之途。司馬遷所謂自天子王侯,天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於是一切以利祿爲訴求者,皆以孔子傳人自居,這與戰(zhàn)國縱橫家、雜家薈萃群言以謀利祿的作風極似。但戰(zhàn)國時代諸子自由講學,諸侯也大都對各種人才表示尊重,只有秦人曾欲逐客,被李斯暫時諫止,但很快也便實現(xiàn)了政治壟斷學術的所謂秦政。漢承秦制,惠帝四年(前191)挾書律方纔廢止,重新進入諸子自由講學的時代。這是漢代最有生氣的時期,武帝之能開疆拓土,以及並時文化的繁榮都是建立在這一基業(yè)之上,並非武帝本人有多少雄才大略。相反,武、昭之由盛轉衰卻與其好大喜功關係密切。從某種意義上説,武帝之表彰六經尚屬對秦代嚴苛之政的扭轉,但其罷黜百家卻使諸子之學失去了生機。經學雖因慣性依然保持了部分活力,尚未形成後世某一意識形態(tài)獨尊的局面,但因爲子學的衰微,失去了外在刺激而越來越流於信仰化。那以後,凡是新的經學形態(tài)重新崛起的時代,都是基於兩個前提,一是文化中輸入了新鮮血液,一是現(xiàn)實中君權因失範而暫時回到自由的局面。清代許多人把漢代經學的繁榮視作武帝的功勞,但不妨思考一下,從學術角度來看,漢代哪一經學形態(tài)不是此前便已經産生了的?經學的廣泛實踐乃是此前學術發(fā)展之果,此即漢人所謂經世致用,切不可倒果爲因。
這種汗漫當然是外鑠的,是經學生存的土壤所致,扭曲了經學本身對道或真理的訴求。另外還有幾種問題卻與經學自身的思維方式有關。
首先是因爲時代性與恒常性的張力所導致的困難,這是神學、佛學等宗教形態(tài)與經學共同的問題,非經學所獨有。這種學術侷限於經學的歷史性無法自拔,其弊也固;蚩讨矍髣,膠柱鼓瑟,以某一歷史上的經學形態(tài)包打天下,並反對經學可以有任何新的發(fā)展;或者認爲經學已死,早已與當下的時代無關!墩撜Z》: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謂毋固,可以與此相參。
其次是對經典的附會。六經是孔子對上古三代天道人事的隱括,這一理想的政教系統(tǒng)涵蓋了宇宙人生的各個層面。隨著不同時代社會及政治結構變化,許多新的學術及政治形態(tài)都試圖援引經典來進行自我證明。許多證明充其量只是一種自我宣示,缺乏內在理據(jù)。這種自我宣示把附會經典變成一種簡單的心理安慰,追求真理不必是艱辛的勞作。這種思維的變種就是無所不在的口號哲學,其弊在淺。從對經典的理解而言,孔子所言毋意,庶幾可以當之。
與附會相似的是一種門面哲學,門面哲學起於斷章取義。斷章取義的最初用意是通過賦詩斷章,即觀象的方法,以微文見意,本來是周代貴族相互交往中高雅精神的體現(xiàn)。這就是周人的言語之學。但當這種言語藝術缺乏了交往中的誠意之後,卻極可能變成相互恭維的口佞之徒。所以孔子要特別提出,放鄭聲,遠佞人。又説:剛毅、木訥,近仁。佞人用經典中君子聖賢的境界恭維普通人,於是人人以有德君子自居,而忘記了小人即常人之義。門面哲學發(fā)展到極致,便是中國獨特的面子文化,其弊在僞。附會與門面,也是學術汗漫的兩個來源。
還有一種經學是把自身限定爲一種文獻考據(jù)之學。經學因此失去溝通天人、穿透古今的力量,其弊在小。把經學單純理解爲一種政治學説者亦然。此略當孔子所言毋必。
除此之外,另有一種師心自用之學,略讀經綸,稍有所得,便以爲道在我矣,於是仰首雲(yún)天,勇於實踐,其弊在狂。歷史上王安石、張居正之學,貽害不淺。此孔子意必固我之我。
凡有所向,皆有所弊。六經皆有其弊,故《禮記·經解》引孔子曰: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六經本身既已如此,經學何嘗不然。山珍海味雖可養(yǎng)人,倘不知節(jié)制,皆可成穿腸毒藥。學術研究不能祗是表現(xiàn)爲某種情懷,需要直面真理的勇氣,這是當下所謂傳統(tǒng)文化復興中,尤其需要警惕的現(xiàn)象。真正的經學對此至少應該具有某種自覺!洞髮W》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最後應該説明的,本輯出版得到了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資助,並列入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工作的一部分,謹此特致謝忱。
鄧秉元
2018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