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當《黃金時代》的構思第一次在我腦海中形成的時候，我被19世紀50年代吸引住了。這個年代中充斥著影響世界的重大事件，包括澳大利亞淘金熱、克里米亞戰(zhàn)爭和印度民族起義（從英國人的角度出發(fā)，又稱印度叛亂）。19世紀的許多重大技術突破，尤其是國際長途通信時代的到來，也發(fā)生在這十年。在這個時期還發(fā)生了不少劇烈的變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歐洲與中國的移民以令人震驚的速度擁入在維多利亞時代仍被視為“荒野”的地區(qū)定居。這是現(xiàn)代化加速和經(jīng)濟空前繁榮的十年，也是樂觀到難以置信和自信到接近狂傲的十年。如此之多的重大事件密集發(fā)生在短短的十年之內(nèi)，這讓我相信這個年代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

以前有過很多關于這些事件的研究，但奇怪的是，它們相互之間似乎沒有交集。我想知道在新的技術導致發(fā)展明顯加速的過程中，有著怎樣的人物故事；我還想將這些故事置于重塑了世界地緣政治事件的背景之中。我給自己定的任務就是要抽絲剝繭，闡明地球的這一端與另一端的聯(lián)系——拆解那些看起來只屬于當?shù)氐氖录�，然后把它們安放在一張全球拼圖之中。

我越沉浸于這個時期，就越傾向于把它看成一個與我們印象中的“維多利亞時代”迥異的特殊時期。以十年為單位來劃分時間是現(xiàn)代才有的習慣，但在我看來，19世紀的人顯然已經(jīng)把50年代看成一個與之前或之后都不一樣的特殊時代了。如果你是美國人，那么19世紀50年代是意義重大的，因為美國就在其間迅速滑向內(nèi)戰(zhàn)。對中國人來說，這是血腥內(nèi)戰(zhàn)的十年，也是外國勢力入侵的十年，后一點帶來的國家恥辱直到今天才逐漸洗刷。在印度，這一時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不僅因為反抗英國統(tǒng)治的民族大起義爆發(fā)了，也因為鐵路和電報出現(xiàn)了。日本、意大利、德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等民族國家的誕生也可以追溯到那個年代。

但對英國人來說，19世紀50年代好像沒有那么重大的意義，沒有大的政治紛爭或者國內(nèi)動亂來彰顯它的特殊的重要性。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看來，一切都是那么平靜，跟往常沒有什么區(qū)別。我希望接下來的篇章能夠改變這樣的看法。1851年到1862年間的十一年——也就是本書所述的時間段——代表著英國歷史上一個獨一無二的時刻，一個常常受到遮蓋的時刻。在這段短暫的時間里，英國毫無疑問處于國力的巔峰，影響、決定了無數(shù)事件，并在許多國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在歷史上的其他時期，英國從未對人類命運有過如此強大的影響力，也從未有過如此高漲的自信心。

這股力量極為短暫，而且難以覺察。英國人很難意識到這股力量的廣度和存在，一個原因是它并不是集中或可觸的——只有到處涂紅的地圖、規(guī)模龐大的海上艦隊和軍事上的勝利，才能證明力量的真實存在并引起歷史的注意。但英國的影響力完全是另一種情形，對此，當時的官員和歷史學家赫爾曼·梅里韋爾（Herman Merivale）在其發(fā)表于牛津的系列演講中有完美的解釋。他說：“我們所有（英國）人都會自然而然地感覺到，我們的名字和國家的命運并不在這里，不在我們居住的這個狹小島嶼之上。我們也會自然而然地感覺到，英格蘭的精神是多變而非固定的。它存在于我們的語言、我們的貿(mào)易和我們的工業(yè)之中，存在于所有相互連通的航道之中，借此我們得以擁抱和連接世界上無數(shù)的國家，無論它們是文明的還是野蠻的�！�1

梅里韋爾的話幫助我理清了思路，使我明白了為什么英國并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將19世紀50年代當成一個關鍵的時期。如果大后方相對安寧和太平，即很少發(fā)生能夠引起后人注意的頭條新聞，那么英國人就會積極投身于更廣闊的世界。這個國家的利益與地球上其他地區(qū)的利益相互結合，其程度之深已經(jīng)到了空前恐怕也是絕后的地步。這一點在我寫作此書的時候顯得尤其清晰。打開任何一份當時的報紙，包括地方報紙，人們都會看到大量關于某個遙遠地區(qū)的令人驚訝的細節(jié)報道。我敢打賭，今天我們對這些地區(qū)的了解還不如當時的人。

結果就是，《黃金時代》把我?guī)У搅嗽S多異域的、可能非常偏遠的地方——一開始我完全沒有想到它們會成為本書的一部分。那些通常都不會進入19世紀或者大英帝國歷史的地區(qū)和事件——說起這個，馬上涌現(xiàn)在腦中的是尼加拉瓜（Nicaragua）、明尼蘇達（Minnesota）、紐芬蘭（Newfoundland）和高加索（Caucasus）——忽然變得無比重要。我在發(fā)黃的報紙專欄和早被遺忘的旅行書中梳理線索，隨著它們前往這些地區(qū)冒險。一起前往這些地區(qū)的英國人，常常首先把自己看成世界公民，而不是帝國的步兵。研究和寫作本書的一大樂趣，就是在我尋找全球各地的關聯(lián)或者對比各個地區(qū)的時候，看似絕無可能出現(xiàn)的人物和事件卻在研究的過程中突然出現(xiàn)在我面前。例如，研究蓄須的歷史就有助于我理解形成于那個時代的關于英國國民性和男子氣概的理念。

本書提到的一些地區(qū)和事件并非完全不為人所知。很多時候，隨著研究的深入，我發(fā)現(xiàn)自己被牽引著向西跨越大西洋并直抵美國。有些事件（我記得它們在我大學讀過的美國史論文或者關于其他地方的著作中出現(xiàn)過）如今突然具有了全球性的重要意義。美國在本書中的重要性之所以逐漸凸顯，是因為它對于19世紀50年代的英國人來說也是如此——比大英帝國（不包括1857年的印度）之于美國的重要性要大得多。在從美國獨立戰(zhàn)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期間，19世紀50年代是英美兩國關系最緊密，或是相互依賴程度最高的時段了。政治紛爭、戰(zhàn)爭、經(jīng)濟波動、選舉，甚至一個國家的天氣，都會對另一個國家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無怪乎美國就像老鷹一樣觀察著英國的時事和大英帝國，而英國人則享受著來自不久之前他們?nèi)砸粺o所知的地方的資訊，如伊利諾伊和堪薩斯。同樣令人毫不奇怪的是，兩國的親密關系很容易就走向了破裂——即使在這段短短的時間里，英國和美國都曾經(jīng)三次接近戰(zhàn)爭。

我在本書開頭描述的1851年的英國與在結尾處寫的1862年的英國，可能只在表面上有些許的分別，但是世界的其他地區(qū)并非如此。在這個現(xiàn)代歷史中的變革時代，無論結果如何，英國始終活躍在幾乎每個地區(qū)的事務之中。早在20世紀初，在帝國的土地面積擴張到最大之前，英國的力量就已經(jīng)達到了巔峰，其真正的頂點剛好與此前十年的全球騷動和迅速改變重合。最重要的是，彼時英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優(yōu)勢地位根本無人能撼。

1851年《倫敦新聞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的一篇評論稱，衡量英國全球影響力的標準“是我們廣泛分布的商業(yè)、無休無止的活動和散布世界的財富，是我們航行于四大洋的蒸汽船和抵達地球最偏僻角落的通信線路，是我們的資本、我們的技術，更是我們機器和科學的偉大勝利”。毫無疑問，這是一篇沾沾自喜的報道，但在技術、通信、貿(mào)易與權力之間的關聯(lián)方面，它確實說到點子上了。我在剛開始寫作《黃金時代》的時候打算研究的是緊隨工業(yè)革命而來的技術變革；但我很快就發(fā)現(xiàn)，在相互聯(lián)系日趨緊密的19世紀中期，沒有什么研究對象是孤立的。2

《黃金時代》的副標題是“英國與現(xiàn)代世界的誕生”，但這不是一本英國史，也不是一部大英帝國史，更不是一部全面的全球史。相反，它講的是英國與世界的各種各樣的關聯(lián)——梅里韋爾和《倫敦新聞畫報》的編輯已經(jīng)揭露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我看來，正是這些關聯(lián)定義了這個時代。簡單來說，這是一部將英國放在世界中的英國歷史。